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6日訊】（大紀元記者林淑芬綜合報導) 「如果你們在座的有與中共持不同政見的人士，你們的家人在中國可能被中國警方監視，而後被拘捕、被判刑、被勞動教養，你們知道他們在中國的生存環境嗎？我可以告訴你們，他們沒有請律師的權利、沒有會見媒體的權利，甚至沒有會見親人的權利。不管你是到澳洲居留或是持有澳洲綠卡，還是到澳洲留學的，你可以給中共提供任何的信息或者情報。但是你知道你提供的這個東西回去之後，這個人會怎麼辦？他可能永遠回不了祖國，沒有辦法看到他的親人……我也一樣。也許我沒有辦法再看到我的母親我的兄長，所以我只能就是……推翻中共以後，……我會回去……」這是原天津市國內安全保衛局、及610辦公室官員，一級警司郝鳳軍在澳洲華聯會研討會上的一番講話。
中共執政幾十年來，通過屢次運動傷害了大多數的中國人。從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開始，中共在全國範圍內瘋狂迫害法輪功，本文要談論的是那些曾經幫中共迫害過法輪功的人，他們在認清中共本來面目後，他們是怎樣看待中共的。
第一位中國官員出走陳用林
陳用林，浙江省人，前中國駐澳大利亞悉尼總領事館政治領事，一等秘書。他在2005年5月26日出走，並向澳洲聯邦政府申請政治庇護。同年7月8日獲發予陳用林及其家人永久居留權，在悉尼郊區定居。
陳用林在1989年六四時正在北京外交學院讀書，他與同學參加當時前連串學生運動，六四後陳接受有關當局的再教育。及後分配到外交部北美組，並到了斐濟外交領事館，2001年被派往駐悉尼領事館。
陳用林透露，中國大陸安排1,000名「特工和線人」在澳大利亞境內工作。其主要任務之一是對民運人士、法輪功學員、台獨、藏獨及其他中國異見人士在澳大利亞舉動之情報收集。
他曾在美國國會、澳大利亞參議院、歐盟議會、英國國會、比利時弗拉芒議會等就中國人權問題作證並受該國議員歡迎，他曾和郝鳳軍一起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向學生們作演講。2005年11月，當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英國時，他恰好在英國議會就中國人權問題作證。12月10日，他在悉尼「人權日」一個集會上演講。
2006年2月10日，陳用林回到中國駐悉尼總領館門前，並與出走至澳洲的另一政治異見人士袁紅冰共同發起大洋洲絕食抗議，回應中國大陸人權律師高智晟於2月4日提出的全球維權接力絕食運動。3月6日他為支持高再次參加絕食活動。3月27日，陳用林和30多個澳洲華人在中國總理溫家寶訪澳之際發表致澳洲總理公開信，敦促澳政府和議員向溫提出人權與政治迫害問題。
以下是RFA對陳用林專訪
記者：我們想首先問一下，陳先生，您是因為什麼樣的原因，作出了這樣的決定？
陳用林：我在5月26號離開中國駐悉尼總領館，是向世人表達我對中共政黨的這個強烈的不滿。主要是我自己的經歷，我感到我的良心一直都在遭受迫害，特別是 我父親在1971年，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當時我父親是一個清華大學的學生，由於我父親寫了一手好字，所以他為當地的村民寫了一個大字報，然後當時的當權派 就把我父親綁架，後來活活打死了。
記者：中國駐澳大利亞的大使說您這次的舉動，是為了留在澳大利亞，而不想回到中國去，您怎麼解釋他們的這種指責？
陳用林：我在中共的這個體制內已經忍受了很多年，我父親死後，這個陰影籠罩了我很多年，特別是八九年我在NBC實習期間，見證了六四的流血事件，我看到了，中國的政治體制，其實是我父親死亡的根源。從那時起我一直感到很壓抑，同時也很無奈。因為中國只有一個專制政府，也沒有反對黨，如果表現出任何反對中共政權的傾向，都會受到嚴重的迫害。當時，我一直是埋藏在心裡，到外交部工作，純粹是為了維持生活。後來被派到斐濟，我見證了中共政府不擇手段保住和斐濟的外交關係，利用中國使用金錢外交等手段。
