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0日訊】在今年《財富》的世界五百強企業中，中國大陸已進入三十四家，央企就有二十四家。八月四日，中國國資委主任頗為自豪地炫耀，三十年來國企改革的「輝煌」成就。但國有企業的工人們不這樣認為。
吉林大型國企通鋼集團近期發生大規模抗議事件，總理溫家寶不得不親赴現場解決就是反「國企改革」的典型例子。國企工人認為，每經歷一步改革，工人權利就被剝奪一次，官員就中飽私囊一次。工人們越改越窮，官員們越改越富，曾被中共稱為「領導階級」的工人，三十年改革後淪為弱勢群體。
「改革就把國有資產改到貪官腰包，而老百姓就一無所有。」摻著血淚的訪民心聲，直指中國國營企業「改革」的具體成果。這種「市場經濟加極權政治」不可能將中國引入繁榮富強，只可能導致新一輪社會危機。
被「改革」掉的青春
文 ◎ 李佳
隨著失業率的上升，一個個付不起房租的外地勞工睡在街頭。（Getty Images）
十九歲就走進職場，她將最有價值的青春歲月奉獻給中國最大的國有銀行，年年名列業務能手，然而一場「改革」，她這位有二十三年工齡的經濟師被踢出企業大門。四十青壯，卻被迫走上求職無望、求告無門的上訪路……
又是一個一無所獲的日子，拖著沉重的步伐，帶著失望和無奈的淒涼心情，陳冰邁進了四十多平方米的家，這個曾經是她最舒適的避風港似乎也不如以往那麼溫暖了。頂著高溫烈日，擁擠的公汽，夾著汗水和疲勞，穿梭於人才職業市場，那一幕幕冷漠的態度，拒絕的眼光，苛刻的招工條件不斷飄浮在陳冰的腦海中，又一次將她積極找工的熱情和信心降到了冰涼的低谷。
十九歲就走進職場的陳冰，將自己最有價值的青春年齡全部奉獻給了中國最大的國有銀行——中國工商銀行。業務能手、先進工作者幾乎年年都有她的份，然而一場「改革」之後，已有二十三年工齡和經濟師職稱的陳冰被踢出企業大門。「四十歲的下崗（失業）一刀切，幾萬塊錢就把我們這些人給打發了。」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廣西工商銀行桂林市分行擔任帳務監督管理員的陳冰被迫買斷工齡而失業。當時工行規定按工齡每年補償員工兩千五百元。工作二十三個年頭，按二十一年工齡算，拿五萬七千塊錢。陳冰表示，這筆補償金，相當於現在在職員工一年的工資，卻買斷了老員工的一輩子！
企業改革並不合法
按中國《國家勞動法》規定，十年以上工齡的員工可以簽長期合同，沒有擔任實質領導的簽五年以下的合同。有二十三年工齡的陳冰，二零零二年與工商銀行的合同剛好到期，卻沒得到續簽。達到二十年工齡可以內退的相關法規也未能在陳冰身上體現。
她談到，國家政策不能落實，企業特權階層從中獲利。工商銀行為了甩包袱，總行自行制定文件強迫下面基層銀行達到減員指標，而且給予重獎。各基層銀行裏的行總為了得到減員獎勵，完成總行指標，根本不顧員工的利益。
工商銀行內部制定文件規定，合同到期就不能買斷工齡。領導欺騙員工：每年都要逐漸減員、裁員，現在是政策性減員，可以買斷工齡，往後沒有這個政策了，就一分錢都拿不到。讓員工自己掂量看著辦，合同到期了，要減員了，就不給你簽合同了來恐嚇員工。很多人都面臨同樣的問題，陳冰也是基於這種原因被迫買斷工齡。
陳冰說：「有的和領導和不來的，就成了減員的對象。如果要完成總行的減員指標，領導就不會同意你進崗（參加工作職位）。」陳冰曾從事的帳務管理監督工作，後來從基層銀行收到上一級銀行。上面一個正行長四個副行長都不同意陳冰回復工作職位，沒有工作職位就意味著被迫買斷工齡。
陷入生活困境
與陳冰一起失業的大多數同事都是四、五十歲，他們在工行幹了幾十年，熟悉的那一套技能在社會上基本沒什麼實際用處，90％的人沒法和社會競爭。而幾萬塊錢的補償金勉強做個小買賣也不充裕，有些人甚至落個血本無歸。努力再找工作的陳冰和其他人一樣到處碰壁。
她表示，很多工作崗位都不招聘四十歲以上的女人，打工也沒人要。她感受現在社會用工條件太苛刻，社會環境人心也很險惡，應聘過會計類的工作，用人單位要三十五歲以下的人，或是有關係、有家庭背景的人。曾嘗試過做品牌代理推銷的她，結果虧掉一萬多塊錢。學習過做米粉的技術，無奈最終沒有充足的資金負擔門面、設備、租金等而作罷。
陳冰一直沒能找到工作，快五十歲的她上有老下有小，面對孩子的教育費、父親的扶養費、家庭開支，還要交養老保險金、買醫療保險。長期的精神壓力，缺乏生活安全感使得陳冰的肺部和腰部近年都出現了病症。她說：「有病也不敢去醫院，動不動就是幾百塊錢，只能自己找點土方子來維持身體不出大問題。我的朋友就有患病沒錢及時治療而去世的。」
她談到：「一年醫療保險是一千三百多元人民幣，養老金去年最低兩千六百多， 現在隨著養老金35％的逐年上漲，二零零九年提高到三千四百多。買斷工齡的所得補償金根本沒法保障交付醫療保險。」
法院不受理的勞資糾紛
到二零零九年，陳冰和她的同事先後上訪省市各級相關部門，北京去了九次，但都毫無結果。二零零六年十月，陳冰到北京工商銀行總行去討說法，結果卻被關押了一年。
