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很不容易了解自己，因為人有多個側面。我也是如此。而過去的我，側面更多。
　　
我的朋友也許會覺得我能幹，有辦法，還有點強勢。自己也覺得應該是個能幹的人吧，雖然不願意承認自己強勢，也不喜歡聽女強人這個詞兒。自從走出校門之後，命運和機遇站在我一邊，畢業不久，我的事業遂超出一些朋友、同學以及親人，與時下的各色權勢人物打交道，利用這個環境鞏固自己的地位。
　　
在商場，我遇到過嚴峻的挑戰，但是當有人利用這個政權整治我的時候，我也能夠利用其中的一些人來保護自己，用付錢的方式。那時候，我覺得自己挺堅強的，見了些風浪。
　　
商場上的成功，沒有賄絡是不太可能的，尤其是作資本經營的。但是我的生意不是依靠賄絡成功的。我的下級可能因為辦一些事情送出一些錢，但是那些都並不關乎生意的成敗。
　　
因為家庭的原因，我也曾經處於可能收受賄絡的位置，但是我從來不收。所以我有一個正直的名聲（在知情者的範圍內）。
　　
賺了錢，我也不喜歡炫耀，或者紙醉金迷。一個出國多年的同學曾經對我說，錢改變了很多人，但是你還沒有改變。我也沒有因為爭利與合作夥伴爭執不休，還是能夠做很大的讓步。於是，我覺得自己挺清高，挺乾淨。
　　
我也出錢作慈善事業，建希望小學。但是我從來不在接受捐贈的那些場合出現，不參加這一類宣傳活動，也從沒有利用慈善事業來幫助自己的生意或個人名譽。很低調。
　　
還遇到過持刀脅迫者，想從我這裡要一筆錢。我和秘書（女性）不慌不忙，看出對方不是悍匪，我斥之以義，對方竟然萎頓，從而被制住。
　　
所以我的自我形象有很好的一面：能幹、正直、堅強、比較廉潔、慈善而不求名。這也是良好的社會形象的在我內心的反映。
　　
這些形象，完全掩蓋了我身上的另外一個我：奴性。奴性似乎跟那些好詞兒怎麼也聯繫不上。我自己也一直不知道有這個側面的存在。直到我因為信仰再次成為被整的對象，而且這次整我的，不是哪一個要利用政權的人，而是那個政權。這次我沒有什麼手段可以保護自己。是真金才不怕火煉。可是我被投入火爐，卻曾煉出一個李鬼來。我不再是那個不錯的人，而到底自己是怎麼回事兒，要歷經數年的曲折，我才明白。
　　
就像一個進入迷宮的人，不知道自己轉了幾個彎；在有了嚮導以後，路子走對了，卻也不知在什麼位置，一直到走出迷宮。
　　
現在我感覺象走出了迷宮，因為我看到了那個煉獄迷宮中的我的背影：一個奴性十足的人。
　　
直接引導我看到那個背影的，就是《九評》。
　　
如果還沒回到我的真我，那是怎麼也說不出口的：在這個專制政權面前，過去的我奴性十足！要知道，儘管做生意都要去求人恩准，可是命運使我遇到欣賞我的人，不用我求就支持我。有一次一個同學跟我一起請一個香港人吃飯，不記得是為了什麼事了，我們一起開口請那個人幫忙。我可能真的臉上露出懇求的表情，過後同學說「這可是第一次看見你求人哪！」就是說我給別人的印象是不低頭的。這麼一個似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人，卻暴露了奴性十足的這一面！ 情何以堪！
　　
迷宮之迷，在於需要轉多次身才能走出來。我直到最近才把奴性與自己聯繫在一起，這時我已經讀了《九評》三年多了！這中間，轉了幾道彎。
　　
第一道彎 迷惑
　　
