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7日訊】鼎革之初，白色名報之花凋殘，紅色報業體系落成。稍後，歷經1957年反右、1960年代早期的副刊潮，報業在鳴放與鎖喉中躑躅前行。再後，十年文革，舉國欲狂，報紙在狂熱囈語中失卻新聞紙的本質。1980年代以來，報業復甦，言論涅槃，迎來所謂「報人辦報」的高潮；1990年以來，市場經濟騰躍，都市報崛起，也迎來所謂「商人辦報」的階段。進入21世紀，尤其是2005年以後，報業的發行量、盈利指標、影響力逐年下滑。報紙，這曾經的傳媒一哥，正面臨著網絡等新媒體的巨大衝擊。尷尬的是，由於「被管理」的力度相對嚴厲，此種衝擊被放得更大。

60年過去，中國在改變。在此過程中，報紙從未缺席，儘管有時作為正面角色，有時作為反面角色，但都如鏡子般映射出時代特質。而報紙本身，也因為中國的變化而發生變化，同步、即時，從不滯後。因此也可以說，60年的報紙變遷，就是60年中國政治、社會、經濟、文化變遷的一個導言。

蔡元培說：「新聞者，史之流裔也」。如此，且讓我們進入中國報紙的六十年小史。

【1949～1956 報業鼎革：紅與白】

1949年，鼎革之初，中國報業「除舊迎新」。

舊報當中，《申報》、《大公報》可算兩面旗幟。前者是舊中國歷史最長的一份報紙，於1949年5月停刊，享年77歲。後者是鼎革之前中國影響最大的報紙，有天津、上海、重慶、香港四家分館。

天津大公報1949年1月改組為《進步日報》，後與滬版大公報合併，仍名《大公報》，主要報導財經新聞，文革中停刊；上海大公報1949年6月發表《大公報新生宣言》，宣佈報刊歸人民所有；重慶大公報1952年8月終刊，中共重慶市委在其基礎上創辦《重慶日報》；香港大公報在中共港澳工委的領導下繼續出版，與《香港商報》、《文匯報》構成香港左派報紙（中資背景）的陣營。

1949年初，大公報主筆王芸生在香港接到新華社通稿，說天津大公報發表社論，自我譴責做了國民黨幾十年幫兇（此文由楊剛起草。楊是周恩來秘書，後為人民日報副總編，反右時期自殺身亡）。香港同仁看了目瞪口呆，王芸生趕到夏衍處請示登不登，夏衍沉吟許久，說一字不改，照登。有人說，大公報死亡，就在這一天。

事實上，大公報一直受到毛澤東關注。1945年，毛在重慶談判期間，曾為《大公報》題詞「為人民服務」。建國後，他又授意王芸生寫1949年前的大公報史。王被迫寫下長篇回憶錄《1926年到1949年的舊大公報》，其子王芝琛對此文評價說：「那就是往他自己和大公報頭上扣屎盆子啊！」據說，當時有中央領導人曾私下指示：「不把《大公報》批倒批臭，無產階級新聞觀就立不起來」。

白色名報之花既已凋殘，紅色報業體系的落成也就順理成章。

1950年春全國新聞工作會議調查統計，建國初期，全國有公私營報紙253種，每期總發行250萬份。其中，黨中央的《人民日報》、總工會的《工人日報》、民盟的《光明日報》、團中央的《中國青年報》影響最大，堪稱紅色報業四大家。

到1954年1月統計，全國報紙共270種，每期總發行800萬份。此外，至「三大改造」結束時，全國已無一份私營報紙，均為公營。

上面的數據，沒有包括軍隊的報紙。建國初期，全國有人民軍隊報刊上千種（包括石印、油印、鉛印），團級以上基本都有自己的報紙。後陸續停辦省軍區、兵團、師、團級的報紙，加強大軍區報紙建設。1955年春，改劃的13個大軍區都有自己的機關報。1956年，《解放軍報》在北京正式創刊，成為全軍統一的報紙。

