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與財政大臣作對

　　不出大家所料，哈囉德‧威爾遜在1966年3月末宣佈提前進行大選。大選結果同樣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保守黨失敗，工黨以比保守黨多97個席位的總優勢獲勝。我們的競選運動平平淡淡，題為「要行動，不要空話」的競選宣言蒼白無力，只是準確地總結了特德對政治的影響。這次大選被多數人看作是威爾遜1964年大選勝利的延續，因此無人責備特德。我主要集中精力在芬奇利選區競選。這次，我繼續保持了比工黨候選人多9464張選票的較大優勢，自由黨居第三位，因此我還是滿高興的。但總的來說這是一段令人沮喪的時期。丹尼斯瞭解我的心情，出去為我買了一個四周鑲滿鑽石的戒指來使我高興起來。

　　特德‧希思任命我為影子財政大臣伊恩‧麥克勞德手下的財政部稅務發言人，這使我的精神更加振奮。新聞界一直猜測我將被榮升進入影子內閣。我當時並無此奢望。現在讀了吉姆‧普賴爾的回憶錄入我才知道特德也確實考慮過我，但他卻比較有先見之明地決定不那樣做，因為如果把我召進來，「他們就永遠別想把我趕出去」。

　　不管怎麼說，我擔當影子內閣之外的財政事務發言人比在影人內閣內任什麼職更能發揮作用。作為一個稅務律師，我所承擔的新任務對我來說是輕車熟路。儘管我沒有受到過經濟理論方面的正式訓練，但我天生在經濟學的概念問題上得心應手。正如我在任年金事務部的低級別部長時所發現的，我很幸運地擁有抓住技術細節，比較容易地理解相當複雜的運算的那種天賦。當然，這些並不意味著我敢懈怠。作為反對黨，在辯論財政法案時，自然得不到文官部門在技術方面的幫助，而只能依靠一些議會外的專家及議會同事的幫助，因此這是一項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工作。

　　幸運的是，我家裡的事情安排得很好，使我能夠按著議會極為緊張的日程去工作。馬克和卡羅爾都上寄宿學校了，不在家。雖然1965年丹尼斯將他的家族所屬公司出售給卡斯特羅爾公司，該公司不久又被伯馬赫石油公司收購，但他在生意界仍十分活躍。我們感到如果我們在離下院不遠的威斯敏斯特花園區租一幢房子，生活將更為方便。我們賣了我們在法恩伯勒的房子，在坦布里奇韋爾斯附近的蘭伯赫斯特買下了一座叫「蒙特」的住宅。這是一幢模仿都鋒式建築風格的房子，有一個很大的花園。室內裝飾是我少有的幾種業餘愛好之一。我當時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給臥室刷油漆。貼壁紙上——共有8個臥室。但我還是被那大客廳和樓梯嚇壞了，不得不請來了專業人員。我們買這所房子的原因之一是想讓孩子們放假從寄宿學校回來後在鄉間有個去處。但他們這個年齡的孩子們好像更願意在倫敦與他們的朋友呆在一起。因此，「蒙特」並沒有像我希望的那樣得以充分利用。但我進行的裝飾和修繕並不是徒勞的，在1972年我們把房子賣了，用賣房款買下了在福拉德街（切爾西）的房子。1979年我搬進唐寧街１０號前那所房子一直是我的家。

　　我感到這項新的工作很適合我，而且我是在一個令人激動的時刻開始這項工作的。社會主義經濟管理方式的不連續性和不負責任的現象當時已經顯而易見。由於工黨政府未能實現喬治‧布朗在1965年９月發表的關於《國家計劃》中對經濟發展作出的樂觀的預測目標，他的「國家計劃」成為工黨的沉重負擔。工黨政府在1966年５月的預算中宣佈將徵收「選擇僱傭稅」，工黨這樣做違背了它選舉前做出的「不大幅度增加稅收」的諾言，這種工薪稅的重擔實際上特別落到服務業頭上。反對這項新稅是我的一項重要任務。政府與職工大會早在1964年12月的多事之秋就宣佈了一項聯合「意向宣言」。

該宣言的失敗表明工黨政府依賴它所宣稱的與工會的特殊關係來實現「自願限制收入增長」，並用以控制通貨膨脹的辦法已經失去了它的信用。1966年7月工黨政府放棄了這種「自願限制收入增長」方法，宣佈凍結工資6個月，繼而實行6個月的工資「嚴格限制」。價格將被凍結一年，還呼籲在同期內限定股息。工黨政府授權成立的全國物價及收入委員會有權要求有關單位在提高價格或增加工資時必須提前一個月通知該委員會。該委員會還有權以樞密院命令的形式將提高價格或增加工資的計劃推遲，但推遲時間最多不超過3個月。政府還可利用其權力指示某項具體價格或工資增長不予執行。從總體上反對這項政策並在伊恩‧麥克勞德領導下反對那些提交給下院的「暫緩執行命令」是我的其他幾項重要任務。

