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雞啼了

1976年毛逝世。毛的孝子華國鋒用『二個凡是』繼續毛的政策，1978年中共的開明派胡耀邦擔任了中央組織部長和中央紀檢委員會的負責人，同時開始平反冤錯假案，勞改隊的消息總是要來得晚一點，不過我們衛生所因為接觸幹部較多，還是得到一些社會的變化的消息，雖然晚了點。

1979年我到場部法院找到了姓朱的法官，那是在發洪水那年他曾來拘押地給被押人訓過話，我感覺到此人比較和善，果然朱科長給我指了條路，只要夏書記指示，他們就給我辦復查。我覺得眼前一亮，因為我知道夏書記和他的太太，夏書記是農場的副書記，分管政法，我曾給他和他的太太做過推拿治療。於是我到了夏書記家把我的申訴狀交給了他的太太。這時龔醫生他們都得到了平反右派的通知，王所長通了消息給我，他說我可以提出平反右派的申訴。當時我真的覺得不可能，因為我被送勞教時只是個中學生，我也從來沒有向黨提過意見或寫過大字報一類的東西，但王所長說他已看過我的檔案，我確是右派問題送勞教的。這樣我決心試一試。不久我收到白湖公安分局的一張平反決定書，只是說“原認定某某某與某某某、某某某寫反動詩詞，借古諷今，散布攻擊誣蔑社會主義制度的反動言論等等等等，事實上不能成立。原決定戴上現行反革命帽子是錯誤的，現決定撤銷刑事……號批復，對某某某予以平反。雖然這一紙平反書對我來說並無多少意義，因為既然身處勞改隊，這有或無帽子對我來說在實際上都是一樣的，不過我看到了平反書上引用的原判決書中並無所謂的反革命組織的認定，我覺得這又一次證實了『坦白從嚴，抗拒從寬的真確性。試想當時如果因為不堪刑罰，或鬥爭的火力或有對這種政策攻勢的幻想，承認了有反革命組織』的話，不但坑害了很多人，而且在當時那種形勢下我有可能被殺害了。

接著我又收到廬江縣政府的一紙文書，說的是某某某因右派送勞教，現根據某某號文件，摘去某某某的右派帽子，王所長看了搖頭嘆息，因為他覺得摘掉帽子沒多大意義，但我卻很高興，有這一紙縣政府的文件在手，對我來說就是有了一張認定的文件，有文章可做的。接著我請所長出面讓我請假到上海探親，雖然我在上海早無親可探了，大隊很快就批准了，謝謝所長。

踏上了一別二十年的去上海之旅，我選擇了長途汽車和南京到上海的大輪，一路順利，很多人說在路上要注意，因為車站和船碼頭上的公安一眼就能識別勞改隊出來的人，他們好找麻煩，可是一路上我並無此種感覺，我想這都是自己的心理作用造成的，因為勞改隊待長了，人人都被訓成自卑感特強，對人低頭哈腰，奴氣十足的動物，到了社會上與普通人之間會有明顯區別，但我從來也沒有自卑感，相反我鄙視以暴力和把人民視為草芥的統治者，一路上我抬頭挺胸，氣宇軒昂的並沒有把別人看得比我高一點，儘管我穿得破爛，卻也沒人對我小看。

到了上海，我即去原校找原黨支部書記姚娟，人說她已調往他校，我就去他校找到了她，自我介紹後，看來她頗為吃驚，她要我回原校去辦平反，她應允為我作證。接著我去了上海市委改正辦公室，說明來意後，接待的一位中年幹部看我出去時的年齡很小，他說我當時是可能屬於孤兒收容性質，不屬於政策範圍，不管我再三說明當時情況，他還是不信，看樣子他要趕我走了，於是我出示了廬江縣的文書，這樣他才將信將疑的對我說如果這是真的，我應該去徐匯區教育局辦理，於是一腳把我踢了出去。

