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3日訊】五年前，我剛從美國返回香港，應封從德先生之邀，為「六四」十五週年徵稿寫了一篇「憶六四當年在香港」，發表於「爭鳴」雜誌，講述了當年六四我在香港的所見所聞，提及我的同事同學和朋友等。轉眼之間五年過去了，世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可是中共拒絕為六四平反沒有變；在他的強權要脅下，西方有些政要少談六四和人權了；華人社會中，台灣馬英九為了和大陸拉關係，也不提六四平反了；澳門通過二十三條，民主訴求進一步受壓；惟有香港二十年來，悼念六四的維園燭光從未熄滅過。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和學運領袖王丹對香港同胞二十年來的堅持感動不已，在此，我想告訴他們和全體中國人，二十年前，一個普通的香港母親是如何經歷六四的。天下母親的心都是相通的，從一個香港母親的身上，可以看到為什麼香港人對平反六四堅持不懈，從一個中國母親的身上，又可以看到民心所向，看到六四必有平反的一天。
我母親在香港出生，上世紀三十年代她從聖保羅女子書院(St. Paul’s Girls College)畢業，正值抗日戰爭爆發，外婆帶著她和舅父兄妹倆逃難到內地，和在美國的外公失去聯絡，抗戰勝利後才回到香港。舅父在皇仁書院(The Queen’s College HK)讀書的時候，一片愛國救民之心，參加了共產黨。49年率領九龍海關「起義」，被派往廣州當軍代表接收廣州海關，把外婆和我們一家都帶回去了，從此改變了我們的一生。母親在舅父的介紹下，五十年代初參加「革命工作」，在廣州海關當幹部。之前外公在美國曾寄錢回鄉置田留作將來養老用，可是不久後外婆就被拉回鄉下「鬥地主」。舅父是共幹也無力救母，母親日夜啼哭，兄妹倆只有變賣鄉間全部家產交「餘糧」，同時由我母親出面寫信給僑委會要求改成份為華僑工商業卻未果，幸大半年後外婆得以逃出生天。此後外婆就一直跟我們住，我們和共產黨南下幹部一起住在沙面海關宿舍大院內，母親侍奉老人極孝……所有這些，文化大革命中都成了為地主母親翻案和地主階級孝子賢孫的罪名。加上抗戰期間和父親姑母等在貴州開設過美軍招待所，成了「美國特務」，文化大革命中被監禁鬥爭，那時父親也早已被監禁。母親生性懦弱，多愁善感，多年後我在香港才從她讀書時的姊妹口裏得知，母親曾經一時想不開差點自殺，想起可憐的五個兒女才活了下來，我聽說時母親已經去世了，但我仍然震撼不已。
二十年前，母親住在香港中環我弟弟家裏，我在中環某家中資公司工作。本來我是很不情願去中資機構的，但那時剛來香港還不到三年，白手起家，貪圖中資公司高於市價的人工，應舊同事介紹就去了。未想到因為六四說了公道話，做了抗議事，被雙雙炒魷，在前提及的一文中已有記述，在此不贅。母親很愛惜我們，見我在中環返工，就囑咐我中午去弟弟家吃午飯，因此我每天中午都和母親一起，晚上放工有時先去探望母親才回家。那段時間適逢六四，因此給我的印象很深。
白天弟弟夫婦上班侄子上學，家裏只有母親一人，她就整天對著電視機。那時候每隔一段時間，電視台都會播放「特別新聞」，播出北京的最新情況，有好幾次我在門外都聽到播放前那短促的嘟嘟聲。一遇這種情況，母親就會停下她的烹飪或進食，定神地盯著電視屏幕，有時緊張得呼吸短促，我擔心母親健康，常常勸她「看開一些」。六四前後那幾天，我每見母親她都紅著雙眼，隨著事態的發展，終於發生了大屠殺。六四那天，我們大家一起圍著電視機，看到了血淋淋的場面，母親淚流滿面，我趕緊拿紙巾給她擦眼淚，兩個小男孫那時還在讀小學，一邊一個依傍著嫲嫲，似懂非懂的一臉愕然，此情此景永難忘卻。
六四之前，有一天兒子悄悄地告訴我：「爸爸，告訴你一件祕密，但你不能告訴嫲嫲。」我以為他做了什麼頑皮事，誰知他說嫲嫲和他三個人都捐了款。原來那時母親香港廣州兩邊跑，我和弟弟在香港，還有兩個妹妹在廣州。母親一個月只有幾十元退休金，我和弟弟不定期地給她幾百元港幣零用，她就經常在星期六中午帶兒子和侄子三婆孫去飲茶，那時候物價便宜，有時不過二三十元。那天飲完茶出來，遇見募捐的學生，母親拿出兩張一百元給兩個小男孫捐了款，自己另外捐了一百元，兒子懂事地說「嫲嫲錢包裏沒有什麼錢了！」我聽了很感動，這不是多少錢的問題，母親對後輩的身教是無價之寶。