然後到悉尼，主要是讓我監視民運和法輪功人員的活動，向國內匯報，他們好採取措施來對付他們。對於民運，因為我本身在八九民運期間我就參與和支援了，我看到了中國老百姓都是支援的，我……
記者：等一下陳先生，八九年您還是學生，對嗎？
陳用林：那時候我還是學生，在外交學院唸書。
記者：當時您參加過遊行還有別的活動嗎？
陳用林：當時我快畢業了，是在實習期間，我在NBC實習，在他們的攝製隊當翻譯和嚮導。當時用不著我工作的時候，我就去天安門，參加了很多活動。當時有部份人絕食的時候，我也在場幫過忙。
記者：我想問一下，6月4號凌晨，6月3號晚上，您當時在什麼地方？
陳用林：6月3號晚上，因為當時沒有工作要我做，我們住的飯店是王府飯店，離天安門很近，所以我就去了天安門廣場。參加了天安門民主大學成立的儀式，聽了嚴家其先生的講話。我覺得他說得太好了，中國一直以來都是封建制度，君主制度，中共實行的就是一個專制制度，中國是一個完全沒有民主的社會。
記者：當晚天安門廣場清場的時候，您在什麼位置？
陳用林：當時我一直待到快十一點半的時候，突然從前門地鐵站冒出一批解放軍士兵，後來我就跟一批人手拉手阻擋解放軍向天安門前進。當時我覺得很緊張，也很害怕，我覺得生命受到威脅，但還是和大家一起手拉手去阻擋。後來解放軍停了下來，大概是在等待行動的命令。當時我很慌亂，就跳過一個欄杆，通過一個小胡同跑回飯店去了。
記者：但您知道，解放軍在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附近開槍，有人被打死的時候，您怎麼想？當時的感受是什麼？
陳用林：當時在天安門民主大學的時候，遠處就已經有槍聲在響了。我回到飯店之後，就到樓頂上去看天安門那邊。那時已經是半夜了，聽到郊區有好多槍聲。有其他幾個同學也回來了，在解放軍行動期間，他們拍了六盤軍隊血腥鎮壓的錄影帶，我們也看了一下整個的情況。一個同學談到，他在經過王府井附近一個街道的時候，有一個女人拉著孩子，剛好要穿過馬路，被埋伏在那裡的士兵開槍打死了。我當時很震驚，覺得簡直是沒有人道。
記者：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六四那一段時間，您對共產黨的認識就基本上定型了。
陳用林：那是百分之一百的定型了，很壓抑。當時我就想，我要能夠去別的國家，西方民主國家有多好，但是我那時候沒有錢。我很厭惡，我這個人也不是那種很勇敢的人，能夠站出來。我很欽佩那些民運人士，包括嚴家其、方勵之那些前輩，但是我沒有這種勇氣。
記者：您是什麼時候到澳大利亞的？
陳用林：我是2001年4月份到澳大利亞的。
記者：那我能不能問一下，您為什麼要選擇到回國前才站出來？
陳用林：我從事的工作，主要是監察民運活動和法輪功活動。特別是我和法輪功接觸，認識到法輪功是一個很特殊的團體，是一個宗教信仰團體，反映出中國沒有宗教信仰自由。開始我都是堅決執行黨的政策，對法輪功進行監視和匯報。後來他們也要我做一些我不願意做的事，包括向警察投訴，提交涉，想辦法限製法輪功的活動。有些作法很不人道。特別是法輪功學員延期護照，中央的政策，是凡是法輪功學員延期護照，不但不能給延期，還要沒收護照。我覺得這個根本就是沒有人權。 人家是你中國的國民，他總該是有一個身份證明，讓他可以旅行吧。
我做的工作，就像一個木偶一樣，他們讓我做什麼就做什麼，如果我不做，他們就給我壓力，經常在會上點名批評。因為我比較同情法輪功，比如法輪功要在政府和市議會舉辦的節日遊行啊搞些活動，他們讓我去向當地政府官員施壓，不讓法輪功參加。我認為，法輪功在澳洲是合法團體，他們很多活動只是宣傳法輪功而已，根本就不涉及……，但是我們的理由就是說，法輪功是中國政府禁止的邪教，就憑這點，就不應該讓他們活動。我覺得很無理，但執行這些政策是身不由己。