我再次到了學校，找到學校人事組，當時人事組有二位中老年的女工作人員，反正在學校人都叫她們為老師的，一位是負責人事的鄧老師看上去非常慈祥，聽了我的述說很吃驚，看得出來她產生了很大的同情感，她催促著另一位搞組織的朱老師辦理我的案子，朱老師的身材比較臃腫，臉黑黑的，她叫我去找區改正辦公室，這樣我又被踢到了區裡，區改正辦負責人是一位瘦瘦的老先生，姓薛的他給學校的朱老師打了電話，要她做我的平反文件，並在電話裡囑咐了很多，看來這位薛老師也是被平反的，一定也吃過很多苦的，因為他的認真程度真是超越一般，那時多數的改正辦的幹部都是在共黨體制內曾吃過苦的人，他們曾身經其痛，所以辦理平反的事就會很認真。

數天後我拿了朱老師打好的文件又到區裡去找薛老師，因為我看了朱打的文件，對我平反的名稱和內容不是寫的很明確，我要求寫清楚平反的性質和平反後應有的待遇，我的理由是安徽勞改單位對右派平反的政策落實不是很認真的，薛老師也對這份文件不滿意，他說你們朱老師怎麼沒按照我講的那樣寫，於是他拿起筆來在文件下方添了幾行字，這幾行字就改變了我今後的命運。

我拿著決定我命運的這張紙，回到安徽，我知道如果回到農場，等待我的將是外甥打燈籠，一切照舊，不同的是在身份上和我的檔案上改了個叫法而已，所以我暫不去農場，先去安徽的一個縣的一個公社，我妹夫的哥哥下放在那裡當農民，通過他去找到公社衛生院的院長，我出示了我的業務證明和平反文書，說明我不計較待遇，他同意接收我。這樣我有了第一個去處了，然後我就坐車去了安徽省會合肥，在旅店裡住一宿後，第二天一早我就直奔安徽公安廳。一個處長級的人接待了我，他說按照我在上海無親人，58年離滬時並無工作的情況，依政策應該留在農場，可以考慮給以改變身份和提高工資。於是我出示了上海改正辦的平反文件，要求按文件上注明的待遇訂定我的工資和其它，這一下我可觸了雷，處長大人發了脾氣，他說上海能指揮我們這樣這樣嗎，你叫上海去給你落實政策好了。我一聽覺得這裡有門道，我說處長，那就請把我的戶口轉去上海，我讓上海給我落實政策。這可讓處長大人為了難，他說給我遷戶口去上海是不符合政策的，我說那就請把我的戶口遷出農場給我本人，讓我自己去上海辦理，處長還在氣頭上，他說聲可以，就去出了一張戶口證明給我，不過他對我還是有點同情心的，他語重心長地說，某某某以後就看你自己去掙扎了，當時的中國戶口管制著每一個人，沒有戶口就意味著是個黑人，到哪裡都不給工作，不但沒有當地糧油等一切生存必需品的供應，而且還隨時都有可能被捕捉去作奴役。而人們的遷移必須要有公安機關間的接受證和調動證，象我這樣的叫做袋袋戶口，拿一張袋袋戶口的人，是無處立足的，特別是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沒有上海公安局的事前開出的接收文件，可以說根本無法在上海生存的。可是這對我這樣一個經過九死一生的人來說，我難道還甘心留在這個地獄裡嗎。

我帶著我的戶口遷出證回到了農場，是去向人們告別，是去向那耗磨了我十多年生命的農場，一塊沾滿了我的和別人的血淚汗水的土地告別，當然也不出我之所料，我也沒有得到在此十多年來勞動的哪怕是一分錢的補償，我毫無留戀的離開了它，用我口袋裡最後的一點錢買了車票，帶著我前所未有的自由感，向上海這塊對我來說是前途未卜的地方奔去。

火車隆隆地向前飛馳，鐵軌和二邊的田地雜樹向後消逝，看著向後一條線樣瀉去的景色，我有一種解大便樣舒服輕鬆的感覺，好象是一個長期便秘的人，二十年的積便正在嘩嘩地拉出去。

