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初諳政事（二）
在一段時間裡，我一直在考慮離開ＢＸ塑料公司及科爾切斯特。當上達特福德的議員候選人後我更覺得我應該在倫敦找一份新的工作。我已告訴選拔委員會我將全力以赴參加競選，我確實想這樣做。從性格上講，我不會三心二意。因此，我開始在倫敦找工作，年薪應在500英鎊左右。雖然這個數目在那時也不算大，但如果要求不高的話足以使我生活得比較舒適。我參加了幾個單位的面試，發現僱主不大願意錄用一個為了從事政治而辭去以前的工作的人。我絕不會去掩飾我的政治追求，更不會放棄它，所以，我繼續找其他工作。最後，位於哈默史密斯的Ｊ‧萊昂斯公司的實驗室錄用我作食品研究化學師。這項工作理論性比較強，因此，我對這個職位比對ＢＸ塑料公司的工作更為滿意。
不久，我搬到了達特福德選區的新住處。實際上，從各方面來講，達特福德成了我的家。我的房東全家對我關懷備至，無以復加。對人友善是他們的天性，他們又都是堅定的保守黨支持者。米勒夫婦也悉心照顧我。晚上參加完會議後，我經常到他們家去喝咖啡，放鬆放鬆。我在科爾切斯特工作和生活的時候就經常到他們家度周未。這個家庭和睦祥和，好像每個人都想盡情享受生活，因為戰爭的困難時期已經結束了。我們也定期地參加一些政治性或非政治性活動，女士們總是精心打扮，穿得光彩照人。約翰‧米勒的母親已經去世，父親與米勒夫婦住在二起，他是我的好朋友。每次有聚會，他都送我一支粉紅色康乃馨，讓我插在衣服上。
我經常開車到北肯特郡的其他選區。達特福德、貝克斯利希思（特德‧希思是候選人）、奇斯爾赫斯特（帕特‧霍恩斯比—史密斯）及格雷夫森德（約翰‧洛）四個選區合作密切，莫里斯‧惠勒任四個選區的主席。他時不時地邀請我們到他家聚會。他的房子「弗蘭克斯」很大，在霍頓柯比。
那時，達特福德的席位是四個選區中最難贏得的，所以，毫無疑問在它的鄰近選區眼裡也是最不重要的，雖然達特福德人不這麼看。從政治上講，把有把握獲勝的選區與毫無希望獲勝的選區聯繫在一起是有道理的。如果在毫無希望獲勝的選區建立起活躍的組織，就很可能把你們的競爭對手的支持者從你們希望保住的政治陣地上吸引走一部分。這正是中央總部希望我們做的一部分工作，以便幫助特德‧希思保住貝克斯利這個能贏得的席位。
這樣，我認識了特德。他已是貝克斯利的候選人，中央總部要我到他的選區去講話。特德已較有名氣。他參加過二戰，被授予中校軍銜。他的政治經歷始於３０年代後期支持一名反慕尼黑協定候選人參加牛津的補缺選舉之時，他也因此贏得中央總部及四個選區協會的尊敬。
他這個人十分爽快、邏輯性強，他總能列出４個目標或５種攻擊的方法。一見面，他的這種性格就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一方面與選區的工作人員十分友好，但另一方面又總是領導者，「候選人」，或「議員」，這使人覺得即使在他最和藹可親的時候，他仍有些與眾不同、孤芳自賞。
他的鄰近選區奇斯爾赫斯特的候選人帕特‧霍恩斯比一史密斯則與他截然不同。她熱情奔放，富有活力，是一種明星式女政治家，1946年她發表的一次極富煽動性的右翼演說轟動了保守黨大會。她總是十分樂意幫助年輕同事，到全國各地演講。我和她成為很好的朋友，我們經常在她舉行的非正式晚宴聚會上進行政治長談。
1950年選舉到來之前，我們就感到保守黨力量開始恢復。這種恢復與其說是保守黨內對其政策進行重新思考的結果，不如說是保守黨人及全國人民對艾德禮政府主張的社會主義作出的強烈反對的結果。安奈林‧貝文在1948年7月把保守黨描述為「害鼠不如」，像我這樣年輕的保守黨人正好藉機發揚英國人歷來善於自我嘲諷、自我貶低的傳統以表示對黨的忠誠。