二零零三年陳冰和她的同行們將勞動糾紛上訴到廣西壯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然而「官司打了六年了，沒有人管，我們就像被社會拋棄的人群。」廣西高院明確告訴陳冰，根據文件指示，因企業改制，有關勞動體制改革引起的矛盾糾紛案不予受理。
陳冰表示，相關的法律和這改革制度不配套，出了事，沒有法律依據來進行判決，律師告訴陳冰，就這個勞動法官司，從法律、文件掌握的證據來看，這個官司應該是100％的贏，但從政策方面來講不會贏。
陳冰表示，特權階層將大量的國有資產流進私人的腰包，竊取國家錢財，也把老百姓後半生的保障掠奪走了。中國工商銀行現在是上海和上海股票市場最大的上市企業之一，搖身一變成為企業高管的原國企高官們年薪數百萬。
二零零八年七月，陳冰一人去北京工商銀行總行，指責總行的很多文件違反國家勞動法律法規，工商銀行總行的信訪處蘇處長就說：「好啊，那你就到社會上去說，你去法院去告，去起訴，你們去打官司，工行有的是錢……」
北京全國總工會的工作人員在接待陳冰時表示，現在是改革非常時期，其他的事情都不談，都要讓開，改革有偏差，也不可能為你們少部份人重新出政策。
「我不知道這改革到底是改的什麼，革的什麼？中央的改革一向強調要讓廣大的老百姓過上好日子，享受改革的成果。特權階層千方百計地將自己的腰包撐滿，害苦了我們這些人，」陳冰對此無可奈何，「什麼和諧社會，都成喝血的社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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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被騙下崗到妻離子散
文 ◎ 梁珍
石油工人，曾經是中國大陸最光耀的職業，現在卻成為很多失業員工不堪回想的噩夢。（Getty Images）
世界五百強的中石油和中石化，號稱世界上最賺錢的公司，卻在短短的兩年間裁減五十九萬員工。頓時五十九萬個家庭的生活墮入深淵，妻離子散的悲劇隨處可見。
現年四十七歲的中國石化中原油田分公司下崗員工朱先生，當年正值壯年時期，但一紙下崗通知書令他生活墮入深淵。
擔任司機的他，原本每個月都有一千兩百元左右的收入，但公司以買斷工齡的方式一次性付給他八萬多元，他就像皮球一樣被踢出去沒有人管。迫在眉睫的就是養老保險和醫療費用，由誰來負責？
他認為被中石化「忽悠」了，是被欺騙下崗。「二零零一年公開的減員增效討論稿中，對全部下崗員工公開聲明，失業後養老保險金和醫療部份，單位承擔60％，個人承擔40％。但是七月份我們失業後，他們就反面根本不兌現，不負責我們的養老保險和醫療問題。」
現今他每年都要自掏腰包買六千三百四十元的養老保險和醫療。「八萬元買斷工齡遠遠不夠我們負擔這筆費用。如果當時知道企業會騙我們，我們根本就不同意簽合同買斷了。」
「企業效益很好，是國家一級企業，根本不需要下崗。但企業根本不管老百姓死活，計畫裁減六、七萬工人。」
世界最賺錢的公司大舉裁員
石油工人，曾經是中國大陸最光耀的職業。
「石油工人一聲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當年中國工人模範王鐵人的名言，並不能保證現在的石油工人不掉入灰頭土臉的境地。
作為世界五百強的中石油和中石化，號稱世界上最賺錢的公司。兩家公司不僅僅有壟斷的產品和價格，而且如果發生虧損，中國政府還會拿出納稅人的錢來進行「補貼」。然而兩家公司在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一年間卻裁減了員工五十九萬人，這些人員涵蓋了中國國內的各油田、各石化企業，主要以大慶油田、勝利油田、遼河油田、江漢油田、克拉瑪依油田、中原油田、四川油田、吉林油田等單位為主。
自從二零零零年，這些被以低價格買斷工齡而被解雇的員工，不僅被剝奪了工作權生存權，也沒有了生活來源，他們面臨養老保險和醫療問題等問題，淪入社會的最底層，苦難由此開始。
位於河南的中國石化中原油田分公司在那波失業潮中，「爽快」 地一舉裁掉公司近十分之一的人員，九千一百五十三名員工被「協解」下崗。
朱先生只是其中一員。
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中國新民黨主席郭泉，過去多年來一直在幫助石油公司「被」下崗員工維權，但去年卻被當局以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下獄至今。
妻離子散苦不堪言
朱先生不堪被騙，生活無著落，被迫走上維權之路。但漫漫上訪路，除了面對的是被關押的遭遇外，有冤無處訴，還嘗盡了妻離子散的痛苦。「因為沒有生活來源，老人、孩子養不起，而且社會地位被歧視和孤立，造成家庭破裂。」妻子因為不堪他日夜被公安監視和騷擾，無奈之下和他離婚了。他一人要負擔兒子的讀書費用，還要養活兩個老人家，苦不堪言。