我是因為修煉，才被關押的。開始修煉的時候，我因為得法而欣喜若狂。可是面對整個國家機器的鐵蹄的踐踏，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做才是對的。我自己沒有發自內心的要站出來為大法說話，但是很多同修們卻不顧一切忙碌著以公開的形式維護大法，不由得我不面對這個事實：我從法中得益甚多，我已經知道大法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我卻不願為維護大法做一點什麼，那怎麼行？於是隨緣而為的做了一些事。
　　
我被非法綁架的時候，因為一個秘密而內心緊張：這件事最好不要被發現。
　　
與我同倉的一個小姑娘同修，很單純，個子高高大大，她幾乎與我完全不同。她說的話，獄警說太高層次了，聽不懂，拿來打趣她；我從來不說那些別人聽不懂的話。倉裡牆報貼上誣蔑之詞的時候，我如芒在背，不知怎麼才好。她趁她們放風的時候，把牆報往下扯。我覺得這樣才好，也一起把牆報扯下來，並且用辦牆報的毛筆在牆上寫「法輪大法好」。
　　
我們倆都被戴上了腳鐐。給她帶的要重一些。
　　
叮噹作響的腳鐐拿到我面前來時，我的腿開始顫抖，用盡全身力氣想要停下來，到最後也不知獄警發現了沒有。我不敢說話，一開口聲音也將是顫抖的。我是很害怕嗎？我問自己。是的，我還沒有在社會上處於被懲罰的位置過。我不清楚維護大法是不是一定應該那樣做，否則我為什麼不那麼理直氣壯呢？
　　
她卻微微笑著。帶著腳鐐走動時，一看見獄警，她就要微笑著把頭揚起來。不過她並不反感我，不知我們前世是什麼緣分，她跟我很親。
　　
那時我不知道她對不對（也許是因為不想否定自己）。只知道自己的心態不穩定，也羨慕她的坦然。
　　
關了幾個月以後的一天夜裡，我被帶去審問。要我講出一些事情來。我不吭聲。但是我坐在椅子上，兩手、兩腿都不住的顫抖。顫抖的我心裡難過極了，我控制不住。我被告知說他們已經知道了我做的事情。我還是不說話。手和腿都繼續的顫抖。最後給我出示了一份筆錄，把關於我的部分和另外一個名字給我看。我再也堅持不住了，心想也不用堅持了，我這麼苦苦支撐，其實沒有秘密了。反正我只是出了錢，其他也不知道。我開口認了。但是手和腿還是繼續顫抖。
　　
我被帶回倉裡的時候，審問者說：怎麼樣，說出來輕鬆多了吧！
　　
我筋疲力盡，但是身子不再顫抖。那以前，我確是心裡一直怕那件事情被發現，說出來以後，確如其所說，輕鬆了一些。
　　
這些過程，一直在我印象中。有時我會想：迫害者怎麼知道我說出來輕鬆了一些？
　　
讀完《九評》不難理解迫害者的熟練：既然國人都被恐嚇、洗腦，那麼眾人都會在迫害者面前表現同樣的特徵—懼怕與打擊者對立，一旦處於被專政的位置，就意味著螻蟻不如得命運；因而本能的謀求與打擊者統一，滿足打擊者的要求就會放鬆一些。
　　
這個經歷，我過去的生活中從未有過。我從來就沒有站在被打擊者的位置。可是我卻常常目睹被打擊者的可怕境地。由於我不想處於被打擊的位置，所以我看不到那些維護大法的正當舉動的意義，反過來也使得我不能理直氣壯的維護自己的信仰。
　　
奴性在被打擊的時候，尋求被饒恕。服從與配合是尋求被饒恕。在彼時彼地的我，是尋求擺脫被打擊的地位，與打擊者統一。
　　
可是與打擊者統一，我就得放棄大法，這是我無論如何不願意做的。我的兩難，真的把我困住了。我困的心裡很苦，可是我也苦得逆來順受，即使在心裡，我也沒有罵過那個強行剝奪我的信仰的那個政權。
