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黑爾向我提出的問題——我將如何兼顧家庭生活與政治很炔變得更加現實了。1953年8月，我的雙胞胎兒女馬克和卡羅爾降臨人間。離「那個孩子」出生還有六個星期的一個星期四晚上，我開始疼痛。白天，我已看過醫生，他讓我下週一再去醫院做Ｘ光檢查。他說，有點事他需要再查一下。現在看來我不能再等星期一了，我馬上被送進醫院。醫生給了我鎮痛藥，幫助我晚上睡眠。星期五早晨做了調光檢查。

令大家十分驚奇的是檢查發現我要做兩個孩子的母親了。不幸的是，還有別的事，我需要在第二天做剖腹產手術，兩個基本點小嬰兒，一個男孩，一個女孩，出生時並沒有馬上見到他們的父親。因為丹尼斯預計一切正常，他就去橢圓板球場看國際板球決賽了，無法跟他聯繫。那天，他得到兩條同樣驚奇的好消息。英格蘭板球隊戰勝了澳大利亞隊，他自豪地成為一對雙胞胎的父親。

我要在醫院住兩個多星期。實際上，那個時候，產婦一般要住三個星期的院才能出院。這就意味著在產後恢復期的最初幾天不舒服的日子過後，我發現我又有時間了。當然，我們過去一直以為撒切爾家庭將只再添一名成員，因此，第一件也是最急的任務是給有關商店打電話，訂購兩套嬰兒用具，而不是一套。很奇怪，將馬克和卡羅爾帶到這個世界上既使我感到巨大的輕鬆和幸福，也使我感到不安。母親對孩子的愛可能是我們擁有的最強烈、最本能的感情。

許多人把「只」做一個母親或「只」做一個家庭主婦看作是第二重要的事情，我從來不是這樣的人。無論我當首相前還是當首相時，每當我聽到這樣的暗示，都十分氣憤。當然，做一個母親及家庭主婦是某種高尚的天職，但是我卻感到它不是我唯一的天職。我知道我也想有自己的事業。我經常引用泰恩茅斯的議員艾琳‧沃德說過的一句話，「家庭必須是一個人生活的中心，但是一個人的抱負不應侷限在家的範圍內。」我確實需要有個事業，因為，很簡單，我就是那樣一種人。而且，並不是任何事業都行。我希望的是一種能使我保持思維敏捷，並能為我的政治前途做準備的事業，我相信我完全適於從政。

因此，我在醫院住了一週後就下定了決心。我讓人把12月份律師最後考試的申請表寄給我，填好後連同考試費一起寄出。我知道我對自己玩的這點心理遊戲將保證我帶著我的雙胞胎子女一回到天鵝公寓就投入法律學習，而且我需要好好組織我的生活，以便既能做一個母親，又做一個有專業的職業婦女。

實際上，這並不像聽起來那麼難。我們在天鵝公寓的房子挺大，足夠用，但也有不足之處。因為是六樓，我們就在所有窗子上裝上窗櫺。沒有花園，就把孩子帶到朗尼拉公園去玩，每天兩次。這反而對他（她）們有好處，因為他（她）們開始習慣於見到其他孩子並與他們一起玩耍。起初，我們不懂公園的規定，球曾被公園管理員沒收過。一般都是保姆芭芭拉帶馬克和卡羅爾去公園。週末時，由我帶他們出去。芭芭拉曾在巴那多護理所接受過訓練，孩子們特別喜歡她。

50年代，婦女的作用開始發生重大變化。在那之前，家庭一般比較大，等最後一個孩子長大離開家時，婦女一般年過中年；由於還沒有可節省勞動的電器，做家務花的時間比較多；家裡也常常是一個社交場所，全天都有從送奶工到擦窗戶的各種生意人光顧，有的也許只是進來聊會兒天或喝杯茶。因此，很少有婦女有機會或感到有必要出去工作。50年代，這種情況開始改變。到80年代的時候，一切大有改變，不可同日而語。因為家庭變小了，孩子們離家時，婦女還比較年輕；由於有了家用電器，家務負擔輕了；每週去一趟市場或超市，代替了以前等人送貨上門。80年代也出現了另外一種變化，即這樣一種趨勢：婦女開始在結婚後繼續工作，30來歲時離開工作去生兒育女。