　　作為財務發言人為準備即將在下院發表的首次重要講話，我讀了從下院圖書館借來故自大戰結束以來每個預算講話及財政法案，因此，我能夠向當時的財政大臣吉姆‧卡拉漢和他的財政部首席大臣傑克‧戴蒙德論證，這是戰後唯一的一個未能在社會服務方面做出任何微小讓步的預算，卡拉漢聽了無言以對。接著我猛烈抨擊了「選擇僱傭稅」。我對該稅的滑稽可笑之處痛痛快快地進行了揭露。企圖將製造業與服務業區別開來，將稅務負擔轉移到服務業。然後把錢作為補貼再轉交給製造業，可以證明是一種低效率的，很不正常的程序。正像我在議會所說的：「不管這項工薪稅究竟是什麼，它是一個徹頭徹尾糟糕的制度…我只希望吉爾伯特和沙利文今天還活著，那麼我們就可以再寫一齣戲劇了。這次回擊博得了我黨下院同僚的熱烈喝彩。新聞界也紛紛報導我。《每日電訊報》評論道：這次是一位女性把政府的國務大臣們打倒在地，然後又踏上一隻腳。伊恩‧麥克勞德親自在另一家報紙上就我在這次辯論中的表現寫了不少讚譽之辭。

　　同年秋季，我在布萊克普爾保守黨年會上作了演講，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成功演講。伊恩‧麥克勞德同樣在報上寫了大量文章。為準備那次演講我下了很大功夫——當然我所花的９個小時要是與我後來當保守黨領袖時花在寫大會講話的時間相比簡直是微不足道。那年秋季，我講話只用提綱，這樣可以更加自然隨意，也更靈活，可以隨時加進一個笑話或譏諷。儘管我所談到的這個辯論是關於稅務方面的，當我批評政府在收入政策和稅收政策上獨斷專行、破壞了法治時，代表們齊聲喝彩。我還十分誇張地說——這一點我必須承認，「對英國來說所有這一切是根本性的錯誤。這不僅僅是邁向社會主義的一步，而且是邁向共產主義的一步。」一些動輒大驚小怪的記者未敢苟同，但不久前改名的、仍為中左的《太陽報》態度則截然不同，它評論道：「一個厲害的金發女郎警告人們正在走向毀滅之路。」

　　我正確地看到，社會主義者對待公共支出和稅收的態度與他們對待公共開支與收入政策的態度兩者之間存在著一種聯繫——即同一個集體主義綱領下的兩個方面。如果它們得以全面實施，危害的將不僅是經濟自由，還有政治自由。但那時我和幾乎我的所有同事都未能認真考慮以上問題對我們自己政策方面的全面影響。儘管我們想降低和簡化個人以及商業稅賦，我們始終傾向於設想（這不僅僅是為了公共宣傳，而是我們的真正想法）——經濟的快速發展，公共開支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的不斷降低，將允許我們減少稅收。

我們曾有一些用於降低社會主義項目的公共開支以減少浪費的計劃。但是因為我們認為我們能夠創造一種對企業有利的環境，以便建立一種「良性循環」，即經濟高速發展，既使稅率降低，也可大量增加稅收；而稅率低又進一步刺激經濟發展。因此，我們並沒有像我們應該做的那樣來認真對待緊縮公共支出問題。實際上，在這上整個時期，無論是1956年，1966年，或1976年，保守黨政府或工黨政府都是在英鎊危機，黃金短缺或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干預時的緊危情況下才真正削減公共開支。這個做法直到1979年大選前期才最終得到改變。身為反對黨的保守黨提出緊縮公共支出的計劃實際上是因為我們相信必須這麼做。

　　60年代，我們作為可能成為未來政府的在野黨未能考慮我們在收入政策上究竟持何立場，這至少同樣是個嚴重的問題。例如，伊恩‧麥克勞德和我在強烈反對工黨的法定收入政策時，我們知填我們反對什麼，但我們並不十分清楚我們贊成什麼。這也情有可原，因為影子內閣內部在此問題上分歧很大。特德‧希思一貫注重實際，力求解決問題，並引以自豪，因此在這個問題上他從來沒有起應有的主導作用。影子內閣中唯一從原則上反對制定各類收入政策的人——無論是自願還是非自願的——是伊諾克。鮑威爾。而在我1967年進入影子內閣時，他還沒有能夠說服他的同事們。