我們在外出活動時戴上一枚「害鼠」像章，是一個藍色小老鼠。誰吸收了10名黨員，就戴上一枚像章。這些人被稱為「惡鼠」。誰吸收了20名黨員，就成了「大惡鼠」。這樣，黨內人員自然而然地分成了幾等。有個居住在特威克納姆的某個地方的人被「封」為「鼠王」。
我倒是克利門特‧艾德禮的崇拜者。他為人嚴謹，是個愛國者。艾德禮與90年代的政治家不同，他注重實質，從不譁眾取寵。他的政府確實十分激進、急於改革。1945年的工黨宣言是一個十分左的文件。現在看來，這一點更清楚。戰爭剛剛結束，大家大談特談的計劃、國家控制均是戰時的用詞，所以人們無法真正掌握其全面的影響。實際上，計劃與國家控制是對商業、資本主義及市場的全面攻擊。這種觀點的基本理論前提是，「除了戰爭期間以外，我們是否充分利用了我們的生產能力令人懷疑。
我們必須糾正這種情況。」認為只有國家才有能力決定把資源用在哪、不用在哪更符合國家利益。提出國有化、控制、計劃，不只是或不主要是基於社會的原因，而是基於經濟的原因。認為有害的壟斷只出現在私營部門。因此，鋼鐵工業國有化的理由是「只有公有制代替了私人壟斷，鋼鐵工業才能是高效的」。其中最為激進的也許是工黨對土地的態度。工黨清楚地表示地方當局強行收購土地僅是一個更全面計劃的開始，因為「工黨主張土地國有化並將為此努力」。
1950年的保守黨宣言是一個匠心獨運的文件，它既從理論上和實踐上對社會主義進行了有力的批判，又提出了一系列謹慎的具體的誓言，以改變現狀。它強調了通貨膨脹的後果、經濟管理混亂、浪費及官僚主義的情況。我對宣言關於外交政策的明快的表述特別滿意。
但保守黨也比較謹慎，沒有承諾馬上停止配給制，或者大規模取消國有化，也沒有承諾做任何可能在社會保障或保健服務方面引起爭議的事情。宣言多次以積極的方式提到工會「運動」，將其描述為「對我們的經濟和工業生活的正常運作是必不可少的」。我們都知道我們可能最易受到攻擊的三個領域是失業（選民對３０年代居高不下的失業率記憶猶新，卻不會記得第二屆工黨政府期間失業率已經攀升，而國民政府期間失業率下降了） 、福利國家（許多人認為我們想取消）及所謂的「戰爭販子」論調（工黨政府的靈活路線可能使丘吉爾關於冷戰的言辭顯得極端，而不是有先見之明——丘吉爾的判斷確實富有遠見）。這些問題是我在1950年及1951年的競選運動中的公眾集會上經常談及的問題。
1950年竟選運動的那幾週是我感到最疲憊的幾週。對我來說許多事情都是新的，而且新手總是缺乏後勁。與今天的選舉不同，那時候幾乎每個晚上參加公眾集會的人都很多。因此，我就得白天找時間準備晚上的講話稿。我還要給選民寫信，爭取支持。大多數下午的時間都是用來上門遊說，有時候，用大喇叭來宣講，算是稍作放鬆。我的家人給了我很大幫助。父親來講話，姐姐也來幫忙。
大選前，威廉斯夫人（資深關稅改革者、多年擔任克羅伊登選區議員的赫伯特‧威廉姆斯爵士的夫人）建議候選人參加竟選活動時應有特定的穿著方式，以便大家互相認識。我對她的建議十分認真，到牛津大街的伯恩和霍靈沃思商店購買了一套適合參加競選活動時穿的黑色套服，買了一頂帽子。我就穿著這套衣服，戴著那頂帽子去參加競選活動。為了更容易辨認，我還在帽子上繫上一根黑白相間的帶子，打結處呈藍色。
當然，如此小心翼翼是否必要卻是另外一件事了。有多少24歲的女子會在愛裡斯購物中心站在肥皂箱子上演講？那時候，婦女候選人大多是不去工廠遊說的。但我去了，工廠內外都去過，總是受到比較熱烈有時也頗為嘈雜的歡迎。達特福德的社會主義者有些忐忑不安，直到他們的候選人——在任議員諾曼‧多茲也受到同樣的待遇，他們才放心。我只是不喜歡去小酒館，我自己一個人是決不會去的。某些畏難情緒很難克服。