而在基層，許多單位自辦黑板報、牆報，少數單位還辦了內部油印小報，內容多是宣傳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與此同時，基層建立讀報組，參加者多為城市居民，多者近百人。每組選出若干人為讀報員，讀後集體開展討論。我父親回憶，我奶奶是文盲，當時也要參加讀報會併發言。她急得不行，就要我父親講解時事政策，吃力地背誦下來，好在讀報會上講。

建國初期，紅色報業新落成，辦報人員的素質尚待提高，常出一些有趣的差錯：（詳見拙文《建國初期我報多差錯》）

1951年4月10日上海《解放日報》：「應協助政府，對親友進行反革命活動」，在「反革命活動」前，漏了「鎮壓」兩字；

1951年4月16日《浙江日報》：「怎樣在農村開展援美援朝運動」，不用想了，「援美」是「抗美」的別字。

1951年7月，《井岡山報》為慶祝建黨，在封面刊登大幅毛主席像，卻在周邊加上黑框！以至樸素百姓一看就大哭，以為巨星隕落。後來，報社解釋，是製作銅版時不小心，並登報認錯。

1951年9月，《山西畫報》登了一幅《在毛主席領導下勝利前進》，畫中的國旗竟然只有三顆星星。開始讀者投訴，他們不以為然，辯解說：「誰不知道國旗是五個星，少畫兩個，有什麼了不起？」後來上級查處，他們才認錯：「這是工作幹部粗枝大葉，……侮辱國旗……並可能使人誤會變更了以工人領導其餘四個朋友通力合作的統一戰線」。

上述差錯事件，也從側面反映了1957年前中國的政治氛圍，相對較為寬鬆，即使失手搞了領袖，也未必被上綱上線。

【1957～1965 報業彷徨：忽右忽左】

1956年上半年，黨中央提出「雙百方針」，報紙活躍起來，猶如中風後逐漸恢復的病人。1957年2月，毛澤東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知識份子以為重回「人民內部」，更活躍了。報紙也提供了相應平台，譬如1957年人民日報改版，方向之一就是「開展自由討論」。費孝通的名文《知識份子的早春》，就發表於該報的筆談專欄。

早春似乎真的到來了，《光明日報》、《文匯報》等報一時間成為大鳴大放的重鎮。知識份子們從各個角度向黨和政府開火，建言獻策，尖銳大膽，飽含情感。傳統報紙外，民間的大字報也興起，幫助我黨整風。如北大的「民主牆」，甚至被譽為中國的「海德公園」。

好景不長，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標誌著對「右派份子」開始反擊。稍後，人民日報又發表系列編輯部文章，批判《文匯報》、《光明日報》等的「資產階級方向」問題。

隨後，包括《文匯報》總編徐鑄成在內的許多報人被劃為右派，包括費孝通在內的許多曾於報刊發表鳴放言論的知識份子也遭受迫害。而在反右擴大化中，許多人甚至只因為單位需滿足「指標」，就被打入另冊。

這是建國以後第一次大規模的言論災難，以報紙亮出開放姿態為始，以各界噤若寒蟬為終。

毛澤東對這種鴉雀無聲的狀況有著奇怪的態度。1958年1月，中宣部編印的《宣教動態》的一篇文章反映，「有些同志謹小慎微，不敢說話。左派不願替報紙寫稿，有點躊躇。中中和中右，不敢沾報紙的邊。」毛在3月25日對此文寫下批語：「為什麼知識份子不敢講、不敢寫呢？我們人民的自由已被壓死了嗎？」4年後，1962年4月，毛在一次會議上又說：「從前老是講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事實上沒有實行，言者還是有罪。右派猖狂進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麼辦呀？但是帶來一個缺點，就是人家不敢講話了」。

