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日訊】感謝互聯網，使我這個久居歐洲一隅的人，也有機會看到國內的文藝節目。前不久上海「滿城爭說周立波」的時候，我也好奇地欣賞了被稱為「上海活寶」的周立波的表演。余秋雨曾高度評價這位滑稽演員，說上海「一百年也不一定能出一個周立波」。

手持機關槍、眼戴蛤蟆鏡，在「○○七」的背景音樂中，周立波獨自一人登上舞臺。他詼諧幽默，妙語如珠，令觀眾爆笑不止，形成了一道大眾狂歡的風景。周立波自稱為「海派清口」的表演，在上海創造了巨大的票房神話。

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有什麼樣的滑稽小丑，因為著名小丑總是在某種社會氛圍中應運而生的。從這位元上海活寶身上，我們可以認識當代中國都市中產階級的趣味與審美觀。如果拿西方的「脫口秀」以及中國傳統的「滑稽」來比較，還可發現，在周立波標新立異的個體表演中，回蕩著北京中南海的主旋律。

周立波表演中的「時事靈魂」

不甘心自己的表演僅僅像傳統滑稽那樣說學做唱，周立波很熱衷談時事。他說︰「海派清口著眼的是當下的事，……我一定會在第一時間裏把現在社會上發生的人與事搬到舞臺上，融入到我的節目中來，時事是我作品的靈魂。」他認為自己的表演偏重於邏輯，主題是很嚴肅的。余秋雨也讚揚他說︰「周立波的表演最難得是在笑話背後融入了社會思考。」

但是，當我們品味周立波表演中的「社會思考」時，不禁啞然失笑。這哪裡是個人的思考，這不過是將中南海的思考，以滑稽的形式再現和演繹一番而已。被認為高雅的周立波和小瀋陽之類低俗搞笑明星不一樣，他在節目中敢於拿美國總統布殊和法國總統薩爾科齊尋開心。

這就令人想起一則笑話︰一個美國人自豪地對一個蘇聯人說，我們敢到白宮門前罵美國總統。蘇聯人也自豪地說︰那有什麼了不起，我們也敢到克里姆林宮門口去罵美國總統。前蘇聯垮臺之後，俄羅斯人終於可以到克里姆林宮門口去罵自己的總統了。但中國人仍然如此不濟，只能在嘲諷別國總統時獲得自慰式的快樂。

有人認為周立波的節目具有突破性，因為他有勇氣模仿、調侃溫總理。其實這不是勇氣而是精明。看准了當今總理強烈的作秀欲望，周立波模仿溫家寶「有腔調」地面對飛鞋巍然不動，面對髒兮兮的孩子一張苦臉說︰「我們來晚了。」這就成功地塑造了總理的親切、開明的形象，對此，中共領導人自然心領神會。

周立波自己有很清楚的說明︰「我的出發點是崇敬與讚美，我本身對這些領導人是懷著一顆很崇敬的心，所以，我會想到要去模仿他們，演繹他們鮮明的個性。我模仿和演繹的橋段，都是因為我非常佩服他們當時應對棘手問題的智慧，出發點是好的，心態是陽光的。」

在評說歷史的《笑侃三十年》，周立波大侃上海人衣食住行的變遷，感謝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舉動，卻對三十年來的社會陰暗面，如政治失衡、社會不公和官僚腐敗等等視而不見。周立波還嘲笑外國人擦香水是因為有狐臭，並高調發出大中國民族主義的宏偉想像︰「世界關注的焦點將不再是白宮，而是故宮。」

西方脫口秀和中國滑稽的社會批判

國內有人將周立波的表演視為西方「政治脫口秀」一類，其實是貌似神離，二者在精神本質上完全不同。西方公眾自認堂堂的國家主人，是養活了政府官員的納稅人，他們的脫口秀展現普通人的悲歡，對國家領導人及政府政策評頭論足，嘻笑怒駡，竭盡諷刺挖苦之能事，絕不會感恩戴德去諂媚當權者。
早在中世紀，歐洲的滑稽演員們或納入宮廷，或到處流浪。流浪者使用各地的方言即興表演，無情地嘲諷權貴和壓迫人的制度，給低層人民帶去笑聲。莎士比亞在他的名作《李爾王》中，塑造了一個職業小丑的形象。這個小丑以低賤的姿態常跟在李爾王後面，唱一些諷刺性的歌謠，說一些引人發噱的話語，對李爾王的愚蠢行為進行評論。

一九九七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達裏歐佛是一位著名的滑稽家。他在表演中像小丑般的喧鬧嘲笑，諷刺當權的政治家，在義大利沉寂的空氣中引起一陣陣響亮的爆炸。瑞典文學院在給予他的頒獎頌詞中說︰「他仿效中世紀的弄臣鞭笞權威以維護被踐踏者的尊嚴。……他亦莊亦謔，將笑與淚揉合起來，讓我們睜大眼楮看到社會的不公和不義。」