我右側鄰座是一位消瘦的中年婦女，看上去很清秀，但從眼裡流出來的是一種非常憂鬱的神情，她居然會講上海話，旅途寂寞，不免和她聊起天來，原來她還喜歡說話的，從她的個人人生經歷來看，我也深為為她惋惜，雖然她的遭遇要比我強得多，我勸慰她至少她還過著衣食飽暖的生活，可是她卻認為因為我沒有親身經歷她的生活而不理解她的痛苦，據她的說法，人不只是為衣食而活著的，她的精神痛苦遠大於衣食飽暖。她是50年代學校畢業後被分配到上海的一個鑄造廠的一個科室當科員，當時她是一個團員，積極爭取進步，已經向黨組織提交了入黨申請。她年輕漂亮在廠裡有許多年輕人追求她，她和一位技術人員熱戀上了已有二年，並已拜見了雙方父母，交換了信物，只等擇日結婚了，這時廠裡調來一位負責科室的黨支部書記，從此改變了她的一生。這位黨支部書記是在朝鮮戰爭中變成殘廢的，炮火炸掉了他的一條腿和一條胳膊，半邊臉則被燒成疤痕臉，於是組織上找她談話，要她和支書結婚，照顧支書的日常生活，這是黨給她的光榮的政治任務。當然如果她拒絕黨的政治任務，後果是嚴重的，就這樣她被迫放棄了自己的愛情和未婚夫，嫁給了一個自己完全陌生的殘疾人，她的未婚夫也因此受牽連而被調去別的地方。十多年來她為這位支部書記生養了五個小孩，然而書記的脾氣仍很壞，經常被嚴厲的呵責甚至挨打，然而還不可以有任何不滿，更不能尋求任何社會援助或司法援助，因為這種婚姻是用黨的需要，政治任務，組織安排，為黨和革命作貢獻等等等等的光環包裹著的，這好象比法海和尚鎮壓白娘子的雷峰塔還要厲害得多。

我在那裡聽著為之嘆息。聞君幽幽述，都是戚戚聲，小時我也看過很多有關古代父母包辦婚姻的戲劇，象西廂記、梁祝哀史等等，當時對這些封建包辦婚姻深為痛恨，想不到現時用最現代化理論馬列毛主義包裝起來的黨包辦婚姻竟要比封建時代厲害得多。封建時代的熱戀情人還能私奔或徇情，可是在現代的黨一統的世界裡，可能連徇情也不敢，因為那肯定會被帶上四類分子帽子甚至遺禍全家的。

夜色降臨了，火車在繼續行進，那位憂鬱的支部書記老婆閉上了眼，把頭靠在座把上憩息，我的思緒久久不能平靜，回想起許多聽來的故事。我想起了我妹夫對我講的事情。共產黨打下了中國後，很快就開始經營新疆這塊少數民族佔多數地方，當時採取的是囤兵墾殖的方法，是以在南泥灣大規模種植鴉片的王震為首的三五九旅以及國民政府的降兵馬步芳和傅作義部為主的，然而要叫部隊經年累月的待在這荒蕪的大漠務農，沒有女人不能安定軍心，於是王震在內地主要是在蘭州，許以工資和好的待遇去招民工，這是屬於正常的方法，然而民工來了不久大多都又逃跑了，於是王震就找周恩來商議解決的方法，不料周竟爽爽快快地應承說：不用化錢，我給你解決。其實周恩來的辦法就是冠以好聽名字施以強迫的手段，這是共產黨和周恩來慣於使用的老手段，當然不能用抓勞教那樣，因為這是給當兵的配給老婆以及往新疆移民的需要，所以從1956年開始，各地就收到了中央給的移民任務，剛開始用欺騙的方法叫招工，把學校的學生先搞一批去滿足軍隊當官的需要，接下來就改了名稱叫支邊就是支援邊疆，這就帶上了政治性質，有了強迫性，如果被攤上支邊的人不願意去，裡弄裡拿黨錢的小腳隊天天敲鑼打鼓的圍著門並找你談話，名曰動員，實為軟禁，再進一步就是斷了你家所有人的工作，斷了你的生活出路，如果再不服從，下一步當然就會是國家專政機關採取行動了，不過一般來說人們都在黨的第二步行動時就屈服了，這樣就皆大歡喜了，當兵的配到了老婆，農場裡分到了農工，大量的移民把少數民族壓擠到狹小的地帶，只是苦了支邊的男女青年。我的妹夫也是支疆青年的其中之一，這些事就是他向我述說的。