1958年，「大躍進」運動開始。報紙也隨之成為「吹牛大王歷險記」。當年元旦，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乘風破浪》，提出要用15年的時間，超英趕美，從此掀開報界「放衛星」的序幕。

在1958～1960年間，「山藥畝產120萬斤，一棵白菜達到500斤」、「羅城縣36小時產鐵26萬噸」這樣的新聞充斥報端。此期的報紙，刊登的不是新聞，是玄幻小說。玄幻報導與大躍進運動結合，生出的只有愚蠢的激情，自欺欺人的幻覺，以及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倒退等惡劣後果。

1961年，根據中央精神，人民日報刊發《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標誌著對此前躍進浮誇之風的撥亂反正。與此同時，報業也迎來了一些新鮮的變化。

一個變化是晚報的興起，晚報多由機關報改成，主要是為了應對紙張危機。不過，其內容相對注重生活化、趣味性，與硬邦邦的「日報口味」，略有不同。

另一個變化是副刊的興起。人民日報1961年1月進行改版，新增了週日副刊，各地方報紙也跟著效仿。

最值得紀念的，是鄧拓（筆名馬南村）自1961年起發表在《北京晚報》上的專欄，後匯成《燕山夜話》出版。《燕山夜話》可說是建國後雜文的第一次猛抬頭，作者學識淵博，文筆流暢，娓娓道來，如淌清泉。以今日之眼光看，鄧拓只是講了些常識，或說了些並不激烈的真話，但在那個年代，確實起到不小的啟蒙作用，也產生了一定的社會影響。我父親回憶，他當時讀《燕山夜話》，徹夜不眠，還鈔錄了書中大量段落，「覺得比毛主席的文章寫得還好」。

此外，1962年人民日報副刊開設的雜文專欄《長短錄》，在當時也有不錯的口碑與影響。這個專欄，報社定的宗旨是「表彰先進，匡正時弊，活躍思想，增加知識」，由吳拓、夏衍、唐弢、廖沫沙、孟超等人撰稿，針砭時弊，縱橫古今。

遺憾的是，《燕山夜話》與《長短錄》在文革期間都被打為大毒草，其作者也多遭受迫害，甚至冤死。

要之，1960年代早期副刊的興起，是報界在政治允許範圍內小心翼翼的空間拓展，也是對老百姓「真話需求」的一種回饋。但是，此階段副刊的水平與影響，不能過高估計。如曾彥修所言，其時雜文隊伍已極度縮小，「全國加起來恐怕也不過2、30人， 而且大多是1957年倖存下來並仍在做一定領導工作的『消息靈通』人士」，這些人能通過種種渠道打聽某種「精神」，然後才王顧左右而言它地寫幾句。因此，這階段的副刊雜文，雖偶露鋒芒，但更多的是中庸、含混，甚至偽飾之作。思想並不能縱情馳騁，真話也並不能傾情講述。

【1966～1976 報業之死：舉國若狂】

眾所周知，文革的導火索乃是1965年11月發表在《文匯報》上的一篇文章，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而首先公開號召文革的，則是1966年4月《解放軍報》的社論「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

文革十年，雖然「九大」、「十大」前後的新聞路線方針有些不同，但總體來說，中國的報紙徹底降低為黨的喉舌，甚至只是黨內一小撮人的喉舌，而與人民完全劃清界限。

文革中黨的喉舌，最權威的莫過於「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若在此列舉其荒謬言論、報導，行文將會顯得臃腫，我們只需看一些關鍵詞，均由這「兩報一刊」放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打倒保皇派、批林批孔、批投降派、反回潮、反擊右傾翻案風……

文革中，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報被衝擊，被奪權的現象相當普遍。各派都在搶佔「輿論制高點」，甚至因此釀成流血衝突。譬如，1967年1月下旬，內蒙古造反派「呼三司」因其下屬組織在《內蒙古日報》的奪權行動未獲內蒙軍區支持，與軍區產生對抗，引發絕食靜坐、大規模武鬥等事件。再如，1967年2月，重慶反「革聯」派到《重慶日報》社抄砸鉛版，與「革聯」人員發生衝突，死傷十多人。