　　
一種自欺欺人的說法為了「轉化」學員而被勞教所造出來。我被送到勞教所以後，這種說法包圍了我，而我，一顆在看守所苦了一年的心，立即抓住了這個救命的稻草：原來可以繼續修大法而又可以與政府的要求相一致的，那麼妥協是可以的囉？我簡直是大喜過望：立即就可以從困境之中解脫出來了—-不用再在靈魂的掙扎之中煎熬。我還被出示了書中講了什麼什麼證明我們過去那樣做是不對的。
　　
從此，就開始接受那一套老生常談：「政府為了你們動用了這麼多人力物力，你們對得起國家嗎？」國家被綁架，而我們卻以愛國的姿態被欺騙、壓迫以至於屈服於邪黨的淫威。
　　
第二道彎 洗心
　　
關到快兩年的時候，我被放了。心裡對政府可是一點怨氣都沒有。也不真的自責。對來表功的惡警，還有一點感激之心。畢竟自己要求被接納，如願了嘛。臨走前，我被暗示應該報告一些情況，我沒有回答。
　　
回家後，我被找過談話，問海外的同修有沒有打過電話來，講了些什麼。我說想法不一樣，講不到一起。丈夫和我換了手機，海外的同修再打電話時，就不是我接了。
　　
2005年，一位獄中認識的老同修，給我送來一張光盤。她很智慧，如果她說這是《九評共產黨》，說不定那時的我也就沒有興趣看了。她說，我只有這一張了，很珍貴的，你帶回家去看吧。那時我覺得自己還在修，也把繼續講真相的學員看作同修，自己不去做。但是給我的資料，看不進去。我卻打開了這張光盤。是希望之聲的錄音。一個女聲，很平和的讀著《九評》。
　　
我聽著聽著，覺得腦中有一層污垢被洗刷乾淨了，一下子醒過來：原來我維護的，是惡魔！完全不是我從小被灌輸的所謂美好的東西！於是，我的思想不再矛盾，只有堅定的維護大法，才是正確的；任何與邪惡政權的妥協與配合，都是與魔鬼交易，出賣靈魂。
　　
我立即就知道應該怎麼做了。我開始學法煉功講真相。但是，我的心沒有那麼快洗去過去苦難的陰影，做起事情來，儘管已經知道是應該做的，要理直氣壯的做，可是我還是緊張。於是，我離開了中國。
　　
第三道彎 自由
　　
自由世界像一面鏡子，大法給了我火眼金睛，找出了藏在我心中的魔鬼。是邪黨的作祟，使得我曾與魔鬼交易。同樣也是邪黨植入我心底的恐懼，使得我必須背井離鄉。
　　
看著法拉盛街上一張一張從來不怕美國政府、不怕美國警察的臉，我會想起過去的一些事情，那些恐懼的種子。
　　
第一件事。還是一個小女孩的時候，我家居住的小街，街坊基本上都是社會的底層百姓，很多人是沒有正式工作。媽媽所在的工廠條件不太好，才把職工宿舍安置在這條街上的一個破舊的大雜院裡。小街拐彎過去有一戶人家， 靠賣針線謀生。營生的家當就是一副竹編的挑擔。一家人，夫妻與兩個小孩，沉默寡言，沒見過他們的笑容。穿的衣服都是補丁摞補丁。但是突然一天，他們被抄家了，聽大人們說他們是「暴發戶」。這是我第一次聽說這個名詞，得到的解釋很不清楚：我擠在圍觀的人群中看到，破破爛爛的東西裝了一板車，一個人就可以拉走。不過有一件東西引起了人們的騷動，議論紛紛起來—-一罐子豬油，說是有二十斤。聽媽媽說沒想到賣針線可以掙這麼多錢。也是，我家的豬油最多就是一小碗。雖然驚嘆其豬油之多，我卻還是沒弄明白暴發戶是什麼意思，不明白為什麼一罐豬油就惹來這麼大的禍。但是整個場面讓我驚恐：除了抄家的人和圍觀的人，看不到當事人，那一家人好像已經被巨大的專政鐵拳碾的無影無蹤了一樣。