　　但伊諾克是對的。他在經濟政策上有過兩次理性飛躍。而基思‧約瑟夫和我在多年後才做出這樣的理性飛躍。首先，他已認識到並不是工會抬高工資而引起通貨膨脹，而是由於政府增加了經濟中的貨幣供應量引起了通貨膨脹。因而，收入政策與制止通貨膨脹的政策極不相干。收入政策在其他方面的影響——降低人們的積極性、引起誤導、導致罷工，而使國家與工會對立——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實際上是政府自己造成了問題，卻指責別人。那時及後來伊諾克卻未能吃透的唯一的一個方面是工會權力與通貨膨脹之間的間接關係的重要性。

這主要是因為工會權力過大會使實際工資水平大大高於市場水平，這種過高的工資又會使工會會員失去工作，導致會員及非會員的失業人數增加。由於政府對排長隊領救濟的情形極為敏感，就會做出如下反應：降低利率，增加貨幣供應量。這會在一段時間內擴大需求，增加就業，但同時也增加了通貨膨脹。所有這些變化將促使工會再次抬高工資。一切又將從更高的通貨膨脹水平上再次重複。解決這個問題只能靠實行貨幣緊縮政策，減少工會的權力。前者是為了制止通貨膨脹，後者是為了不讓工會製造失業，因此，我們將不得不在某個時候解決工會法的問題。除此之外，伊諾克關於通貨膨脹原因的認識是極其重要的。

　　第二，他已認識到共識性經濟政策造成另外一種十分有害的想法，這涉及到國際收支經常項目的所謂「制約」作用。為了增加出口，減少進口，人們認為有必要實行總體主義的干涉主義產業政策。但是真正的「制約」是由聯繫匯率制帶來的。人們接受了它，沒有向它挑戰。如果像伊諾克倡議的那樣允許英鎊自由浮動，所謂的國際收支的「制約」就會消失了。實行其他干涉主義做法的壓力也同樣不復存在。正如他1967年在經濟事務研究所的一本小冊中所闡明的，「控制貨幣的國際價格像控制市場價格的任何其他做法一樣，將導致其他的控制，而這些控制是對每個人自由交易、旅行、投資的嘲弄。」

　　當然，如果放棄聯繫匯率制，也就失去美元（黃金）的依託作用。同樣正確的是一個經常擁有貿易赤字的國家很可能是一個經濟虛弱，因而需要進行根本性結構調整的國家。然而不會永遠是這樣：有經常項目赤字也可能證明有大量私人資本湧人某國經濟。由於改革，在該國的投資回報率商，因而大量私人資本湧入，造成經常項目赤字。

　　當然，任何不足與缺陷都不能降低伊諾克‧鮑威爾所做貢獻的巨大重要性。通過說明政府貨幣政策而不是工資引起通貨膨脹，自由浮動匯率將打破所謂的國際收支經常項目的「制約」，伊諾克使保守黨對其經濟政策進行重大修改成為可能。他使我們擺脫了那種老的思路，那種思路會使英國的經濟和社會計劃性越來越強。

　　1967年10月，特德任命我為前座燃料及動力事務發言人和影子內閣成員，也許是由於我在下院的良好表現，也許是由於伊恩‧麥克勞德的推薦，特德改變了他不願意讓我入閣的初衷。我的第一個任務是閱讀所有關於引起去年阿伯凡災難原因調查的資料。這個災難是由於礦碴堆滑入了威爾士的一個礦山小村造成的，共有116名兒童和28名成人喪生。許多死者的家長在公眾席旁聽這次辯論，我為他們感到難過。國家煤炭局受到了十分嚴厲的批評。我想，有人應該引咎辭職，但作為影子內閣發言人首次在議會講話，我並沒有十分明確他說出我的這個想法。這個報告揭示出來的問題使我認識到：在任何一個大的組織中，人們會多麼輕易地認為別人已採取了必要的行動，負起了責任，正像後來的悲劇所證明的，這是工業文明亟需解決的問題。

　　在議會活動之外，我的主要興趣是試圖尋求發電私有化的機制。為了這個目的，我參觀了幾個電廠，並且儘可能地徵求我的商界朋友的意見，但結果是毫無所獲。到1968年10月我調任交通運輸事務發言人時，我還沒有找到我認為可行的方案。交通運輸事務部並不是非常有趣的部門，因為議會剛通過了一個重大的交通法案、該法案改組了鐵路、對公共汽車公司實行國有化，成立了一個新的國家運輸貨物局。這實際上等於一下子就實行了政府提出的交通運輸政策的大部分內容。在我擔任運輸事務發言人期間，我極力反對港口國有化。但是，總而言之，交通運輸事務不是一個大有可為的部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