這些變化使許多人主要是中產階級強烈要求對兒童保育機構實行稅收減免，如保姆、遊戲組織，或者以教育的形式出現的托兒所。作為首相，我頂住了這種壓力。有工作的婦女本來就給家庭帶來更多的收入，而在家裡照顧孩子的婦女的家庭只有一個人的收入。我認為不應該用後一類夫婦交來的稅去補貼前者的家庭，這是一個是否公正的簡單問題。

當然，以上這些看法並不影響我作為一名年輕的母親做出自己的決定。我特別幸運，我可以依靠丹尼斯的收入來僱用一位保姆在我不在家時照顧孩子。只要我能夠巧妙地對每件事作出細緻。的安排，我就能既作一個稱職的母親，又作一個有效率的職業女性。只靠別人照顧孩子是不夠的，我得安排好我的時間，以便有時間與孩子們在一起。而等我成為一名出庭律師後，我還可以在接多少案子上有一定的自由。我可以根據家庭的情況在某種程度上調整自己的工作量。至於政治，我們生活在倫敦，我的丈夫在倫敦地區工作，議會也在倫敦——很明顯，我必須找一個在倫敦的或倫敦附近的選區。正是綜合以上這些不太尋常的情況，我才決定我的孩子雖小，我仍可考慮當議員。

我有了雙胞胎後不久，約翰‧黑爾從中央總部給我寫來了信：

「我很高興獲悉你生了雙胞胎。你太聰明了。這將對你作為一名候選人產生什麼影響？我已高興地把你的名字列入候選人名單，如果你不希望我這樣做，請告訴我。」

我回信表示感謝並寫道：

「在出乎意料地生了一對雙胞胎後——此前我們從未想到會有兩個孩子——我想我最好至少在6個月內不考慮當候選人。家裡需要很好地重新組織一下，還需要找一個可靠的保姆，然後我才能放心地去做別的事。」

因此，我的名字，像約翰‧黑爾所說，「暫時冷藏起來」。什麼時候再列入候選人名單由我來做出決定。

我自己劃定的６個月的政治過渡期很快過去了。我也已經通過了律師最後考試。我起初考慮專攻專利法，因為我想這樣我就能夠利用我的工業和科學知識。但看來搞專利法的機會是有限的，也許搞稅法會更好。無論做什麼，我都需要刑法的基礎。因此，1953年12月，我參加了內殿律師學院的弗雷德里克‧勞頓律師事務所，開始了6個月的見習。弗雷德里克‧勞頓律師事務所是一個習慣法事務所。他是我所知道的最優秀的刑法律師之一，他機智，他對人的本性及自己的職業看得很清楚，用詞通俗易懂。他給了我精心的指導。

實際上，我必須取得不少於四類律師事務所的工作經驗，這部分是因為要想專門從事稅法工作，首先必須在幾個領域內都有一定基礎。所以我領略了刑事法庭的唇槍舌戰，也欣賞了財務法庭裡精確的表述，然後又研究公司法的細節。但我越來越自信地認為稅法將是我的長項。它與我的政治興趣交匯在一起。稅法是理論和實際的極好結合。還有一點我們很有把握的是，搞稅法絕不會缺乏客戶，因為許多客戶急於從極其複雜並不斷變化的大量稅法中找到路子。

學習、觀察、討論及最終從事法律工作對我的政治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這方面，我可能有點不尋常。熟悉法律往往至少使人產生某種程度的玩世不恭，如果說不是油滑的話。而對我來說，熟悉法律使我更加深刻地理解「法治」的意義。「法治」是保守黨人掛在嘴邊上的一個詞。