　　
第二件事。我在小學一年級時，無意中看到了我爸爸被批鬥。我爸爸農民出身，當兵去過朝鮮，在廠子裡是個幹部，抓生產。爸爸很老實，就知道實干，沒給家弄得舒舒服服的，我們家不像有個幹部的家庭。我在一個台階上走過的時候，望進台階下的工廠小學教室的窗戶，看到我爸爸站在講台上，面對著群眾低著頭，在挨批鬥。我心裡又辛酸又恐慌，不忍再看看爸爸那個樣子，趕緊走開。爸爸沒跟我講過這些事，也沒有聽到過爸媽議論這事兒，我也沒敢問。
　　
第三件事。再大一點的時候，還是在那條小街上，發生了一件至今都令我難忘的事。中午街上往往是靜靜的。有一天我從學校走回家吃午飯。突然，聽到呼喊：有人逃跑了！朝那邊去了！大人們都緊張起來，從屋裡走到街上來，屏氣翹腳往河邊看。小街的後面就是沱江。冬天退水之後，中間的沙灘顯露出來，一群囚犯在沙灘上挖沙。是他們之中的人逃跑了。不多久，呼喊聲已經完全消失了，有人說已經抓回去了。媽媽的臉變成苦瓜一樣，一跺腳，重重歎一聲，說「不知道要被打成什麼樣呀！」。我的心跟著為這個不幸的人緊了起來。以後我常常都回想起那個失去了自由的想要逃跑的人，被打的生不如死。可是我那顆已經被馴服了的心，已經承認了他的命運，我都沒有想到要為他祈禱，祝福他的命運好起來！
　　
我的周圍的大人們都是順民。他們一般不是專政對象。也不清楚政治鬥爭是怎麼回事。甚至也沒有想弄清楚。政治餘波也會波及到他們，但是也不去多想。我後來儘管讀了書，上了大學，但是我的童年、少年時代的環境已經造就了我。我跟父輩一樣，不知道中南海有多深，「領袖」有多偉大。雖然頌歌脫離生活太遠，我們沒有覺得其歌頌的是真實的，但我們也決不懷疑。到了北京，聽見北京的同學們把「領袖」們的事隨口就說出來，我總是感到驚訝。好多年也是如此。
　　
第四件事。小學生的時候，聽校工宣隊的講所謂「拋頭顱，灑熱血」的故事。還記得那個講話的人是個女人，如泣如訴的講著慘無人道的酷刑的細節。我聽得非常難過和恐懼，很像把耳朵捂起來，卻又不敢。如果說這樣的殘酷的故事，講的是過去「舊社會的」，那麼數年後，當江青等人下獄以後，我的家鄉開了一個控訴大會，講的都是「新社會的」裡發生的事了：我的家鄉武鬥很激烈，分成兩派，把兵工廠的大炮運出來對著江河兩岸轟，聽我媽媽說如果不是那天晚上我們去探望外婆，我早作了炮灰了—-一顆炮彈落到房子邊上，我的小床被轟到屋子中央。大會上都是些未亡人，異常淒慘的講述親人如何被鋼釬等活活打死、追到懸崖邊跳崖摔死的事。那天下著大雨，是一個十萬人大會，擴音器在廣場上播放著女人的哭泣。我和同學們打著傘。我們至今也不明白要讓我們聽這些血淚的控訴，我們也沒有關心怎麼「新社會」發生自己人互相殘殺的事。那麼可怕，我們敢關心嗎？也許那是同學們的心聲。
　　
恐懼就是這樣積攢著。被打擊者象螻蟻一樣的可悲命運也許在那時就成為我懼怕的。
　　
有一句詩，記得是顧城的：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對於我來說，黑夜也給了我黑色的眼睛，可是我不知道我這眼睛是黑色的。直到《九評》出來，我才知道我的眼睛也是「黑色的」，黑夜的黑，而不是黑眼珠的黑。
　　
再轉一道彎之後，我又知道了，那是我甚至不知道尋找光明，就如同現在的許多中國人一樣，置身於世上不可思議的苦難中，卻要拯救全世界，以為是最光明的地方。走出小城以後，雖然社會已經不把外國看作水深火熱，而是開始崇洋媚外，但是我本人卻深陷於各種機會之中，越來越關心自己的利益。是大法照亮我的靈台，講真相給我磨礪之後，我才看到那周遭無邊濃濃的黑暗。