大量報紙被改為革委會的機關報，另一些則被打壓甚至停止出版，因為它們是「放毒、造謠的舊報紙」。與此同時，全國山河一片紅，全國報紙也一個樣，所謂「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梁效是批林批孔運動中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筆名，當時重要社論多出其手）。文革十年，舉國欲狂。報紙還在，但其靈魂已經死了；報人則連「在」都很難了，他們多受凌辱，乃至冤死。

今日中國新聞界的最高獎項是「范長江獎」，冠名此獎的報人范長江，就死在文革。1969年，已被長期關押的范長江來到確山縣瓦崗鄉蘆莊五七干校,分在基建隊，主要勞動是蓋房子。有次，因為幹活較慢，60多歲的范長江被監管員一腳從腳手架踹到地上。他一聲不吭，艱難地站起來，繼續爬上腳手架幹活。1970年10月23日，他的屍體在五七干校門前菜園邊的一口水井中被發現，只著一身單衣，依稀可見滿身傷痕。事後，他被草草掩埋在一個偏僻的山溝裡。而他的離奇死亡，被定性為「畏罪自殺」。

諷刺的是，「民間辦報」在文革中卻發揮到極致。不過，民間能辦的「報紙」只有一種：大字報。在1975年，大字報甚至被寫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有人對大字報不無同情與憧憬，認為是言論自由的充分體現。這種觀點不值一駁。文革大字報的「言論自由」，是一種聲音消滅一萬種聲音的「自由」。鼓吹文革「言論自由」的弱智，通常都把自己站在寫大字報的一方，於是想當然地跟著就狂歡了。他們從來沒想想被寫大字報的一方，那些沉默者、被顯性或隱性地割舌者。事實上，文革中的大字報，可以是勒死無辜者的繩索，可以是極權主義的工具，可以是多數人的暴政，但恰恰不可以是通往自由的渡船。

【1977～1994 報業復甦：新新聞主義的興起】

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中國報業進入全新時期。第一個表現，是晚報的復甦。1979年11月，《南昌晚報》率先復刊。兩個月後，昆明《春城晚報》創刊。這是文革後創刊的第一份晚報，在業界有「報春燕」之稱。其後，《北京晚報》、《羊城晚報》、《新民晚報》等老牌晚報先後復刊。截至1982年底，全國已有晚報19家，超出「文革」前的規模。（這個數字 1999年將升至146家！） 新興的晚報多為4開，又叫「小報」，比起傳統「大報」（黨報）而言，更關注社會、文化、娛樂新聞，不那麼生硬，而較柔軟。

報業的發行在1980年代也得到突破。此前的報紙發行全靠郵局，現在逐漸有了零售的報刊點，乃至流動小販。這一發行改革對報紙的繁榮極為重要，有了發行的保證，報紙商品化才成為可能。不過，在1980年代，報紙商品化並非主流。在這個理想主義蔚為主流的年代，「報人辦報」才是最強音。

「報人辦報」之所以成為可能，又起自於《光明日報》1978年5月的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此文被《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全文轉載，並由新華社轉發通稿，引發了一場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為改革開放的合法性開出證明書，也揭開了壯麗多姿的1980年代的序幕。

1979年，「張志新案」轟動全國，中國報界集體發聲。《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組織了大量討論文章，希望把張志新之死變成中國的德雷福斯案件。人民日報將讀者來信摘錄的總標題，起名為「人民的義憤」。

在1979年的中國，張志新案引發了一場對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對黨內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對極權政治的全民「天問」。媒體本身也開始反思。先後在新華社、光明日報做記者的陳禹山，曾采寫張志新案，他說：「是這麼多人合力共同『殺』死了張志新……我也有責任——當年我是新華社記者，那鋪天蓋地的『造神』文章裡也有我的一份。我當時沒有張志新的覺悟，不過，真有的話，估計我也不在了」。

