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日訊】從泰國、印度的經驗來看，再加上日本、韓國的經驗，當然還有美國等國的經驗，可以說，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整個是一個錯誤，一個造成了無可挽回的損失的錯誤

泰國紅衫軍連續大規模示威，導致東盟峰會無法正常召開，引來國內輿論的廣泛關注。恰在此時，號稱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之印度開始進行大選，輿論同樣給予相當關注。

但其實，諸多發表評論的人士對這兩國的情形，並無太多準確瞭解。比如，很多人感慨泰國的民主讓民主丟盡了臉云云，這些人士可能不知道，泰國目前其實仍然處於憲政鞏固時期，甚至又回到了轉型期。泰國於1932年建立君主立憲制度，但保守派軍人隨即控制權力，此後一直是軍人獨裁的威權政制。一直到1992年，才算建立起文人政府，進入憲政鞏固期。但軍人又於2006年發動政變，打斷這一進程。所以，泰國亂局的禍首不是民主，而是軍人獨裁。軍人用非制度化手段解決政治問題，被軍隊剝奪權力的他信派也不能不同樣訴諸制度外的街頭政治手段。

相比之下，印度的憲政制度要成熟得多。印度自1947年獨立，即建立了相對完善的憲政制度。這套制度已經運轉六十多年，除了東巴基斯坦獨立為孟加拉國之外，沒有發生嚴重的憲政制度中斷。因而，印度完全可以自豪地宣稱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也是發展中國家中民主運轉得最成功的國家。

從泰國政治亂象到印度民主的正常運轉，至少可以得到一個啟示：憲政需要傳統。

考察這兩個國家，立刻發現兩者有一共通處：兩國社會都相當地傳統，尤其是都有十分深厚的宗教傳統。這一點反而成為兩國建立憲政制度的優勢。

現代國家的基本憲法原則是政教分離，不過，就像智者托克維爾所說，這絕不等於說，宗教就與政治無關了。事實上，憲政制度的建立與正常運轉往往需要宗教的某種支持，廣而言之，需要諸多傳統制度的支持。宗教、家庭、各種社團等傳統社會制度，均有助於憲政轉型過程的穩定，也有利於憲政秩序的正常運轉。

道理十分簡單：憲政制度是一套微妙複雜、甚至有點脆弱的制度安排，需要以基本正常的社會秩序為基礎。沒有社會秩序之皮，憲政之毛又將焉附？而社會秩序必須依賴宗教、依賴傳統道德、依賴傳統的社會制度來維持，離開這些制度，社會就沒有秩序可言。

更進一步，憲政的運轉並不需要文化、價值本身是自由的或民主的。世界上恐怕也就沒有自由的、民主的文化這回事。把這兩個概念扯到一起，本身就是頭腦不清醒的產物。憲政制度的建立和運轉所需要的，只是經過時間篩選的正常的傳統、正常的宗教、正常的道德、正常的社會組織。所謂正常，就是指他們並不顯著於有悖於人們關於正義、關於幸福的理解。

印度是幸運的，它就是在這種傳統社會結構的基礎上，開始其建國大業的。在印度爭取獨立的領袖人物，不論是甘地，還是尼赫魯，都具有偉大的人格，都是印度社會的「紳士」。尤其是偉大的甘地，全身浸透了印度的宗教精神。當年辦過《觀察》雜誌的儲安平曾預言，靠這種愚昧的宗教精神，印度人不可能實現獨立。但印度就靠著這種精神獨立了。而且，印度建國以來者設計了相當健全、為國家奠定長治久安基礎、可以長期有效運轉的憲制，其德性與明智可媲美於美國製憲者。

泰國的憲政制度雖然沒有上正軌，但是，泰國憲政轉型的歷程還是比較平和的，至少，泰國沒有發生過翻天覆地、血流成河的革命。即便是軍人政變，也是相當溫和的。轉型過程的平和，恐怕是全民深厚的佛教精神有極大關係。我們可以設想，泰國的街頭政治，放到沒有宗教精神的國度，恐怕早就演變成不可收拾的暴力狂潮，進而引來同樣血腥的軍事鎮壓與軍人獨裁了。

作為中國人，看了當下泰國、印度的事件，不由欷噓，尤其是在五四將要臨近的時候。時下，各方都在張羅著紀念五四運動九十週年，順便地，人們也對新文化運動大唱讚歌。但從泰國、印度的經驗來看，再加上日本、韓國的經驗，當然還有美國等國的經驗，可以說，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整個是一個錯誤，一個造成了無可挽回的損失的錯誤。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新文化運動的前提就錯得離譜：這場運動的領導人以為，中國當時正在進行的憲政轉型之所以遭遇挫折，就是因為中國固有的文化、傳統與現代的民主、科學不兼容，尤其是儒家——直到今天，還有人把中國落後的根源歸於孔夫子。照此邏輯，中國要實現民主轉型，建立憲政制度，就必須先摧毀自己的傳統文化，尤其是要打倒孔家店，清除一切傳統的思想、信念，塑造出一代新人。

然而，如此大全盤反傳統，結果得到了什麼？如余英時、張灝等先生所指出，是一浪高過一浪的思想激進化與政治激進化。新文化運動中的知識分子為在社會內部針對不同意見者、不同利益者大規模地使用暴力，提供歷史的、倫理的論證。中國社會的基本價值因此而被顛倒：道德反而是虛偽，血腥反而是道德；高貴者最卑劣，粗鄙者反而最優美。

在這種顛倒了的價值支配下，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向著深淵一路狂奔：傳統社會結構中的精英——紳士群體，被放肆地使用大規模暴力的群體刻意地消滅，中國社會、政治的領導權力一步一步地落入社會邊緣人物手中。新文化運動還是大學教授們發號施令，到五四運動時就不靈了，國民革命是教授的學生們領導，後來，中小學生、大老粗也紛紛登場。於是，理性一路退後，政治倫理飛速墮落，政治趨向暴力化，以至於最終不可收拾。

那些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物及參與者，也成為他們自己所誘發的劣質化政治的犧牲品。黃苗子、馮亦代們的告密行徑，正是他們的老師發動的全盤反傳統運動的後遺症之一。

這樣的新文化運動必然毀滅文化。二十世紀前半期真正的文化，普遍出自那些遠離、甚至反對新文化運動的人士，如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張君勱、蕭公權、吳經熊、錢穆、牟宗三諸先生。世界就是如此奇妙：沒有舊，又何來新？不尊重傳統的人，怎麼可能有未來？因為他連自己是什麼、在哪兒都不知道。

今天那些忙著紀念五四的人、高調為新文化運動唱讚歌的人士，似有必要好好研究研究日本、韓國，研究研究今日的印度、泰國。傳統與憲政相安無事，甚至相互支持。糊裡糊塗地為持續了百年的一種迷信招魂，不僅看不明白世界，也看不明白中國。(//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