從我上大學時及以前讀到的材料中，我就已經清楚地知道自由制度和非自由制度的區別是，前者是法治的制度，而後者則是暴力的制度。但「法」的本質是什麼？它的演變過程是什麼？它為什麼在英國根深蒂固而在別處卻根基很淺——近代歷史已證明這一點。我正在學習的法律教材基本上不是來口答這些問題的。但這些教材中所闡述的法律原則使我不斷想到這些問題。同樣，當我讀到英國法律形成階段的著名法官的故事時，我對英國法院為英國的自由奠定基礎的神秘的積累過程產生了日益濃厚的興趣。

但對我影響最大的是A‧V‧戴西的作品——特別是他的經典教材《憲法之法則》。多年來，人們總是習慣於攻擊戴西教條式地反對新的行政國家，現在仍有許多知識淵博的評論家仍在這樣做。但我卻對他的理論深表贊同——有一點可能並非不重要，即戴西雖然是個法律大師，但從內心講，他更是一個典型的自由派。用戴西的活，「憲法之法則」源於「幾代英國政治家和律師不斷努力錘煉出來的兩個指導原則」。第一個是議會至上，第二個是法治。我把法治簡單概括為「法律高於一切」，這種概括當然是不充分的，無論戴西1885年創作時，還是大約70年後的今天我讀他的作品時，法治這個詞仍具有濃厚的英國或至少是盎格魯撤克遜風味。我後來又讀了海克的代表著作《自由之憲法》和《法律、立法與自由》後才真正開始認識到這一原則有廣泛的應用性。

如果政治已融入你的血液，任何事情都像是又把你帶回到政治去。不管是回味戴西的著作，鑽研複雜的稅法，或者與律師學院保守黨協會的成員們討論當前的問題，我的腦海中最重要的還是政治問題。因此，當1954年12月我聽到奧爾平頓選區有候選人空缺時，我馬上給中央總部打電話，要求將我列入候選人名單，因為我知道，奧爾平頓與我的舊選區達特福德為鄰，離倫敦也不遠。我參加了面試，並進入縮小的候選人名單。我與丹尼斯坐在選拔委員會的會場外，我聽到來自當地的候選人唐納德‧薩姆納（也是當地保守黨協會主席）在他的講話中堅定地表示，奧爾平頓真正需要的是「一位真正瞭解這個選區的一切的議員——一個知道洛克斯博特姆（奧爾平頓舊名）道路狀況的人。」我和丹尼斯都禁不住大笑。唐納德‧薩姆納成為該選區的候選人。

選拔委員會的決定自然使我很失望，因為奧爾平頓本可能是我理想的選區。現在看來，在大選前——大選好像越來越近了——找到像奧爾平頓這樣對我合適的選區非常不大可能了。因此，我寫信給約翰‧黑爾說，我現在將「繼續從事律師工作，多年內將不再考慮進入議會的事」。他也許比我自己更瞭解我，他在回信中說，如果在肯特郡有某個能夠獲勝席位的話，希望我至少重新考慮我的決定。但我堅持自己的決定，同時，我也表示如果需要，我總是願意到選區去講話，而且將積極參加大選運動。

雖然，總的來說，我是一個忠誠的保守黨人，但一段時間裡我已感到政府本來可以在放棄社會主義、實行自由企業政策方面採取更進一步的、更快的行動。但要想說服公眾輿論——或者其實是他們自己——使他們相信味道濃一點會更可口是不容易的。實際上，到1955年，在取消控制方面，或將國有化的工業還給私營部門方面已取得了不少但步伐不大的進展。食品配給制也最終停止了。已採取重大措施來恢復貨幣的可兌換性。鋼鐵國有化已經停止，而且已開始出售公路貨運企業。此外，自1951年以來，國有部門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逐年穩步下降。還有一件事對未來具有重大意義：英國廣播公司的廣播壟斷被打破，商業電視開始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