而再就業之路更是難上加難，過萬名失業員工對當地帶來巨大的就業壓力。好一點的工作都要求四十歲以下，而且競爭極其激烈，朱先生因為超過四十歲也做不成司機，只好乘一個多小時長途車到省城打短工。無論是搬運工、賣菜什麼工作他都試過了，但仍然沒有辦法應付基本生活費用，至今兒子上大學的學費都是靠借錢來填數。
類似朱先生這樣的情況可謂數不勝數，朱先生說，他們單位失業工人因為境遇困苦，跳樓自殺的、精神病的，什麼都有，但都被當局封鎖消息。後來因為民怨太大，在他們的爭取之下，單位迫於壓力又重新讓部份人上崗，但只限於單親家庭極困難戶。朱先生便「榮幸」地列入重新上崗的名單中，擔任清潔工一職，每月拿六百元一個月，即使這麼低價的工資和職位已經讓同命人羨慕不已。◇
中國各都市登記的失業率高達4.2％，隨著各地工廠停工，失業工人能找到街頭清潔工機會已是萬幸。（Getty Images）
上海十人就有一人失業
上海，這個曾經的紡織大城，因為紡織行業的衰退，造就了大批下崗紡織女工。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委員會的統計數據顯示，一九九二年，上海紡織業在職員工五十五萬人；一九九五年，紡織業要裁員，當時提出要下崗三十八萬人。
現年五十歲的黃愛娟等五十二萬餘名紡織工人接受了買斷工齡等辦法「下崗」。黃愛娟所工作的線帶機械廠，併入了現在的國營七廠，小廠的幾百名員工在九七年一夜之間失去了生活來源，從原本每月數百元的收入，只獲發兩年每個月兩百四十元的工資就停止了。黃愛娟認命了，當時的想法就跟大家一樣，完全沒有想到自己的權利被侵犯。「不誇張地說，上海十人就有一人下崗，幾乎家家都有人下崗，所以大家都覺得習慣了。」
失業後生活一下子變得困難起來。「落差非常大，原來是在單位裏面搞後勤，福利待遇什麼都好，現在做清潔工，剛開始頭都抬不起來，但年紀又大，又沒有專業技能，根本找不到其他工作。能找到清潔工就算不錯了。」黃愛娟託人找了一個清潔工工作，每月四百多元收入。好在丈夫常雄發在黃浦區教育局做老師，每月有過千元的收入，還能熬下去。後來常雄發因為被公安毒打走上維權之路，又被所在單位開除，夫婦倆只能靠積蓄和微薄的退休金度日，甚至為了省錢，每周都要到郊外市場買好一周的菜儲存，節省20％的菜金。
「我覺得下崗工人就變成一個動物，沒有人管，沒有人關心，就丟給家裏人來負擔，政府和國家完全不理。」常雄發感慨說：「改革就把國有資產改到貪官腰包，而老百姓就一無所有。」◇
上海，這個曾經的紡織大城，因為紡織行業的衰退，造就了大批下崗紡織女工。（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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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成為國企工人的噩夢
文 ◎ 華明
一外地勞工在晉江的人力市場等待雇主。（Getty Images）
中國每經歷一步改革，工人權利就被剝奪一次，官員就中飽私囊一次。工人越改越窮，官員越改越富，曾被中共稱為「領導階級」的工人，三十年改革後淪為弱勢群體。
在今年《財富》的世界五百強企業中，中國大陸已進入三十四家，央企就有二十四家。八月四日，中國國資委主任李榮融頗為自豪地炫耀，三十年來國企改革的「輝煌」成就。
但國有企業的工人們不這樣認為。吉林大型國企通鋼集團近期發生大規模抗議事件，總理溫家寶不得不親赴現場解決就是反「國企改革」的典型例子。國企工人認為，每經歷一步改革，工人權利就被剝奪一次，官員就中飽私囊一次。工人們越改越窮，官員們越改越富，曾被中共稱為「領導階級」的工人，三十年改革後淪為弱勢群體。
經濟學家何清漣稱，所謂「改革」就是中共通過權力市場化讓少數權貴與官僚集團先富起來，並通過一系列政策與法律使政治精英蛻變為一個個自利型政治集團。
產業工人抗拒「改革」
七月二十四日早晨，新任通鋼「總經理」陳國軍上任第一天，近三千名員工及家屬，高舉「建龍滾出通鋼」等標語，要陳國軍離開。陳寸步不讓，嚴厲要求工人回到工作崗位。「三個月內讓你們全部下崗」。這些話激怒眾人，憤怒的通鋼員工把他拖進走廊暴打，群毆至少三次之後，被公安武警「搶」回時已滿身傷痕，當晚十一時搶救無效死亡。
吉林大型國企通鋼集團七月二十四日發生大規模抗議，大批武警被憤怒的群眾驅散。（新唐人電視台提供）
導致陳國軍之死的直接導火索，是工人們得知河北建龍公司二次入主通鋼。二零零五年，建龍曾入股通鋼，由於企業虧損，遂於今年初從通鋼撤股。但六月通鋼首次扭虧實現盈利六千餘萬元，建龍於是又殺回來，終於激起工人及家屬強烈抗議。當局不得不宣布終止原定的國企改制重組由民企控股的方案。
據傳，建龍集團董事長張志祥是前中共軍委副主席張萬年的嫡孫，一貫採用低價收購國有企業，大發橫財，受到江澤民媳婦的外甥、省委書記王某的扶持。去年張志祥名列胡潤中國富豪榜第十名，個人資產超過二百億人民幣。
通鋼工人反映，去年陳國軍的薪水高達四百五十萬元，而一些退休員工每月僅領取二百元津貼。工人從地方到北京多年上訪各級政府沒人管。「一般（工人）也就是一千三十二，再低一點兒的是一千二十三的樣子。」而通鋼去年在中國企業五百強中排名第二百四十四位。