五月二十一日，香港開埠以來首次百萬人大遊行，聲援北京學生。兒子和他的同學弄了一些小木棍和紙板回來做標語，母親不但能寫一手好英文，還能寫一手好中文，於是，她就給小朋友們寫，還一面中文一面英文。一邊做一邊給他們講故事，兒子問她五星紅旗那五棵星是甚麼意思，為什麼其中一棵特別大？母親給他們做解釋，我在旁邊開玩笑地說，共產黨不是說人民群眾才是真正的英雄嗎？國旗設計者就應該把代表共產黨那一棵設計成比其他四棵星小才對。講過了也就忘記了，直到十五年以後的二OO四年，兒子從美國學成歸來，參加了當年的七一大遊行。他用電腦製作了一個彩色標語牌，畫著董建華肥胖的後腦，背景就是一棵小四棵大的五星旗。「明報」記者採訪他，他解釋說董建華不敢面對香港人，只向北京負責，所以要求他下台，再解釋說為什麼五星紅旗變成了一小四大…….第二天報紙登了出來，回家講起惡搞這五棵星是因為十五年前我那句玩笑話，我已經完全記不起了，他卻記憶猶新，可見大人的一言一行對小孩子的影響至深。八九年百萬人大遊行那一天，母親當年七十幾歲了，不能親自去參加，但我和弟弟兩家大小六口人一齊參加，母親終日收看電視報導，在家裏做好冰凍綠豆糖水等我們回來，回家後，兩個小男孩還興奮不已。
有一天，吃晚飯的時候兒子說下午和他媽媽經過中環愛丁堡廣場，有義工在收集簽名支援北京學生，他要簽名，他媽媽害怕地說小心共產黨特務，以後不讓你回大陸探親，兒子說「我不怕！」一定要簽名，還笑著說他偷偷把她媽的名字都簽上了。共產黨在大陸的特務統治駭人聽聞，我太太被共產黨嚇怕了，情有可原。母親也沒有責怪她，只是說孫子做得對！兒子日後長成一個堅定的民主派，不但捐款還做義工，嫲嫲的言教身教起了決定的作用。又有一天，八號風球不用返工，我冒著風雨出去買報紙，因為我知道母親很著急北京的形勢，於是無論住在我家還是弟弟家，我們每天都買報紙給她看。我記得很清楚，那時報紙還是兩元錢，那天買的是「東方日報」。那段時間報紙的頭條新聞都很聳人聽聞，比如：「傳鄧小平已死」、「李鵬中槍」、「三十八軍與二十七軍激戰」……，處於當時危急和動盪環境，各種傳聞消息滿天飛不足為奇。但肯定當時很多人都覺得中國會發生巨變，連不久前在北京見過鄧小平的鄧蓮如爵士回來都說：「China will never be the same again. Hong Kong will never be the same again.」（中國將不再一樣，香港將不再一樣）。但從報紙刊出「趙紫陽失勢下台」開始，母親就再沒有那種歡愉和期待了，終日默不作聲，好像變了另一個人……。很多年以後，回首往事我才明白母親當年何以對數千里外素不相識的青年學子如此牽腸掛肚，是因為她從自身的經歷中深知每個人的命運都和國家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她希望國家能改變，後輩們永遠也不要再重受苦難。
二十年後的六四，二十萬香港人湧向維園，點燃了年復一年的燭光。妙玲女士在「蘋果日報」寫道：「不知是時空的吊詭；還是歷史的諷刺──中國首都天安門廣場偌大寬敞，竟容納不下一點人性良心；而富殖民地色彩的小小維多利亞公園，卻讓我們守住一方良心淨土。」程翔先生在「明報」寫道：「過去160多年來，香港就一直在默默地推動整個中國的進步，幾百萬香港老百姓沉默樸實的堅持和執著，使香港於不自覺間成為中國的良心。」
二十年後，我在這裏寫出來的所有關於母親在六四期間的回憶，是為了紀念這一場永垂史冊的民主運動，也是為了紀念我的母親。她只是一個平凡的母親，一個普通的中國人，所記錄下來的也都是些平凡不過的小事情，但是我想正是從千千萬萬個這樣普通平凡的母親身上，正是從許許多多這樣毫不起眼的小事身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民心的向背，看到中國民主化的前景。因為，人都是有母親的，包括共產黨幾百萬的軍人和警察，當他們都從心裏感覺到母親的呼喚，不再甘當專制政權的支撐，龐然大物就會轟然倒塌。從母親到我到兒子身上，我更深刻地體會到，無論苛政如何猛於虎，暴政如何血腥殘酷，人性總是不會徹底泯滅的，公義和良知將一代一代傳承下去，這就是為什麼共產黨一定會失敗，民主自由一定會成功的原因。
(寫於2009年6月5日，修改於6月17日)
(首刊於「爭鳴」雜誌09年7月號，刊出時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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