我又想起了小戚，她全名叫戚家珍，那是我騎自行車去西大圍給周技術員運米的途中認識的。東大圍去西大圍途中要騎二三個小時，去時空車倒還好，苦的是回來時，因為自行車是一種加重車，後馱著一大麻袋的米，那是當年打下來的新米，是周通過關係在別的大隊搞的，新米好吃但死重死重的，苦了我的二腿，卻快活了李醫生一家的口福，只因為周是我們衛生所管藥房的李醫生的老公，而李醫生是幹部醫生，她也能管到我，得罪了任何一個幹部，以後我的日子就難過了，所以這種苦差我是必須去做的，他們也是認為理所當然的事。

再說那天我在東大圍去西大圍的大堤上踩著車，只見前面有位女子扛著鋤頭在前蹣跚而行，忽然她倒在地上，我趕快停下車，彎腰一看，這位女子好象昏迷了，我高聲喊叫，從大堤下的田裡又爬上來幾位女子，於是大家七手八腳的將這位女子扶上我的車，由我推著她去到她們中隊的工棚，我和她們中隊的一位老太婆隊醫一起對她做了點降溫等急救措施也就清醒過來，原來她只是中暑而已。從此我才知道這裡還有女勞教隊的。

第二天我還去西大圍，因為這次有二包米，而昨天只運了一包，去的路上我又繞道去這個中隊，那個老太隊醫帶我去看望了這位女子，她還躺在鋪上，因為中隊給了她一天病假。我給了她二個我從大隊副業隊搞來的雞蛋。她很感激，和我聊了一會，她是縣裡某米廠的一個職工，因為廠保衛科長強姦了她，她往上告了，但這位科長的背景很硬，而她的父親又是個右派，所以為了維護黨的光輝形象和打擊階級敵人的反攻倒算，小戚被以腐蝕革命幹部的罪名送來白湖勞教了，其實我知道這是很容易的，送人勞教對一個保衛科長來說只是拿支筆填填表的事。以後因米市已過，周沒有新的任務給我，我沒再去過西大圍，從此也沒再見過小戚。