包括我自己的生活，我出領館就要上級批准同意，我才能出去，回來以後我必須向他匯報我出去幹什麼了，就像個監獄一樣……
記者：是所有的官員都是這樣，還是只對您這樣？
陳用林：對我是特別防範。因為我是政治領事官員，對外接觸的人比較多。我幾乎是沒有朋友。這次我出來，都說華人社區裡有好多人認識我，但我不敢去找他們。因為這些人和領館交往，都有他們自己的目的。
法輪功問題上，我還作了一些事情，包括幫助他們的護照，還有名單問題上。原來法輪功名單有八百多個人，我們叫內控名單，就是黑名單。我把這個名單上的大部份名字都刪去了，如果我的繼任者來，會發現在執行法輪功政策方面，我有很多問題，意識到這一點，我突然覺得很害怕。我覺得，回去的話，繼續給這個政府工作， 我的良心受不了，第二如果他們發現了我的問題就更糟了。
當時我想，我如果脫離中國政府，有良心的中國人會理解我的。以前我沒有這樣的機會，現在有這樣一個機會，我為什麼不試一下呢？
記者：您說過，澳洲有一千個間諜特務，有人很懷疑這個數位，您能不能解釋一下。
陳用林：我瞭解的特勤人員和線人，有很大一部份是從華人社區裡面招募來的。這些人有好多是和國內作生意的，在生意上得到好處，我們總領館給他們推薦，他們在生意上得到照顧。這些人和總領館幾乎是無話不談，我們要打聽什麼人，幾乎馬上就可以找到他。
記者：有沒有比較專業的間諜，專門監視法輪功或其他異議的團體？
陳用林：專業間諜我們領館裡就有一個。
記者：法輪功說他們被監聽，或監視其他行動，會不會有這樣的間諜，負責監聽的活動？
陳用林：肯定有的。因為每次有重大事件，比如說領導人要來訪，就會有國內那邊反饋回來到領館的消息，說據安全部門的情報，民運，法輪功或者其他異議人士，要在領導人來的期間，搞什麼什麼活動。那個情報連我們都不知道是哪來的，我的印象是，肯定有情報系統在澳洲活動，情況瞭解得十分詳細，包括具體地點，都有甚麼人參加等等。
記者：除了法輪功以外，您有沒有負責其他的異議團體？
陳用林：我主要是負責監視四股力量，包括民運和法輪功，支援台灣獨立的人員，支援西藏獨立的人員，和支援新疆獨立的人員。
第二位中國官員出走郝鳳軍
郝鳳軍，原天津市國內安全保衛局、及610辦公室官員，一級警司。2005年2月到澳大利亞尋求政治庇護。
以下是大紀元對郝鳳軍的專訪，為什麼逃離中國的心路歷程。由郝鳳軍口述，大紀元記者李華記錄整理。
1、關於我的成長經歷和家庭
我出生在中國「文化大革命」後期，父親是建築工人，母親家庭婦女，我上面還有一個哥哥。在階級鬥爭的年代，父親一個人要掙錢養活全家人，在當時還能活下去。從我記事時起，腦子裡就有什麼批鬥啊，地震啊！只有在和童年夥伴玩泥巴，打水仗時才有過發自內心的笑聲。值得慶幸的是我的父母以無限的愛和對未來的美好嚮往教育著我，讓我懂得了許多人生的意義和做人的準則，及戰勝困難的勇氣和對生活的樂觀態度。父母注重對孩子品格的培養，教導我們要誠實正直，公正謙遜，與人為善，不怕困難，勇於接受生活的挑戰。我的成長歲月中深受父母影 響。我一直用心讀書，成績也很好。
我憧憬過許多誘人的職業，小的時候我嚮往當一名警察，為社會、為市民除暴安良，打擊犯罪。我也是朝這個目標努力的！我於1985年小學畢業後考入南開中學，全市五所重點高中之一。這一年我選擇了文科。
1989年春夏之交，震驚世界的「6.4」事件爆發了。當時我正在就讀高二，隨著北京學潮傳到我校，我們開始關心北京的形勢，關心那些大學生的情況。終於有一天我們班主任帶領我們走上了街頭，去幫助聲援那些大學生，當我走在遊行隊伍中時所接到、看到的傳單把我驚呆了。傳單中揭露的是中央各級領導人貪污、腐敗的醜惡行徑：例如鄧小平的兒子鄧樸芳是殘聯主席；鄧質芳是北方公司董事長（專做軍火生意）等等數不勝數！在電視中我看到了時任總理李鵬與大學生的對話，覺得學生們提出的問題確實反映了當時社會的狀態。