　　
第四道彎 驀然回首
　　
一天我打電話勸三退。一個農村男性在電話裡面說：你們說那些都是假的。 「我為什麼自己付費大越洋電話來說無意義的話呢？你覺得我能得到什麼好處呢？」 他也不回答我，還是繼續重復著那句話。他的思維邏輯怎麼那樣呢？
　　
一個熟人，做生意的，來美國時我勸他退團。他說我還要在國內做生意的。另一個朋友也是這個回答。我說誰也不知，就是你知我知神知。而這也就夠了。還是不敢退。他們怕的是什麼？
　　
有一個同學，是我的老鄉，四川人，在一家金融機構任高管，以前也在跨國金融機構任過職。他是黨員。我勸他退出的時候，發現他竟然是維護邪黨的一員，很承認的那一類。他應該已經經歷過了兩種體制的不同，他也來自於草根階層，看起來也是富有同情心，為何看不到眾人都看到的腐敗、而維護一個踐踏人權的專制政權呢？
　　
當然被灌輸的那些洗腦的毒素是根本原因，可是我還是會常常思索，具體是什麼特質，導致了這樣一些現象。我想我對於自己的反思，是與所有這些現象有關聯的，可是具體是什麼，又說不清。
　　
最近我得了一個故事。一個身為前夫的男人，因為有外遇被前妻發現後離婚了。不過在前妻建議下，他與外遇結婚了，再婚很滿意。但是比較長的一段時間�，他還是和前妻保持了很好的關係，前妻也結婚了。在倆人都不背叛自己的婚姻的情況下，倆人還互相關心著。在人前，他還會說前妻曾給他帶來了不可缺少的意義。前妻也對於這個結果比較滿意，好過反目成仇啊。
　　
可是兩年前他突然變了。對前妻不太耐煩了，也不再關心了。
　　
一天兒子對前妻不禮貌，被批評了之後，兒子把爸爸指責媽媽的話都告訴了前妻。前妻怒不可遏，質問他為什麼不講事實。前夫說：我一直都覺得你欺負我。前妻吃了一驚，原來留下的一點溫情也蕩然無存。她問他，那你還為什麼講我好話？前夫說：那也是事實，但是你欺負我也是事實。前妻無話可說。
　　
在我看來，前夫的感受無疑是真實的。也許前妻真的是很任性，而前夫比較溫和，就形成了一個欺與被欺的關係。
　　
可是令人不解的是，為什麼前夫離婚這麼多年，直到兩年以前才變臉呢？
　　
我突然想到：奴性！這個詞兒一跳出來，我也就明白了自己的歷史：被邪黨造就為奴的歷史。
　　
那位前夫如果不是有後妻對照，也想不起來自己以前受欺負的實質；而多年受壓抑的生活養成了他願意跟前妻和解的思維習慣，這個習慣保持了那麼長時間。生活美妙了以後，才感到以前過的日子不好了。當然前妻有她的對前夫的實實在在的好處，否則，前夫也不會感激了那麼久才開始意識到過去的不公平。
　　
我的在法中修的過程，修出了一個新的自己，回頭看到了一個拋棄的黨奴的軀殼！這時我才發現，我的人性中被深植的奴性，不僅僅在面對打擊的時候表現出來，而是時時處處的表現出來：當我圍觀別人被抄家、關注逃犯被虐待時，我只有驚恐與憐憫，而沒有正直的思考與為他們善良的祝願，是為奴性；被灌輸不忍卒聽的酷刑與血腥的武鬥時，只想躲避，而沒有正常的思考與疑問，甚至沒有反感，也是為奴性；自己的人生走到了信仰的這個階段之時，奴性使得我在面對專制暴力時，不知應該如何去維護自己確信無疑的真理：與暴力站到一邊的內在奴性要求，使得我在應該維護大法的時候，仍然不敢站在與這個政權不一致的立場上。