有一次所長因為要搞好軍民關係，常叫我去堤外附近農村出診，是一位大隊支書的腰扭了，好象挺嚴重，癱在床上起不來，大隊的赤腳醫生用了針灸和藥物都沒見效。我背上了出診箱，擺渡過圍河，那時從一大隊到對岸有了個擺渡船，這是方便大隊的人去場部辦事的，因為我常到場醫院辦事，所以擺渡的早就和我混得很熟了，也不要我的大隊證明。當時正值秋季枯水期，船很快就到了對岸，從場部右拐就是農民的一個生產大隊，一進村落我遇到了平生第一次看到的所謂遊街，只見一群農民推著一位披頭散髮的婦女，這位女子的衣服已被扯的破爛，上身衣襟被撕開露出了半個乳房，頸上掛著一雙破了的鞋子，前面一個女人拖著她的頭髮，後面有二個男人推著她的背，這可憐的婦女手裡還提著一個破鍋，用另一隻手拿著一根木棒，一面敲鍋一面叫我是破鞋我是破鞋，因為所裡為了搞好與公社的關係，現在叫公關工作，我常常去附近農村給那些大隊幹部們看病的，所以認識一些農民，我一看不禁心中叫一聲天哪！這不是秋花嗎，秋花的祖父在解放前在當地算是個鄉紳，在滿清時祖上當過官，也算是書香世家，因為家中有點土地，所以在土改時被划成了地主，也是在這個地方戴高帽遊街的，後來死了。秋花的爸爸雖然沒有一分土地，但是因階級鬥爭的需要當然也繼承了一頂地主帽子，成了比印度那種賤民制度中的賤民還要賤的賤民，但是我想不管怎樣吧，她爸在舊社會時在縣裡上過中學，總算曾經是享過地主的福，可是秋花生下來是解放以後的事，秋花從來沒有半分土地，生下來就是吃糠咽菜嚼山薯藤長大的，但是秋花還是背著地主分子的黑鍋，或是叫做地主狗崽子，平時做最苦的活，拿最少的工分。而那個大隊的黨書記和民兵大隊長也是繼承了他們父母的，解放前他們上輩本來是沒有正當工作的社會分子，多數是為人較凶狠，毛澤東稱之為流氓無產階級，平時農民們都怕他們的那種人，這些人自然成了土改時的積極分子了，土改後這些人入黨，破壞了舊時統治農村的宗族、祠堂、鄉紳系統，就成了農村的統治階級，也就是黨在農村的基層力量了，農民給他們真是管得服服貼貼的。他們的子女當然會繼承了父兄的打下來的天下，文革時一句著名的話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這是為周恩來肯定的，而且周還下了命令殺了對這個理論的質疑人『遇羅風』，後來我也查過一些馬恩的書籍怎麼也找不到這句話，我想這可能是所謂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吧。

火車吱吱的慢下來停了，突然格登一聲慢慢的又向前開動，我的思緒又回到秋花身上來，秋花雖然乾的是重活，吃的是粗劣，人也很老實，但一個十七八歲的大姑娘到是出落得很漂亮，所以大隊幹部將她派去看場基，夏天很炎熱，到了晚上天氣開始涼快起來，於是大隊幹部們搖著蒲扇，拖著木拖鞋啪達啪達地輪流著去查場基，於是大隊幹部們輪流著去強姦秋花，秋花受慣了凌辱壓迫，從不敢吱聲的，其實這個村子裡也是人人皆知的事，我就是在和農民們閒聊時聽他們說的，可是沒有一個人敢管這個閒事，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這年頭誰也怕被人說同情階級敵人的。但是秋花怎麼又變成了破鞋被遊街了呢？好奇心驅使我去打聽這件事，原來有一天幾位大隊幹部們因為爭風吃醋在場基上打了起來，鋤頭鐵銑都用上了，一位黨的幹部的頭上打出一個大洞，送去縣裡的醫院，事情鬧得很大，直至縣委書記也惱了，為了維護黨在人民心中的光榮和偉大，而且事件起根於秋花，這件事被定性為階級敵人腐蝕革命幹部的典型，於是就出現了前面破鞋遊街的那一幕，這也算是秋花為光榮偉大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做了貢獻吧。