那個年齡，我的人生觀雖然還不太明朗，但對社會的腐敗、醜惡、貧富差距、官倒勢力及社會道德及積習還是看到了許多。我看到在那些大學生的隊伍裡，有畢業於我們南開中學的學生，他們在關心著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他們的主張恰好表達了我的心聲，因而在我內心中產生了要 求民主，反對腐敗，同情支援大學生正義行動的情愫。後來中央政府用槍桿子平息了整個事件，這真是迎合了我們在政治書裡學到的那句話「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後來聽說凡是參加「6.4」遊行的大學生，全部將這一事件放入檔案，後來連畢業分配國家都不管，只有自己去找，但當時誰都不敢要那批畢業生，他們只有自己去靠打零工養活自己。
2、夢想與現實的衝突
1991年我考入天津市南開大學法學系，1994年畢業後我被招進了天津市公安局。一年灌注的思想教育和法律教育，及一年軍事化教學及服從教育，使廣大學生頭腦中被烙下「公安機關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暴力機器，是為黨服務的工具」的烙印，禁錮中我們學會了服從和盲從。1994年年底，我從警察訓練基地畢業了。我被分配到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防暴隊工作了二年。
開始工作時我嚮往為社會除暴安良，也曾抓獲一些殺人、搶劫、販毒的犯罪人員。但在工作中也出現許多不和協的事情，令我十分痛苦。那是1996年的事情，我接到報警在「富麗華娛樂中心」有人被捅傷，當時我們趕到「富麗華娛樂中心」時，看到傷者身重4刀渾身是血躺在娛樂中心的大堂地上，周圍戰著6個身穿黑色西裝的保安，當時還沒等我說話，這6名保安卻先讓我把這個被捅傷的受害人帶到警局先拘留，我感到莫大的羞辱和困惑。後來我的隊長趙紹忠也趕到現場，並命令我帶那個受害人到公安醫院做包紮，然後拘留。我當時恨不得有個地縫我就鑽進去，我哪是什麼保護市民安全的警察啊，我這成了什麼了！後來我才明白，因為當時我並不瞭解「富麗華娛樂中心」的背景，原來「富麗華娛樂中心」是我們天津市市委常委兼和平區區委書記劉英的妹妹劉莉開的，眾所周知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她是堅決不允許開妓院的，而「富麗華娛樂中心」裡面竟是明目張膽的開設妓院，就連當時的市委 書記高德占都去光顧過（後來就是因為到「富麗華娛樂中心」嫖宿妓女被免去市委書記調回北京），北京一些高幹及中央首腦的公子少爺也經常光顧此處。我不忍心將他拘留就讓趙紹忠隊長喊來另一個警組接手此案，後來這個受害人真的被拘留了15天，罪名是擾亂公共秩序。
其實這個受害人是到「富麗華娛樂 中心」找他的女兒，他的女兒正在上大學，每到週末他女兒都會回家，可是近半年一直沒有回來過，後來他女兒的同學告訴他，他女兒每天下課就去「富麗華娛樂中心」在那賣淫接客，讓他到「富麗華娛樂中心」去找他的女兒。這件事對我的打擊很大，我對自已的前途感到了迷茫。我不知做好人和做個好警察如何統一起來。
3、無奈被捲入對法輪功的政治鬥爭中
1999年舉世矚目的「4.25」事件爆發了。事件的導火線，發生在天津，而我，一個人民警察，正是這次事件的親眼見證人。
4月初開始，我們接到上級領導「秘密注意法輪功動向」的通知。
1999 年4月11日，在北京的南大門城市天津，有一份教育學院發行的面向青年的雜誌。當時這份雜誌刊出了一篇攻擊法輪功及其創始人的文章，作者何柞庥是中國科學院下屬研究所的成員。他是中國少數反法輪功反氣功的激進份子之一。他們把氣功中的所有超常現象如以耳識字，人可以在空中飛行，無需藥物而恢復健康，感知另外空間的生命等等一概視為反科學、迷信和騙局。他稱煉法輪功致人得精神病，並暗喻法輪功會像義和團一樣亡國。何祚庥的言論刺傷了廣大法輪大法學員的心，於是一些學員前往天津市教育學院及其它相關機構反映實情。