國企改制重組已大規模進行二十多年，「國退民進」似乎還會持續下去。但國企每改制一次，就被形形色色的投資者洗劫一次，在東北老工業基地，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比如吉林製藥，兩次改制，遇到的都是資本大鱷，留下的都是巨額債務窟窿。不過，國企工人已開始維護自己的權益。
七月二十八日，湖北大型國企武漢鍋爐廠上千員工再度發起堵路抗議，抗議廠方將市中心的廠房出售獲利，將工廠搬到郊外，讓近千員工面臨失業。這是三周內第三次發起堵路抗議。工人們打著「反侵權、要人權、爭生存、保家庭」、「承諾兌現，還百姓出路」等橫幅。當局出動數百名防暴警察到場驅散示威工人，其間一度發生肢體衝突，至少有一人被捕。
武漢鍋爐廠上千員工七月二十八日再次堵路示威。這是三周內武鍋工人第三次發起堵路抗議。圖為七月十三日員工抗議現場。（網路圖片）
改革前三十年國企危機
所謂「國有企業」是中共一九四九年掌權後，接管了國民黨及外商遺留下來的企業，並逐步從資本家手中奪得企業，從私有制改為公有制，國企在國民經濟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應該說，國企的第一代領導人都是中共官員，無任何企業管理經驗。
何清漣指出，在計畫經濟體制下，中國一直實行「低工資、低消費、高積累」的政策。從一九五二到七八年，員工平均工資年均增長僅為0.38％，而年積累率卻高達21.4～36.5％不等。長期以來，國企工人工資並不包含醫療、養老、子女教育、住房等社會福利在內。
改革前三十年，經歷毛時代多次運動的中國滿目瘡痍，經濟瀕於崩潰，大多國企負債累累，政治信任度降到最低。到七十年代末，當局開始準備把計畫經濟轉為市場經濟，公有制再過渡回私有制。鄧小平許諾：讓少部份人先富起來，再帶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但問題是，國有資產很大一部份是靠國企員工犧牲其消費與未來積累而形成。因此，在九十年代初，當局還不敢公然採取完全放棄工人利益、讓員工承擔轉軌成本的做法。但到九十年代後期，隨著國企破產加速，當局開始進行養老、醫療、住房等多項改革，讓工人承擔社會轉軌的高昂成本，同時也讓一批批工人下崗。
改革三十年來圈錢潮一波波
而在工人失業的同時，當局制定的政策也為官員圈錢（搜刮）製造了機會。自一九七八年起，國企改革交替進行著三種形式。第一是七八年至九零年主要為「承包責任制」的改革，以提高企業員工的積極性，開始雖有成效，但未能改變國企負債累累的局面。
第二是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股份制改造」，至九三年十月末，中國已有各類「股份制」企業三千八百多家。但大多數股份制企業並未從低效運轉中解脫出來，只多了一張模仿國外股份制企業的「結構圖」。股東們也不關心企業效益，而是股票如何增值，因此掀起一波波圈錢潮，打造出一個個「零資本」起家，一夜爆發成億萬富翁的神話。
這種改革越改越糟。到一九九八年，國資局官員魏傑說，各地政府都面對三分之一以上面臨破產的企業，破產就要破債，這麼大的債務量，國有銀行承受不起。因此，中國政府想出將大批經營狀態不佳的國企經「包裝」後上市，通過股市轉嫁風險。於是就有了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九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的社論，動員民眾炒股。
企業開始視上市為斂錢捷徑，各級政府也為擺脫財政危機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不少根本不符合上市資格的國企都被各地政府推到市場「圈錢」，此後證券市場與基金黑幕的醜聞不斷。九九年，海南「瓊民源」造虛假報表，使股價在兩年內上升1,000％以上。造假之風就此越演越烈。
如果說國企上市是中國政府首次大規模向社會轉嫁風險，九五年開始的「資產重組」則是地方政府與企業合謀在股市上圈錢，再次向社會轉嫁風險。這第三種改革形式延續至今。
據統計，從一九九七年到二零零年，資產重組共有二千多起，成為一些虧損上市公司起死回生的殺手，更有公司多次重組。可以發現，每一次重組都是官員們斂財暴富的機會，他們通過權力巧取豪奪，把自己迅速變成一個暴富階級。
多少貪官借用「改革」之名？
二零零一年五月，因在國企產權改革方面「大膽闖禁區」而聞名全國、力主「積極賣光」的漯河市前市委書記程三昌攜巨款潛逃國外，在漯河這個四十多萬人口的內陸小城引起強烈震蕩。
河南省漯河市，原為縣級市，一九八六年升格為省轄市，九二年被河南省確定為該省唯一的「內陸特區」。從九六年起，在程三昌主導下，全市90％以上的國有企業都被賣掉了，僅經程三昌一人之手，就賣掉漯河市二十七家國有企業，人送綽號「程賣光」。