嘲諷權貴不僅僅是西方滑稽的傳統，中國古代的滑稽人物也有類似的風骨與精彩，例如司馬遷的《史記?滑稽列傳》記述的優孟、優旃等倡優的故事。那些具有幽默天賦和高超語言藝術的倡優，常常靈活巧妙地批評殘暴荒淫的統治者。中國古代的優伶，大都在表演中「取其詼諧，以托諷刺」、「廓人主之偏心，譏當時之弊政。」

從什麼時候起，中國優伶可貴的「譏刺弊政」傳統就失傳了呢？從什麼時候起，中國的曲藝演員開始迎合政治人物了呢？自一九四九年之後，即使像侯寶林那樣的相聲大家，也開始在自己段子的字裏行間，插入對當權者的歌頌。

而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一味讚美本國統治者執政的豐功偉績，離傳統的風骨就更遠了。有報導說，周立波自認是個「特深刻」的人，每天要看十四份報紙，考慮很嚴肅的話題，例如︰什麼是老百姓心中的「三個代表」？「和諧社會」的定義究竟如何表達更易被普通人接受？

為什麼周立波不能不談政治？

那麼，是什麼驅使一個娛樂大眾的民間滑稽演員，自覺地把宣傳「三個代表」與「和諧社會」等黨的政策當作自己的使命呢？即使不談政治，周立波也不至於像他的恩師──滑稽泰斗周柏春一樣在文革中蹲牛棚；即使不談政治，周立波也能像趙本山一樣掙大錢。

按照一位國內評論者的看法，趙本山的小品裏只有一些取巧媚俗的底層智慧，而上海人周立波跟趙本山們是不同的︰「趙本山可以不談政治，上海人卻不能不談政治。因為中國近代很多大事件都發生在上海，一部上海史，就是半部中國近代史。」這就道出了周立波的上海特徵。

如果周立波可視為上海文化或者上海人的代表，那他表演中歌頌「三個代表」與「和諧社會」等內容，是否真的反映了普通上海人的心理？如果我們正視現實，看到一場又一場掌聲雷動的演出，就不能不承認，周立波的言論確實反映了當今上海中產階級的普遍心態。雖然周立波的表演有雅俗共賞的特點，上至市長等中共高官，下至失業女工，都喜歡他的有趣段子，但從總體上來說，他表現的內容及其趣味，例如衣食住行和股票，都是屬於中產階級的。

這就是中國中產階級的吊詭之處。一方面，中產階級及其公民社會對改革有一定的推動作用，但另一方面，中國中產階級有著與生俱來的弱點。由於國家對社會資源和財富的佔有，在財富分配與權力上的壟斷，上海中產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例如經商者、技術官僚和文化人等等，都是當今共產黨政策的直接受益者。

幾百年前，西方中產階級喊出了「無代表不納稅」的口號，向執政者要求自己的政治權利。但中國中產階級由於他們自身的先天不足及其依附性，由於他們享受新富生活的好心情，喊出的卻是對執政者的一片讚美和感謝之聲。可見，中共當局依仗他們所掌握的物質資源，已經從心理上靈魂上收買了中產階級。

因此，哪怕僅僅是為了自己的票房價值，周立波也要為取悅中產階級而大談政治。今天中國的中產階級儼然以為自己就是國家的代表了，這種象徵性擁有國家的感覺令他們愛國愛得很起勁，周立波的「世界關注的焦點將是中國故宮」之類的豪言壯語，因此特別受歡迎。

中產階級成為政治改革的阻力

當中國中產階級在周立波們所提供的娛樂中盡情狂歡之時，廣大失業的農民工和貧困者不在他們的視野之內。那些因為要求自己的權利而受到迫害的人，是被他們冷漠、輕蔑甚至嘲笑的。就這樣，曾被民主力量寄予厚望的中國中產階級，走到了民主的對立面。

吳國光先生在《改革的異化與政治危機》一文中說︰「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知識份子總體的心態，它的價值取向，恐怕已經很明顯了，就是不願意看到民主化。」這裏指的是一類已經成為中產階級的知識份子，他們中有人明確表示，只要經濟發展和繁榮，不需要政治改革。

在歷史的這種畸形發展中，周立波一類樂唱北京主旋律的藝人，成為新專制主義在政治高壓手段之外的一種「軟力量」。海派清口的表演充斥著民族主義情緒、盛世情懷和中國崛起的高調，這些論調可幫助形成有利於執政者的社會心理。然而，缺乏政治改革的中國，很難應付未來更多的社會挑戰。中國的民主化轉型終將獲得機會，只是不知道需要多長的時間和多大的代價。

二○○九年六月十八日

原載《爭鳴》雜誌2009年7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