而此時我們全部接到市局命令，全部趕赴現場實行交通管制，封鎖消息，包圍法輪功學員。4月23日，300多名防暴警察被調動到這個地區，並毆打、逮捕了45名法輪功學員。部份群眾直接去了市政府，市政府領導表示，這個問題他們解決不了，要解決得上北京。學員乃於25日轉往北京，向更高層的政府當局上訪請求解決問題。
當時我也為執行任務而趕到現場時，眼前的場景讓我很茫然，我萬萬沒有想到，聚集的法輪功學員並不是手拿兇器準備衝擊教育學院，他們全是一些普通的老百姓、下崗職工，無錢看病的以及年邁的老人，我當時就想不能傷害他們，然而這種場景並沒有持續多久，經過二、三天的對峙，警察開始清場，不管年歲多大、身體多麼有病一律挾離帶走，強行驅散，對重點的幾個人被分別帶到各個派出所進行審查、登記。後來我才知道只要登記是法輪功練習者的，不管你今後怎樣都將記錄到你的檔案中，這將影響到你的餘生和你的所有家庭成員等等一切福利待遇。
我還知道，當天在天津市教育學院周圍的大樓上都架好了密錄攝像機，把在場的5千多名法輪功學員的形象全都錄了下來。
1999年4月25日後，政府加強了資訊收集工作及鎮壓前的準備工作。這時公安局的職能部門、政保部門、國安局中的宗教事務部門都動起來了。7月份，上級傳達7月18日取締法輪功消息，並通知此消息將在中央電視台播出。後來傳因高層意見不一致而沒有播。7月20日前單位組織層層級級開會，佈署、統一思想。會上傳達總書記對法輪功的幾句論述，說取締法輪功不要再等，不要什麼依據，否則亡黨亡國等之類。7月22日，中央取締法輪功的新聞終於播出，單位組織全體人員收看。這時我開始注意法輪功。
7月20日夜11點鐘，呆在家中的我被BP機急傳回派出所開會，傳第二天早上有大批法輪功學員要進行上訪，上級要求我們連夜在所裡待命。凌晨5點鐘前，我們就到了執勤地點：市委正門門口。在市委、市政府，我們全局的幹警分成兩部份，一部份是警裝，正面執勤，一部份為便衣，乘機混入集合隊伍，起反面宣傳作用。同時上級要求，要嚴守工作紀律和秘密，與法輪功學員劃清界限。凌晨5點鐘，我們各自進入崗位。8點鐘，大批學員來到市委、市政府門前站成雙向2排，請願上訪，問為什麼取締法輪功。市委信訪辦的領導走出來，告訴時任公安局現埸指揮負責人周嵐山（市局常委：主抓政治保衛工作）不予對話，對法輪功學員先勸其解散，不走者，強行驅散。這樣，周嵐山總指揮下令，驅散人群。我沒有執行命令，而是進入市委大院和幾個被強行帶來的上訪者交談，談論了許多人生、現實、社會、健康方面的問題。這是第一次法輪功給予我的深刻印象。那天出動了幾十輛大客車將法輪功學員拉走、驅散，對主要者則予以治安處罰。
「7.20」過後是全市公開秘密相結合的調查登記過程。上級要求各派出所對法輪功學員登記造冊、上報（重點收集4.25、7.20、7.22的參與者）。並要求練法輪功的學員寫下保證書不再煉功，不寫保證書的一律送進街道政府開辦的學習班或者予治安拘留處理。凡是被登記造冊法輪功學員本人及其親屬都將在升學、就業、子女參軍分配、社會養老等方面被剝奪了重重權利，苦不堪言。有的單位只要是被定性為法輪功的人都會命令其下崗。
「7.20」 之後，為確保建國50年大慶時北京的安全與穩定天津市進行了對法輪功人員的大搜捕，此次行動主要由天津市市公安局第一處（政治保衛處）策劃行動方案。國慶節前期，全國各地大批法輪功學員自行租車去北京上訪，北京進行大範圍遣返。當時，由於法輪功學員被抓獲後均不講真實姓名和來自何地，令中央610辦公室十 分惱火，就命令公安部610辦公室按人數劃分。當時給天津市公安局移交有數百名法輪功學員，由市局一處按區劃分，再由各區局劃分到派出所接回審查。各派出所抽人到分局就像認領牲口一樣，分到哪個派出所，哪個派出所就用麻繩將法輪功學員的脖子套上牽到車裡，令其跪在車上。帶到我們所裡的是三個女學員，大約都在四、五十歲的樣子。她們三個人全部由所裡的刑警組去審問，在這十幾天的審訊中，我每到所裡去上班都能聽到慘絕人寰的喊叫聲，我想去制止可是所長有規定， 不是刑警組的人一律不許進入。後來我聽刑警組的同事告訴我，他們接到命令要不擇手段讓法輪功學員張嘴說出姓名和家庭住址。