程三昌說，當時的漯河「60％的國企盈利在十萬元以下，或處於虧損狀態，適值二十家預算內工業企業中有十八家嚴重虧損，總額達八千四百萬元；資產負債率由九一年的56.9％上升為九六年的81％，大部份企業已沒有多少資產，可以說漯河經濟已到精疲力盡的境地。」
程三昌堅持以拍賣為主，搞公開競價，讓有能力的人和有資金的人經營，以實現勞資本聯合。但在實際操作時，程卻撇開「公開競價」，進行黑箱操作，致使國有資產嚴重流失，員工利益屢受侵害。因此，可以說「賣光」只是程為索私利而披上的合法外衣，是與不法奸商勾結，私相授受國有資產的掩護。
在「改革」的名義下，各地政府和企業官員們各顯神通，對國有資產大肆瓜分。許多中方負責人對國有資產不評估或低估，從而使中方資產國有資產權益受損。而中方負責人再從外商那裏暗中吃「乾股」。據統計，截至九二年為止，在全國八千五百多多家參與中外合資的企業當中，有五千多家企業未經評估就與外商合資，損失達四百六十億元。
太子「巨貪」政企兩棲
八月四日，中國國資委主任、被稱為國有企業「大管家」的李榮融頗為自豪的說，一九九八年，全國國企一年總利潤才二百一十三億元，現在中央企業一個月利潤就有近千億元。在今年《財富》的世界五百強企業中，中國大陸已有三十四家，其中國資委管的就有二十四家！」
不過，這些央企也養育著「巨貪」。就在七月十五日，大陸企業排名第一、全球企業排名第二十二位的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原總經理、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長陳同海在北京被判死緩二年。
這位被稱為「國企第一貪」的陳同海在任時，平均每天揮霍公款四萬元人民幣；受賄金額接近二億元，單筆最高受賄金額達一點六億元，創單筆受賄金額之最。據網民爆料，中石化大樓大堂中間的一個吊燈就價值一千二百萬元。他因在國企高管腐敗案中級別最高、掌管企業規模最大、涉案金額最多而聞名全國。
今年六十一歲的陳同海還是有太子背景、政企「兩棲」的「雙面人」。他是中共天津市委書記、浙江省委書記陳偉達之子。一九七六年，他二十八歲時從東北石油學院採油工程專業畢業，分配到大慶研究院做地質員，自調往浙江省科委後一路高升，零三年三月出任中石化集團總經理，一個月後為上市公司董事長。
在創受賄金額最高記錄的同時，陳同海生活作風也驚人糜爛。這就是備受網友詬病的「公共情婦」事件。現年四十六歲的李薇，是陳同海與另一位落馬的政壇高官，原山東省委副書記兼青島市委書記杜世成的公共情婦。有媒體稱，三人共同構築了一個腐敗同盟。
浙江媒體人昝愛宗八月七日就人民網駁斥「高幹子女占中國超億元富豪91％」發表言論：「我認為還是少的，這些權貴基本上都是100％，全國這些富豪，如果沒有跟權利勾結，沒有太子黨背景和官商背景，不可能賺到錢的，都是用權力來運轉，在中國沒有法制情況下，沒有權力背景，絕不可能成為億元戶，或百億元戶。」
工人與富豪天壤之別
與此成鮮明對照的是，中石化分公司最基層生產車間工作的一位工人說：「我們車間生產出的材料是分公司利潤最高、最暢銷的產品。我們車間每天利潤近一百萬左右。」「可沒想到我的收入為何這麼低，所有工資去除扣款（包括住房公積金、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稅、醫療等），一個月真正拿到只有二千零三十八元。」
他還說，我們當地的消費水平在全國應該算中上，但一個月花費下來所剩無幾。若想買房，這裏房價最起碼二千五百元起，公積金不能拿來交首期，要自己交首期才能申請公積金來還債（好像不是我們的錢），就算公積金拿來交首期，如何供一套房呢？奇怪啊！！這就是世界排名第二十二的國內第一的企業的收入表。
據中國工人研究網披露，許多企業的廠規廠法把工人視若囚徒；雇主僱用保安打手鎮壓對其不滿的工人或任意體罰、打罵工人，罰站罰跪乃家常便飯；實行抄身制，隨意懷疑工人偷竊，強令男女員工裸體搜身；工人不堪忍受奴隸勞動，還不許辭職，逃走抓回者則慘遭毒打；僱用奴役童工的現象也絕非鮮見。
世界銀行今年四月八日發布報告指出，按聯合國對貧困人口的界定，中國仍有二點五四億、近總人口20％每天花費少於國際最新貧困線。世銀六月報告，中國富庶的珠三角地區的廣東有40％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下。可是，中國大陸的富豪人數超過英國，名列第四。
社會危機正在激化
從九十年代國企大張旗鼓改革後，大批員工被迫失業。就中國近代工業的發祥地上海一地，先後有一百多萬國營工人下崗，龐大的產業工人群因所在工廠關閉、轉產和改制而紛紛下崗。他們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中最具悲劇色調的「活化石」之一。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六日，對上海靜安新城小區對四十五至六十歲失業工人的調查中。夫妻雙失業的家庭比例高達66％。而且，家庭結構較為相似，都是夫妻倆帶一個正在讀書的孩子。「雙下崗」家庭中，有50％「碰到經濟困難」，尤其是家庭中有子女在上大學的，但他們大都相信，「孩子一畢業，找到工作就好了。」