「這雨後的青山，如洗過的良心」。報紙的臉上開始有了血色，漸漸從宣傳本位回歸到新聞本位。甚至黨報都迎來輝煌。曾任職《人民日報》多年的祝華新，2006年起開始撰寫系列博文《人民日報，叫聲同志太沉重》。他回憶，1978年到1980年代中期，《人民日報》每篇重磅文章的背後都有一系列複雜的博弈，「在這些博弈中，作為黨報的《人民日報》所表現出的勇氣與智慧，無愧於中國第一大報的稱號」。1980年代的《人民日報》，發行量創歷史地達到600萬份。

不過，若說勇氣與智慧，我心中的兩個標桿還是《中國青年報》與《南方週末》。前者被視作古典自由主義的代表，後者則被視為新自由主義的模範。

在1980年代，發行高達300萬份的《中國青年報》最有份量的作品是關於大興安嶺火災的「紅黑綠三色報導」。這組報導從歌頌救火政府、讚美救火英雄的老模式中擺脫出來，不發獎章也不唱讚歌，而是直面災難，深入揭露大火背後的官僚主義和造成火災的深層原因，創造了全景式報導的範例。整組報導故事性強，有思想深度，且成為新聞干預實際政治生活的一個樣本。

這組報導，也可視為1980年代新新聞主義在中國大陸興起之後的代表作。所謂新新聞主義，是指利用實地採訪和理性思維獲取對某一事件的內部觀點，再利用近似於小說的技巧，將所報導對像全景再現。在此種思潮的影響下，報告文學和新聞特寫在1980年代大行其道，也成為1990年代崛起的深度報導（譬如1995年起中青報創設的冰點專刊、1990年代中後期南方週末的特別報導）的先聲。

而1980年代的《南方週末》，尚未成熟，也沒有1995年以後那麼勇猛精進，但其創始人左方的辦報思路清晰而犀利。他反省1949年至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報紙，將之概括為「真理報模式」，其理論是「新聞的黨性原則」，其表徵為：1、只對上負責，不對讀者負責。2、不從實踐出發辦報的。辦報根據就是黨的文件。3、文體殭化，語言假、大、空。4、否定傳媒的商品屬性。認為傳媒不是商品，是工具。對此，左方有四條策略：1、「有可以不講的真話，但不講假話」。2、「新聞主攻、副刊主守」。3、先做瓶後釀酒。瓶是新聞形式、酒是新聞自由。4、辦報最高境界是從容。這四條在1980年代的南週身上未能全部體現，真要實現它們，也許要等到左方的後任——江藝平主持南週之後。

要之，在此階段，尤其是整個1980年代，中國迎來短暫的文藝復興，中國報紙的字裡行間也透著濃厚的理想主義氣息，「想說、會說、敢說、雖然未必能說，」差堪形容此階段報紙的風骨與境況。而在特殊的時刻，那些高貴的報人也經受住了考驗（如欽本立），「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為中國報史留下了至為血性的一筆。

【1995～2009 報業變局：才青春就老去？】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中國開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與此同時，中國報業也悄然醞釀變局。

破格的第一步由蜀人先行。1994年底，中國第一家都市報，《華西都市報》在成都問世，東家是四川日報。創辦者席文舉將該報定位於「市民生活報」，並稱：「市場需要不需要，讀者喜歡不喜歡，是衡量我們辦報的標準和試金石。」

《華西都市報》一舉成功，都市報旋即風靡全國。在廣州，《南方日報》創辦了《南方都市報》；在福州，《福建日報》創辦了《海峽都市報》；在石家莊，《河北日報》創辦了《燕趙都市報》；在武漢，《湖北日報》創辦了《楚天都市報》……到2005年，全國的都市類報紙達到287種，平均期印數4852.3萬份。