　　
當然，我如果沒有「覺得」那個政權的「好處」，我也會清醒一些。自幼就培植出來的奴性，使得我讀了很多書，確也沒能識破這個欺世大騙局。那些謊言堆積出來的「新中國」，直到「九評」問世才被粉粹。
　　
每當我看到西方的正直善良之政治家，為營救大法弟子而奔走之時，我就為他們的正義的天性而感歎：試想，一個當今中國人，無論他是男女老少，貴賤貧富，遇到一個陌生人，告訴他一件不公平的殘忍的事，期待他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來施以援手，多數的反應都會進入下列種類：最多表示同情、或者表示愛莫能助、或者懷疑、漠不關心、迴避、甚至說活該。僅有高智晟律師等極少數良心英雄，憤而為正義吶喊。可是這些西方的政治家，他們卻能夠在聽了對方的故事之後，心生義憤、同情，毫不猶豫的為之努力。這是一種我們民族多麼需要的真心啊！
　　
我們中國人，唱著激憤的歌長大，我們敢對著一切我們看不慣的、反對我們的、與我們競爭的個人與群體。今天我們越來越多的被愛國的號召所激奮、調動。可是我們為什麼就不敢對著那個造成我們的不幸、我們父輩甚至祖輩的不幸、造成我們鄰居、同學、朋友的不幸、造成我們世界第一的外匯卻仍然在國際上顏面無光的政權激憤？
　　
我們有些在國內的人感覺很好，激烈的反對一切批評政權的聲音；有些海外的華僑也感覺很好，覺得中國人地位高了，為此而需要護著、哄著那個政權「繼續做好一些」，對著反對迫害的抗議者激憤。可是，為什麼被垮塌的「豆腐渣」工程所埋的孩子們，層出不窮戕害生命的毒奶粉，無休止的迫害民眾，這些真正導致中國在國際上盡失顏面的膿瘡，不能使人奮而發聲呢？我們不應該都來看看自己是否有著正常的人性的反應，看看邪黨在我們的靈魂深處都作了什麼手腳嗎？
　　
我們有多少同胞把那種不正常的鬥爭當作理所應該的來認可？多少人不敢在形式上與專制政權決裂哪怕是私底下的？又有多少人在被打擊時只求與鐵拳統一、只求被鐵拳所接受？ 只要一站到鐵拳打擊的方向就心驚膽戰？
　　
斯德哥爾摩綜合征中的被綁架者，是在命運被行兇者掌控之下變成奴性之人；而我們中國人是在出生之後就被當作奴性之人來馴養、來對待。
　　
為什麼我長期以來看不到自己的奴性？反而以為自己是一個勇敢者？因為我們自出生之時呼吸的就是這樣的空氣，舉目望去都是這樣的人，我也長大成這樣的人，奴性已經像天性一樣。而這個奴性卻又不是對誰都軟弱，只在專政的鐵拳面前軟弱，自然不容易看出。
　
奴隸，是身份，是人在社會關係中所處的地位；奴性，是內心的一種特徵。是奴隸之人不一定有奴性，但是奴性之人即使命運使之成為高官或是富商，也還不改奴性。奴隸在身份上只隸屬於其主人，奴性之人則可能只對特定對像表現其奴性，例如我曾經只對於那個鐵拳便顯出奴性，而那個前夫對於強勢的前妻維持了數年的奴性。也許中國人大多數都對那隻鐵拳表現奴性，但是形式各有不同而已。
　　
奴隸的身份的改變取決於奴隸主人。奴性之人的性質的改變卻取決於自己。能不能睜開眼睛面對殘酷的現實？能不能汲取滋養天良的正義精神？對於共產邪惡培植出的奴性，《九評》是良藥，是喚醒良知的警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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