零五年九月十六日，武漢市委、市政府領導與企業退休員工代表對話。這批老員工都是五、六十年代參加工作退休早，養老金僅四百至六百多元，最高七百元。如此微薄的養老金還要養活失業的子女，負擔孫子輩的生活必須。為了維持家庭的生存，撿垃圾賣，撿菜葉吃，如此困境，度日如年。
他們說，退休員工看病人為設卡，交不起「門檻費」，不少人被不合理的醫改奪去生命。如：二零零三年三月至十二月武重參加「醫保」後，死亡人數一百二十人，並有人自殺。輕型汽車公司退休員工、廠辦主任周萬清無錢看病，吊死在一棵樹上，該廠自殺達十餘人。武鍋退休工程師王印炎無錢交住院費，吊死在職醫病房。這樣淒慘悲劇在各企業退休人員中舉不勝舉。
何清漣認為，中國從一九七八年開始的經濟改革，從本質上只不過是對毛澤東當初「化私為公」的革命的一種逆變——「化公為私」。四九年以後，中共用暴力消滅了有產階級，而在七八年以後的改革進程當中，中共的掌權者們卻利用權力將自己及其家族變成了一個暴富階級。
半個多世紀「革命」的全部意義就是用無數的人頭將一部份社會的邊緣者送到了權力中心位置，用紅色新權貴代替了舊權貴而已。這種「市場經濟加極權政治」不可能將中國引入繁榮富強，只可能導致新一輪社會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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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沙「刁民」的覺醒
文 ◎ 胡平
陳洪在博客中說，「我打二份工，白班（七小時）、晚班（八小時）連軸轉，每天十五小時的工作，餘下時間除了吃飯就是睡覺」。（網路圖片）
世無刁官，哪有刁民？即使在專制社會，「刁民」的據理力爭也能使刁官劣紳的貪欲受到一定限制。在專制統治者眼中的所謂刁民，其實就是敢於和善於維護自身權益的公民。
最近，中國出了個大名鼎鼎的「刁民」。這個刁民名叫陳洪，家住湖南長沙，自從今年七月二十八日建立「長沙刁民陳洪的博客」（//chencs.blog.hexun.com），至今不過四個月，發表文章五十餘篇，點擊量已經超過一百萬，評論超過二萬九千條。陳洪今年四十八歲，一九七四年高中畢業，下鄉勞動四年，一九七八年進廠當工人，先後做過會計、供銷，當過車間主任、車間書記，一九九六年工廠被兼併下崗。陳洪失業十年，每月領遣散費二百三十元（約三十美元）。
靠打散工、印名片、開茶室、照快相難以為生，借高利貸開了間「超市」。殊不知「超市」一開張，派出所、城管、防疫站、稅務所，乃至居委會都以這樣或那樣的名義來收費，陳洪不堪重負，只好把超市關掉。然後，陳洪湊錢買了輛摩的拉客。但城管不准在主要街道運營，他只好每天十七點以後拉客，直到深夜，日收入僅三十元左右。「黑摩的」們聯合起來請求政府收回禁運成命，政府不理；到法院申訴，法院判敗訴。
由於生活困難，老婆離婚而去，留下一個念大學的孩子靠他供養。從九十年代起，陳洪開始上網瀏覽，偶爾發表文章。二零零五年，陳洪開始建立個人博客，但兩次被人「黑」掉。這次他又建立起自己的博客，把過去寫的文章貼出來，又寫了一些新文章，引起強烈反響。十月份，《中國青年報》的《冰點》周刊發表了對他的長篇採訪報導。《人民日報》的「強國論壇」網站邀請他做嘉賓與網友現場交流。
刁民即公民
「刁民」是個貶義詞。陳洪為何自稱刁民？陳洪首先為「刁民」一詞正名。陳洪說：「沒有人自願充當刁民。刁民一般都是權貴階層對不安於現實境況的低層人物的統稱。歷朝歷代稱『為了生活抗捐避賦與權貴階層言語爭辯，而並不違反朝庭法度之人為刁民』。」
陳洪認為，「刁民們的據理力爭和監督將使刁官劣紳貪欲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刁民只是刁官、庸官、貪官、劣紳們的眼中釘。」陳洪宣稱：「我只是為爭取和維護自己有限的生存資源而以言語（文章）與地方官員爭辯，而並不違反中央政府公布的法令政策，所以，我應該說是國家的良民，但卻是刁官劣紳眼中的刁民。是呀，世無刁官，哪有刁民？」
由此可見，在專制統治者眼中的所謂刁民，其實就是敢於和善於維護自身權益的平民，也就是敢於和善於行使公民權利的平民。實際上，這些所謂刁民正是真正的公民。
陳洪指出，現在的改革早已蛻化變質，成了偽改革，所以他堅決反對。陳洪說：「對我們而言，改革意味著失業下崗，改革意味著我們昨天創造的財富和已有的福利被剝奪，意味著我們的生活負擔在加重，意味著權貴和富人們對公共財產和國有財產的瓜分與掠奪。這種『偽改革』，我們憑什麼要歡迎？」
對工人而言，改革意味著失業下崗，意味著權貴和富人對公共財產和國有財產的瓜分與掠奪。（Getty Images）