2000年中國新年，天津市市委市政府為了強化對法輪功學員進行控制，防止其進京上訪。規定由單位、街道、公安局三方成立了洗腦小組，由政府辦「學習班」，把法輪功學員強制集中在一處洗腦，並且要收取一定的學習費，當時影響極壞。我和部份政府人員對此表達了不滿。我們認為取締法輪功是浪費人力、物力、財力。他們就是想健身，行善，為什麼不由他們煉呢？
4、被動成為國保人員，全面接觸各種信仰人群
2000年10月，由於中共中央為了加強政治穩定，而將各地的公安局政保處（天津市公安局第一處）提格升為二級局（相當於副局級），即現在的國內安全保衛局，將原政保處和610辦公室工作合併起來。滑稽的是雖然它是市局單位，但在從基層往上報名申請調入的卻寥寥無幾，這時悲劇發生了，市局要求各個分局用電腦抽調，電腦抽中誰，誰就必須到市局國保局報導，否則按辭退處理。不幸的是在這個人人都不願意去的單位，我被這一台機器抽中了。
為了養家餬口,我來到了這個新組建的天津市公安局國內安全保衛局工作，直至2005年2月我逃出中國前。我主管過法輪功、及各種被中國政府定為邪教的教派工作。
因為各省市公安局國內安全保衛局是為了維護國家和社會穩定而新成立的單位，所以中央和公安部對各地國內安全保衛局調撥的經費非常充足，從而給這些局長政委， 尤其是分管610辦公室（國保局反邪處）工作的趙月增副局長經常以辦公的名義索取活動經費，大發了一筆財。1999年以前，趙月增原在天津市公安局辦公室任副主任（副處級），後來他先後找人在公安部上層活動，打通關係，立下保證到死『效忠』共產黨後，『榮升』天津市公安局國內安全保衛局副局長兼610辦公 室主任（正處級）的位置上。
那是2001年10月3日天津市公安局網路偵查處發現有法輪功學員繞過網路安全遮罩登錄境外「明慧網」，他們將這一情況通報給了國保局610辦公室的警察，國保局610辦公室一隊（法輪功現案隊）負責偵破此案，他們請求天津市公安局第一處（技術偵查處，原第十四處）協助進行監聽、跟蹤、秘密搜查、秘密抓捕。年底此「103」專案被公安部列為部級督辦案件。
5、目睹無辜母女慘痛遭遇，令我心陷萬丈深淵
2002年年初，「103」案件開始抓人了。在這一天裡抓住了79個法輪功學員，另有2個人跑掉了（其中一個叫徐子傲的女孩才13歲，她母親孫緹也在此案中被抓， 一個13歲的孩子就這樣流離失所）。2002年2月的一天晚上，我接到單位電話，讓我趕回單位陪同一名法輪功學員看病。我趕到單位開車和另外一名女民警前往天津市南開分局看守所，當我們二人到達南開分局看守所（天津市南開區二緯路）後看見法輪功學員孫緹坐在提訊室的凳子上，眼睛被打的成了一條縫，當時審訊她的警察是國保局610辦公室二隊的隊長穆瑞利，當時他的手上還拿著一根帶有血跡的螺紋鋼棍（直徑1.5公分），審訊桌上擺有一個高壓電棍。我們進屋後就請穆瑞利出去了，法輪功學員孫緹一下子哭了出來，她要撩開上衣讓我們看，因為她是個女人，我就說等我出去，孫緹說不讓我出去，就讓我看看後背，她轉過身去撩開上衣，我被驚呆了，她的後背幾乎沒有皮膚顏色了，全是黑紫色的並且有兩道長約20公分的裂口，鮮血在慢慢的往外滲。
過了一會國保局副局長兼610辦公室主任趙月增也來了，但讓我沒有想到的是，他命令我們不許向任何人講這件事，讓我和那位女民警帶她到拘留所醫務室上點藥。一連一個多月我們每天都要給孫緹上藥，在和孫緹接觸的這段時間裡，我幾乎天天都要聽到她詢問自己孩子的下落，也告訴我們法輪功對做好人的理解。當時我的心都碎了，我知道他們都是好人，我更關心的是她的孩子，一個13歲的孩子沒有父母在身邊，又不能到親戚家（因為徐子傲的所有親戚全部被監控起來了），她在外面吃什麼、睡在哪呢？我後悔沒能阻止。我內心焦躁不安，淚水奪眶而出。
