近年來，輿論指出，中國人需要懺悔，中華民族需要懺悔，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懺悔！但真正勇敢地站出來誠心懺悔的人，少之又少。難道說，經歷半個多世紀的極權統治，人人手上、身上、腦子裏都乾乾淨淨？
2006年8月1日 1:03 PM 1950年「土改」時，父親教導我「要遠離政治，永遠不要摸槍」，我只做到了一半，一輩子沒有「摸槍」，卻未能做到「遠離政治」。
2002年6月1日，我飛抵加拿大之後，寫了一部22字的長篇小說《佛懷煽仇錄》，揭露了中共1950年「土改」運動殺戮200多萬地主的罪惡，突破了半個多世紀中共嚴厲的文藝禁區，戳破了中共「工農聯盟」的謊言。
「這是為什麼？」——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用武力奪取中國大陸政權後，所作所為不得人心，人民紛紛起來反抗，便窮兇極惡地大規模地持續屠殺，以保住他們的政權。
通過以上親歷、親見、親聞和血淚的懺悔，把「絕大多數中國人包括世界輿論都根本不知道」的，中共對大陸人民長達數十年之久、黑暗中的持續大屠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從前面17個章節展開的場景和敍述中，今人可以看到在中共殘酷無情的統治下，喪失了多少優秀的中華兒女，人民承受了多大的痛苦，犧牲了多少人的幸福。
「搞臭自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嶽麓印刷廠工作三年多，在左家壟一帶，除認識陳亞陸之外，我沒有再交上一位「新朋友」。
劉媽媽的確是一位傳統型的善良老人，但是，她擔任居委會主任，對「階級敵人」卻是另一副面孔。有一次，一位「四類分子」來她家請示某事，劉媽媽訓斥時臉上肌肉繃緊，眼露凶光。唯唯諾諾的「四類分子」走後，劉媽媽又恢復了往日的慈祥，笑眯眯地對我說：「小陳，黨教導我們，對階級敵人就要這樣。」——黨性對人性的扭曲，可見一斑。
1954年中共頒佈第一部《憲法》以及後來多次修改，白紙黑字都印著人民「有言論、出版、結社……自由」。但「憲法」是為共產黨、毛澤東裝點門面、蒙哄國際輿論而制訂的，不是用於治國的。因此，它的許多條款只是從西方憲法中抄襲過來，根本沒有打算兌現，直至目前，仍不肯兌現。
還有一位高考落榜、石惠澤的同班同學曹辛星，讀高中時曾在《詩刊》上發表過兩首小詩。他進入左家垅蔬菜公司工作後，很快世俗化，不談學習，只談女人。與岳印的一位姑娘談戀愛鬧僵分手後，告訴我「她屁股上某個部位有一塊什麼樣的疤」，說的活靈活現。按說此君應該平平安安，沒什麼問題，但他命不長。
快過年了，一天下午去岳麓區政府辦事，遇到工業書記，區長正叫他打電話調岳印廠會寫毛筆字的人來寫橫幅、標語。工業書記見到我說：「小陳，你來得正好，趕快把標語寫了吧。」頂頭上司的命令，哪有不服從的，況且是光榮的「政治任務」，輕車熟路，立馬動手。
陳亞陸這人是個「口頭革命派」，每次見面，總是空談他前一夜的種種想法，雖然時不時冒出一、兩句豪言壯語，但骨子裏還是膽小怕事的，瞻前顧後，畏畏縮縮，根本沒有W君那種「幹一番大事業」的氣魄。一方面，顯示了他體質羸弱，性格優柔寡斷；另一方面，也很正常，在這種生死攸關的重大問題上，誰敢不掂量掂量共產黨的份量！
N越來越放肆，一天晚上坐在我的床沿談話，孤男寡女，同處一室，她突然往後一倒，仰天攤在被子上，投來一個媚笑，我趕緊把頭扭到另一邊。在送她回家的路上，老往我身上靠，我一讓再讓。
破案後，我心情複雜，愁眉不展，常常半夜三更被噩夢驚醒，心驚肉跳，不得安寧！腦子裏像打仗一樣翻滾，矛盾重重，左沖右突，總是出現一些針鋒相對的提示：
原來，W姑娘把Z君和我，定為這個組織的重點發展對象。她家住原新安巷45號一棟老式木結構兩層樓房的樓上，距離Ｚ君工作的印刷廠很近。某天在她家聚會，便特地邀請Z君參加，介紹與那幾位青年認識。幾個幼稚、莽撞、對「群眾專政」天羅地網毫不知情的年輕人，全然不顧一板之隔的鄰居是否在偷聽，便大發議論，大放厥詞，抨擊時政。
1963年，我在長沙市河西嶽麓區杜家塘小學當代課教師，教六年級語文。6月的一個星期六下午放學後，我正在整理學生的作業本，彭校長（兼黨支部書記）走到教室門口說：「小陳老師，有位同志找，你到小辦公室去。」
毛澤東是「不斷革命者」，在執政期間掀起的「運動」重重疊疊，一個緊接著一個。除上面例舉的建政初期的幾場血腥運動之外，比較著名的還有：「抗美援朝」、「農業合作化」、「反右」、「人民公社」、「大躍進」、「廬山會議反黨集團」、「文化大革命」……每一場運動都隨著毛澤東的喜怒哀樂、嬉笑怒駡而起起落落，每一句口號化成的行動都「勞民傷財傷人死人」，使生產力倒退。
「革命」是一個充滿暴力和血腥的可怕辭彙，自清末以來，在長期稀裏糊塗的流傳下，變成了一個「籠罩著五彩光環的褒義詞」，人們從不考究它的原始意義，只知道「革命」光榮，「不革命」可恥，「反革命」有罪。於是，人們紛紛參加以「革命」為名義的隊伍；於是，「革命隊伍」壯大起來。
這裏敘述的是真人真事，涉及無須隱諱者和已故人士，均用真名實姓；須隱諱者和未亡人，多用拼音字母或姓氏代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