有人說，因為實踐證明共產主義那一套行不通，計畫經濟是錯誤的，所以必須改革。既然要改革，勢必要有人付代價，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宣稱：「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幾千萬老工人。」
陳洪一句話就把這種觀點駁倒了——「計畫經濟不是我們所創造，共產主義也不是我們的發明。」陳洪理直氣壯地質問當權者：「你們作為我們命運的主宰者，就不應為你們昨天和今天的錯誤和失誤，負起你們應有的責任嗎？」問題就在這裏：共產主義和計畫經濟都是你們共產黨搞起來的，因此你們共產黨應該為自己的錯誤承擔責任。要付代價，首先就要讓中共付代價。要下崗，首先就應該讓中共下崗。憑什麼要老百姓做犧牲？
如今，廠長書記解雇工人已經成了家常便飯。連那些西方的經濟學家們也覺得這很正常：本來嘛，國有企業效率低下，冗員太多，所以有必要減員增效。但是陳洪卻一眼看出其中的詭詐。陳洪指出，國營企業的廠長本來只是「代表全民經營企業」，廠長並不是資本家，憑什麼現在「行使起資本家的權力」？雇主當然有權解雇受雇者，但是在中國，國營企業的廠長和工人的關係並不是雇主與受雇者的關係。廠子又不是你們廠長家開的，你們憑什麼有權解雇我們？
陳洪文章描述了下崗工人的悲慘狀況，絕大部份讀者都表示同情，但也有人不以為然。一位名叫郭峰的研究生寫信給陳洪說：「我不同意你的觀點。因為，國家、政府並沒有義務照顧我們這一代人一輩子。」
陳洪反駁道：「我們並沒要國家、政府義務照顧我們。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我廠由一個幾十人的手工業聯社，通過幾代工人的辛勤勞動和積累，發展成有幾千萬元資產的中型集體企業，在計畫經濟時代，企業每年創造的利潤全部上交國家，我們和全國的工人一樣，每月工資僅能維持生存。但在經濟高速增長、精英階層歌舞昇平的今天，我們卻突然成了這個世界多餘的人，我們昨天所創造的財富卻突然變成了別人的財產。你說這公平嗎？」
陳洪說，當初我們年輕力壯，政府要我們一切聽從它的安排，要我們努力工作，只付給我們很低的工資，但許諾我們病有所醫，老有所養。可是到後來，我們年老體衰，政府卻把我們一腳踢開，而我們過去創造和積累的財富則落入貪官污吏之手。
眾所周知，毛時代實行的是低工資高積累，當年的低工資是以鐵飯碗為前提的；也就是說，當年的工人的工資低，那實際上是讓工人買下了高額保險，如今共產黨把人家一腳踢開，等於是吞掉這筆龐大的保險費。
洞見與常識
中國經濟二十多年的持續高速發展被許多人譽為奇蹟。論者多半認定那是市場經濟的偉大成功。至於伴隨著經濟發展而產生的貧富懸殊，許多論者也都認為那是市場經濟的自然後果。譬如中國的勞動力低廉，一般人都認為那是市場供求關係所決定的，陳洪對此卻有不同看法。
陳洪指出：「在中國，勞動力被當做一種純粹的自然資源在使用，他們既沒有集體談判工資的權利，更談不上在發達國家已經成為常規的各種社會權利（福利、保障等等）。於是，作為分散的個體，在與資本的博弈中，他們的工資便成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壓縮的那一部份。」因此，「這是一種典型的政治過程，而不是簡單的市場過程。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這種博弈的最終結果，是中國底層勞動者的毫無保留的慘敗。中國的低工資更多的是國內分配嚴重不均衡的結果，它既非國際競爭的結果，也非自然稟賦所致。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競爭中贏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價優勢，也可以因為外匯儲備的擴張、貿易的增長而為國家贏得某種強大的形象……。」陳洪總結道，「或許，正是憑藉這種野蠻的力量，我們才能讓我國的經濟出現了奇蹟。」
在中國，勞動力被當做自然資源，工人沒有談判工資的權利與社福保障。（Getty Images）
陳洪這段話使人想起清華大學教授秦輝的相關論述。秦輝認為，所謂中國模式或中國奇蹟，其主要特點「除了低工資、低福利的傳統優勢外，中國更以『低人權』的『優勢』人為壓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資金和非再生資源）價格，以不許討價還價、限制乃至取消許多交易權利的辦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絕民主、壓抑參與、漠視思想、鄙視信仰、蔑視公正、刺激物欲來促使人的能量集中於海市蜃樓式的單純求富衝動，從而顯示出無論自由市場國家還是福利國家都罕見的驚人競爭力，也使得無論採用『漸進』的還是『休克療法』的民主轉軌國家都瞠乎其後。」