有關這母女倆的不幸遭遇，明慧網上也有如下報導：
「呼籲緊急求援15歲小女孩及其母親
//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2/3/20808.html
【明慧網2001年12月3日】徐子傲，15歲，家住天津市大港區勝利街前光裡18棟1單元1樓3門。今年五一為抵制當地派出所及街道為她一人辦的洗腦班從家中流離失所。於2001年11月8日在天安門城樓下被抓，在平谷縣被非法關押絕食近5天，於11月13日被釋放，明慧網曾有相關報導。其母親孫提因修煉多次被大港區警察騷擾，抄家，兩次在家被抓，兩進兩出拘留所。明知天津正將她非法通緝，仍堅持講清真像救度世人。徐子傲與母親孫提於11月21日晚，在天津大馬路上被便衣警察認出遭到綁架。至12月2日已被非法關押11天，不知這些天中小女孩與母親將要承受怎樣的折磨。同時她們租住的房子中的電腦被查抄，房子竟被沒收。
在被抓前母女倆曾預感危險將至，但她們沒有退卻，一往無前講清真象，堅定在法上相信師父的安排。孫提與徐子傲被抓前都表示，如被抓要像以前被非法關押時一樣，絕食抗議。
目前孫提及女兒被非法關押在天津市公安局，直接責任人為天津市公安局610辦公室。再度呼籲世界上所有善良的人們，行動起來營救中國大陸小弟子及其母親，共同清除這場無休止的迫害。
過了大約一個月時間，一天上午，市委副書記兼市委政法委書記宋平順（原天津市公安局局長）來到局裡，對這一事件如何處理對國保局幾名領導做了指示：1、對法輪功是一項艱鉅政治任務，不怕流血死人；2、做好保密工作，防止出現洩密，造成國際影響；3、各級紀檢監察部門對法輪功人員出現的死傷不要介入調查。一切以大局為重。同時他舉了天津市雙口勞教所把法輪功學員打殘後被境外「明慧網」刊登的例子，所造成的國際影響。
天津大法弟子孫提屢遭迫害生死不明
//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4/29/29261.html
【明慧網2002年4月29日】大法弟子孫提於2001年11月21日在天津被和平派出所警察綁架，送至大港看守所，在審訊期間警察曾連續幾天不讓睡覺，後天津市公安局來人，因孫提不配合邪惡，被市局的人用腳踢小腹，手用力砍打脖子，並上背銬，使她一隻手的手指幾天之內都無知覺。警察威脅說：你在這不說，帶到市局有的是刑具等著。還說什麼：為了抓你，我們採用了最先進的監控設備，並在你的住處周圍布下了五百人。孫提每次早上被提審都到半夜才讓回來，雖然這樣， 她仍堅持煉功學法，並向周圍人講清真相，當時便有一人提出要學煉。後來市局的人放出風來說要帶到市局去，孫提便寫下遺書，證明自己決不會自殺，如出現危險 一定是邪惡之徒的迫害造成的。（下附遺書）
此後孫提被送到南開分局，具知情人講，在南開分局時，孫提曾一度絕食抗議，並遭灌食和背銬折磨。但仍向提審的人洪法，市局的警察由開始的態度蠻橫到後來的態度好轉，證明了大法弟子正念的作用，每一個接觸到她的人，都認為她很溫和、善良。接著孫提又被送到天津第一看守所，非法關押至今，無任何結論和消息。據大港區610的劉弘琦講，孫提被判了十年，扣上一個莫須有的罪名，但至今並未通知家屬，希望知情人士能夠提供線索。在五個月的非法關押期間，無任何音信，以上材料也是幾經周折才得到的，但對孫提現在的情況卻無從知道，望見此文的大法弟子齊發正念，剷除天津市的邪惡因素。
遺書：
傲（其女兒小名）：
市局的人要把我帶走，說要用刑，如果我在此期間出現任何危險（包括死亡），一定是他們造成的，我決不會自殺，一定要將他們的邪惡行為曝光。
大法弟子：孫提 2001年12月
（英文版：//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5/2/21588.html）