想到這裡，胸中如堵，謂然而嘆。從我懂事以來所受的教育，好象共產黨都是為人民的，所提的口號都那樣的偉大，都受到人民的擁護，比如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啊，婦女解放男女平等啊，可是共產黨在實際的作為中為甚麼又有如此的不同呢？周恩來用行政命令等於是強迫性的將大批城市知青運到邊疆去給兵們做老婆，這難道都是這些女青年自願的嗎，只是為了新疆囤兵的需要。周恩來將一位年輕的女醫生配給滿清的末代皇帝，特赦釋放但沒有性功能的傅儀作老婆，是為了作統戰工作，將中國的曾扮演五朵金花的漂亮女演員送給已經有了很多女人的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作小老婆，是為了國際統戰，至於我身邊這位支部書記的老婆則是為了黨的幹部的需要，也是給這位殘廢軍人的補償。這些都是在革命的名義下做的，然而是否尊重過婦女們的意志呢？難道婦女們的婚姻甚至性交也能當成一顆螺絲釘按黨需要去任意安裝嗎？這是把婦女們當成了貨物任意買賣，而且是無本買賣。難道僅僅放幾個象郝建秀這樣的婦女在人大或政協櫥窗就算婦女解放了嗎。繼而我又想到象小戚和秋花是屬於搞男女關係的一類，僅僅是為了黨的光輝形象，就可以冤屈婦女去做替罪羊，就算秋花是地主羔子，可是難道秋花不是婦女嗎，不要說女方是被強迫甚至是被強姦的，就算是屬於腐化，怎麼只有秋花掛破鞋，沒有黨幹部掛破襪的呢，這也算是男女平等嗎。難道將大批的婦女驅趕到田地裡去從事和男人一樣的重體力勞動就算是男女平等嗎？共產黨慣用華麗詞藻編織的漂亮外衣包裝它的醜陋的罪惡身體，記得毛澤東在某次說了句青年是八九點鐘的太陽，於是全國到處貼滿了兒童是祖國的花朵的標語，但是在實際上卻不是這樣的，到處是缺衣少食，沒有受教育權利，小小年齡卻在當童工受虐待的兒童。甚至我聽到過這樣的事，那是在三年飢荒時期，中共元帥劉伯承下鄉來，可能是來瞭解大豐收的真實吧。路邊有一個孩子正在放公社的牛，劉伯承的車隊呼嘯而過，牧童拿著手中的撿糞勺，挖起一小勺土向車隊扔去。當農民的糧食被共產黨搜刮貽盡正在挨餓的時期，一個孩子對威風凜凜行駛車隊的當官的充滿著恨這是可理解的。可是這位祖國的花朵和八九點鐘的太陽後來被槍斃了。就算是受共產黨優待的城市居民，他們的孩子們其實也不怎麼受重視的，我親眼見在一個城市熱鬧的大街上，馬路中間站著一位孩子，二邊是川流不息的車流，那孩子在車流中間出不來，那孩子在絕望無助的哭喊，可是沒有見到哪輛車停下來去幫助孩子，這裡也沒有警察叔叔，好象黨和政府也沒有採取任何有關的保護措施，看來在中國只有一小部份高幹子女的兒童是祖國的太陽和花朵，絕大部份則不是。

從江青按毛主席的旨意發起批孔批現代大儒以來，周恩來在人民的心目中是被塑造成象孔子一樣的，可是我不同意這一點，孔子書我雖然讀得不多，在我的認識上，孔子學說為封建社會訂定了一套社會秩序，但是我覺得孔子學說是以『仁』字為中心點的，孔子從來也沒說過為了統治可以拋棄人性，歷代來多少忠臣敢於向皇帝以死諫君，周恩來不是，只能算是個佞臣，後來他的門人們為他做過的壞事作辯介說周是被迫的，是違心的，那麼周在明明知道錯的情況下，卻還要違心去做，只是為了保他的所謂『後節』實際要保他的官位，阿腴奉承，助紂為虐，為虎作倀，他怎能算是大儒呢，連個儒字也沾不上。四人幫被顛覆後，周的人馬重新掌了權，周又被說成好的了，當然周不是孔子，不是現代大儒了。火車的行進慢了下來，窟窿窟窿地進上海北站了，我覺得在周恩來不是孔子和大儒這一點上，我到是和現在的統治者異中有同的。

經過艱難曲折的奮鬥，最後我能超出政策範圍之外並令人難以置信的將戶口報進上海，又經過一年多奮鬥，打破上海人和普通黨政官員對平反人員的歧視，我又進入到醫院當了一名醫生，這樣為我離開這黑暗的地方，為來到自由光明的國土創造了條件，這從平反到來到海外，一切都象傳奇故事，連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也許這是上帝在冥冥之中的安排吧。

小鳥終於穿破了玻璃牢籠，越過大海，飛翔在自由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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