陳洪只有文革期間上中學的一點學歷，卻能對一大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都說不清的所謂中國模式和中國奇蹟提出自己的一針見血的洞見。這並不奇怪。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徐友漁去年十月接受《南方人物》周刊採訪時就說道：「中國的現實問題是非常簡單的、是非非常分明的。如果非用西方學術來套，就相當於用顯微鏡看大街上的人打架，那是很荒唐的——明明是肉眼就看得清楚的。而中國的問題是一些人明火執仗地搶與偷的問題，我們需要的是基本常識，基本的道德感。」不要以為陳洪是工人的先知。陳洪能看清的問題，一般工人都是明白的。
不消說，陳洪的文章也為自己招來了敵人。有人發貼恐嚇陳洪：「你的博客會繼續封殺！如果你還執迷不悟你將會人頭落地！不是嚇你的！！」陳洪一眼就看出發貼者「不是一個普通人」。陳洪機智地反唇相譏：你這不是在給黨和政府製造麻煩嗎？「萬一我的博客被黑、被封，人家會說這是政府在阻塞言路，萬一我有個三長二短，世人會說，這是政府官員在殺人滅口。您不覺得這事情有點嚴重嗎？」
陳洪堅定地表示：「公務員是為人民服務的，理應接受民眾監督，所以，我有資格對公務員群體進行評論。評論不是造反，我也不認為是和政府過不去，如果因為我幾篇反映我自己心態、生存狀態的文章，而引起政府大廈坍塌的話，那也更不是我的責任。那樣脆弱的政府能帶領我們走強國富民的路嗎？如此脆弱的政府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要嘛是死亡，要嘛是覺醒
陳洪如此強烈地批判改革，那絕不意味著他想回到過去，留戀毛時代。陳洪說，在毛時代，工人辛辛苦苦地勞動，每月工資僅能維持生存，而農民的日子還更差勁。陳洪也並不為毛時代「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口號所迷惑。他說那不過是一道「虛假的光環」，在當年，「我們除了領導自己所操作的機器外，我們領導過誰」？
事實上，正如陳洪所說，在八十年代，工人曾經熱烈地擁護改革，對改革滿懷希望。陳洪說：「窮人本應該是改革的支持者、擁護者，也應該是改革的受益人。因為通過改革，可以使窮人的政治地位、經濟地位得到改善。」問題是，在中國的改革中，工人沒有發言權。「在中國，由所謂精英主導的改革過程中，政府官員和理論界精英包辦代替了一切。他們對改革政策制定的唯一壟斷性，對改革實施過程的絕對控制權，使他們成為了改革的最大利益獲得者。而作為沒有決策權、監督權的普通民眾來說，利益受到損害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對於這種形式的改革，我們當然要反對。
陳洪引用一位網友的話：「長痛之後，要麼是死亡，要麼是覺醒！我們終於悟出了一個真理：沒有人民的憲政，就不會有人民的民主，沒有人民的民主，就不會有人民的政權，沒有人民的政權，就絕不會有人民的利益——這是一條鐵的定律！」
鑒於國內的政治環境，陳洪當然不可能把什麼話都講的直白透底。他坦承他有他的寫作底線，有些問題只能點到為止，有些話只能那麼講。
例如他寫道：「我只想中央的親民政策能落實到實處，我希望官員能改變自己的作風。我希望下崗工人能尋找到養家糊口的職業，還希望教育、醫療、道路等公共資源能為全體國民共用。這才是我寫文章的最終目的。」乍一看去，陳洪對中共當局還是很信任的，他提出的具體要求並不高，在現行制度下也不是不可以解決的。這就和他在上述文字裏對改革的尖銳批判很不一致。其實原因很簡單。就像陳洪自己說的，「咱不能集會，不敢遊行示威，也沒處上訪」，只能在網上寫點文章發發牢騷，還要小心翼翼，自我設限。在這種缺少有效抗爭手段的情況下，你除了盼望中共領導人發慈悲還能指望什麼呢？
這就回答了令很多西方觀察家困惑不解的問題。在很多西方人看來，中國經濟發展得很快很好，因而中國政府的地位也很鞏固，雖然貧富差距比較懸殊，但由於涓滴效應（Trickle-down effect），窮人的境遇也會隨著經濟的發展而獲得改善，更何況胡錦濤政權還多多少少採取了一些旨在幫助弱勢群體的政策；因此，他們不理解中國政府為什麼要對維權活動如臨大敵，因為這些維權活動提出的要求都是很低的，並不具有挑戰政府合法性的意義，政府完全可以妥善解決。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殘酷打壓呢？
答案就在於，正因為維權活動要面對政府的殘酷打壓，所以他們才不敢提出更高的要求。正因為中國民眾的基本人權遭到剝奪，十分缺乏集體抗爭的能力，所以他們才只好降低目標。這反過來也就是說，如果中國人獲得了集體抗爭的手段，他們就絕不會滿足於僅僅是從權勢者的筵席上分得一點殘羹剩菜，他們必將對這場以改革為名的大搶劫大掠奪進行大清算。（原標題為「通鋼事件後，重讀下崗工人陳洪的文章」）◇
本文轉自【新紀元週刊】134期「封面故事」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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