都市報的崛起，意味著中國報紙走向商品化，也真正開始重視讀者的需求。此前多年，讀者在辦報者心中常是隱身人，辦報者考慮最多的是「黨」，或者「天下」，很少有「人」。因此，都市報的崛起，也可說是報紙的「人的回歸」。

都市報的崛起，加速了中國報業產業化進程，以都市報的資金輸血為主要支撐，各省市的報業集團陸續落成，而「傳媒上市」、「傳媒經營多元化」、「傳媒重組」等也成為熱議話題。

但在「都市化」的過程中，除了少數媒體如《南方都市報》、《新京報》、《華商報》外，更多的報紙漸漸失去了作為公器的媒體責任。不覺中，嚴肅的、深度的新聞絕塵而去，只剩下獵奇的社會新聞、八卦的娛樂新聞、快餐化的消息新聞。

報紙本應該是社會的麥田守望者，現在卻成了大劇院的表演者，或麻木不仁的旁觀者。報紙本應該像雨水和陽光一樣促成綠色的誕生，現在卻讓人的心臟變成冰箱。

然而，報紙也有委屈。他們要說，首先，新聞娛樂化是因為受眾需要娛樂。上帝說要有光，於是我們就生產光。麥克盧漢說：「工業世界大量的娛樂和公共生活，是工業人內心生活的無意識表達」；其次，在這個時代，做新聞莫不是戴著鐐銬跳舞，新聞娛樂化、低俗化未必會遭封殺，而新聞政治化、輿論監督化，則常會踩中地雷，就像戰後柬埔寨的耕牛。

而對「都市報」來說，更大的問題還在後面，那就是近年瀰漫全球的「報紙將死」的惡咒。2008年12月以來，美國的四家報業巨頭，論壇報業公司、明尼阿波利斯明星報公司、新聞紀事報公司和費城報業公司，相繼申請破產保保護。業界認為，這只是已經來臨的報災的一個開始。

目前，中國的報紙還沒有破產機制，所有的報業集團都是公營性質，報紙的生死並不全由市場說了算。我知道一份累計虧損好幾千萬，且已鐵定沒有盈利希望的都市類報紙，因複雜的非經濟考慮的博弈，至今仍沒有關閉。

沒有破產機制，決不意味著中國的報紙是不死的傳奇，反而將其推向更危險的境地。有研究者認為，三年之內，中國將消失的報紙，不會少於100家。此論也許有些悲觀，但並非危言聳聽。

不過，在我看來，與勁敵網絡相比，報紙也有獨特財富，那就是60年積累下來的報人風骨。無論時局如何令人窒息，大寫的報人，總要想方設法發出堅如金石的聲音。「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60年來，無數報人用實際行動詮釋著鄧拓的詩句。在報人的血管裡，流淌更多的是理想主義；而在網媒人的血管裡，流淌更多的卻是功利主義。

若說報紙還有一線生機，憑的就是「報人風骨」四字。當然，這一線生機，也可能變成滅頂之災。

【結語】

60年，中國報業兜兜轉轉，中國報人浮浮沉沉，中國讀者來來去去。60年，報紙見證了中國社會的幾乎所有變遷，參與了中國政治的幾乎所有變革。60年，報紙為一代又一代人提供了數量最為巨大的，真實或虛妄、犀利或嫵媚、悲憫或冷酷的新聞、觀點與知識。

60年過去，中國站在轉型的十字路口，中國報業也同樣站在通往未知的歧路之端——重現輝煌，還是就此湮滅？繼續忍受或享受束縛，還是撕碎緊身衣？堅持單線條，還是多元發展？諸多難題，扣人心弦。

若認同，「新聞是歷史的初稿，歷史是新聞的定稿」（董橋語），那麼我們這個專題，就是「歷史的初稿」的「初稿」——是新聞的史學初稿，也是歷史的新聞初稿。至於定稿，只能留給未來了。

轉自牛博網(//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