我很幸運有諾曼‧多茲這樣的競選對手。他是一位純粹的、頗有騎士風度的；日式社會主義者。他知道他將獲勝，因此，他很大度，願意給我這個觀點與他遇然不同的雄心勃勃的女子一次機會。我正式成為候選人後不久，他就提出與我在當地的文法學校的大禮堂進行辯論，我欣然接受挑戰。他和我先分別致辭，然後回答提問，最後分別致結束語。各方都有自己的支持者，嘈雜得很。競選運動期間，我們又進行了一次同樣熱烈的難分勝負的辯論。大家只就有關問題和事實進行辯論，而不進行人身攻擊，這使辯論很有意思。有一次，一家全國性報紙報導說，諾曼‧多茲認為我很漂亮，但獲勝機會很小，智力不佳。這位善良的社會主義紳士馬上給我寫信，說他並沒有說過那些話——或者至少沒有說過最後一部分。
我的公眾集會總是人很多。由於人很多，在大會開始前20分鐘就把會場的門關上並不是稀奇的事。當然，那個時候作為一個女人本身就有一個優勢，那就是人們對我都有基本的禮貌，我們可以加以利用，而今天的女權主義者已基本上使這種禮貌喪失殆盡。有一次，我到選區的某地參加一個公眾集會，發現在集會上講話的前空軍部長貝爾福勳爵受到某些提問者的非難，場面有些混亂，大家已經去請警察來幫忙了。我告訴組織者不要讓警察來了。不出所料，我一登上講壇開始講話，台下的騷動開始減弱，基本恢復了秩序，如果說不是真正的和諧的話。
我也很走運，作為候選人我受到國內甚至國際媒體的關注。我只有24歲，是參加1950年競選運動的最年輕的婦女候選人。這本身就是大家評論的話題。有的報紙請我就婦女在政治中的作用寫文章。我的照片刊登在《生活》雜誌及《倫敦圖片新聞》上。《倫敦圖片新聞》是許多從政的大人物常讀的報紙，我的照片也登在了西德的報紙上，他們稱我為「富有魅力的小姐」（這也許是最後一次這麼稱呼我了）。
我杜撰了兩個口號，不怎麼含蓄，十分直截了當。一個是「投右派的票，保住剩下的東西」，另一個更有針對性，「不要腐朽，趕走無能」。邵使在那時，我講話也從不大談意識形態。我在羅菲爾德街的教堂大廳的一次會議上講話時說：
「我們正在參加這個國家從未有過的一次偉大戰役——兩種生活方式之間的戰役。一種將必然導致奴役，另一種則通向自由。我們的對手企圖讓你們相信保守主義是少數人的特權。而保守主義保護我們民族遺產中一切偉大和優秀的東西。保守主義最基本的原則是什麼？是那就是國家團結。我們主張國家的團結一致，而不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你們無法靠傳播嫉妒與仇恨來建設一個偉大的國家或人類家園。」
「我們的政策不是建立在嫉妒或仇恨之上的，而是建立在每個人的自由之上的。壓制不是我們的政策，我們的政策是鼓勵成功，鼓勵勤奮進取。1940年，這個國家奮起反抗專制，不是要求實行國有化，而是要求自由。」
當我在當地的文法學校得知達特福德的計票結果時，我感到我們所付出的艱辛是值得的。我使工黨的優勢減少了6000張票。全國選舉結果揭曉前的那天凌晨，卡姆羅斯勳爵邀請了議員候選人、議員、部長、反對黨人士及社會名流參加他在薩伏伊飯店舉辦的《每日電訊報》聚會。我在這裡獲悉全國選舉結果時既高興又有些難過。高興的是保守黨使工黨在議會的優勢由146席降至5席。難過的是，保守黨仍未取得選舉的勝利。
在這裡，我應特別提一下我作為達特福德的候選人的一次特殊經歷。有一次，我應邀去主持保守黨在奧爾平頓舉辦的一次募捐會的開幕式。有些人勸我算算命，我不太情願地同意了。有些算命先生喜歡水晶球，而這個算命先生顯然喜歡珠寶。他讓我把我的珍珠項鏈取下來，讓他摸摸，以尋求神靈的指示。
算命先生的結論當然是十分樂觀的，他說：「你將很偉大，像丘吉爾一樣偉大。」大多政治家都有點迷信，我也不例外，但我仍覺得他說得有些滑稽可笑。當然，人們都希望有好運，因此，任何可能帶來一些好運的東西均受歡迎。從那以後，我認為我的珍珠會給我帶來好運。我的珍珠好像證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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