倆母女的遭遇和我親眼目睹的慘狀常常在我的夢裡出現，令我徹夜難眠，更對中國的前途，和我作為一個警察的前途充滿絕望。後來得知孫緹被判刑7～10年，至今生死未明。
6.同情科學家老人，向中央電視台說真話遭打壓
2003年中國新年後，天津市公安局國保局接到一項特殊任務，由610辦公室一隊石何隊長帶領四、五個警察前往河北省石家莊市辦案，等他們回來時我看見在審訊室裡用手銬吊銬著一位頭髮灰白的老人，後來我才聽說他是河北省一位副廳級幹部叫景占義，後來中央電視台記者來到國保局，聽說來採訪景占義，給國際社會看看一個副廳級幹部是怎樣悔過的。
那天採訪時是在國保局精心策劃下進行的，因為我當時就在門外，我聽見國保局副局長趙月增對景占意說一定按照他們提供的台詞去說可以給他減刑，否則就再加一條叛國罪，判他無期徒刑或秘密槍決。可憐的這位老人在他們的淫威下答應了他們的要求，上了電視，去無奈的批判法輪功。後來他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
就在中央電視台採訪的當天，這位記者從採訪室出來時正好碰上我，她直接把話筒遞到我嘴邊，問我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他可能想再編點素材，而讓她失望的是，我回答的是「這不是謊言嗎！」這個記者聽後愣住了，我沒理她轉身就走了。
誰曾想這個回答給我帶來了無比的精神痛苦，這件事過去兩天，副局長趙月增找我談話，問我那天記者採訪我，我說的「謊言」是什麼意思。我當時就直言不諱的說你為什麼要威脅景占義，他拍案而起說我要造反，我深深地知道在那種環境下我是在以卵擊石，我就一言不發，他讓我想清楚寫好檢查再工作。
就這樣我被關了禁閉，他們把我關在天津市公安局七處看守所（這裡有市局禁閉室專門用來禁閉警察的），當我走進禁閉室的那一刻起，我的心徹底絕望了。
那是我第一次被關進禁閉室，也是唯一的一次，那是一件間只有10平方米的小屋，沒有窗戶，高高的屋頂上有一盞24小時不滅的日光燈，在屋子的角落裡有一個馬桶一直在泛著臭味，在中國北方的天津2月裡是非常寒冷的，而在這間禁閉室裡沒有任何取暖設施，我就是在這種環境下生活了將近一個月，當我走出這間禁閉室的時候，我的雙手雙耳都已經被凍壞，手腫得像個饅頭耳朵被凍得不停地流膿水。在這30天裡我不能給家人打一個電話，我被他們在精神上和肉體上折磨的幾近崩潰的邊緣。為此我就一言不發，一個認錯的字也沒寫。終於有一天我被稀里糊塗放了出來，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是低調處理，怕我將來把以前法輪功學員孫緹被打等等一系列醜事說出去。
自從我出來後，我就被安排到了收發室天天就是送報紙送信，幹一些雜活，直到出逃出國前。而我的未婚妻也為此事受到極大的精神打擊，當他們把我關進禁閉室後，未婚妻和我的母親、哥哥打電話或到單位都是找不到我，他們告訴她我去外地執行任務去了。當時我身心皆碎，他們不講事實，欺騙世人，就連他們自己警察的家屬都要欺騙，還有什麼他們做不到的呢！！！天理何在！
7.逃出牢籠 嚮往民主自由
在中國，警察是不允許出國的，要出國得過保密期（在國保部門辭職後需過5年），否則按叛國論處。這樣，我辦護照成了一個大難題，因為不敢驚動單位。我找到我的朋友把戶籍上的工作單位遷到了別的單位，就這樣我於2003年1月順利的到外管處拿到了護照。
2005年2月我終於申請並拿到了澳洲旅遊簽證，我從簽證下來後就開始準備東西，我於2月14日早上九點趕到北京機場，乘當日飛機前往中國深圳機場，晚上6點30分出關前往香港。
在出深圳邊防檢查時我害怕安檢過不去，因為我身上攜帶的MP3里存有大量關於中央鎮壓法輪大法的文件，同時打電話告訴家人，如果7點30分我沒往家回電話， 就意味著我通不過邊檢，出事了。在提心吊膽中，我帶未婚妻登上香港飛往澳洲的航班，於今年2月15日早晨踏上這塊充滿美麗自由民主的國家的土地。
現在，單位已發現我失蹤了，就已經向我的家人施壓，讓我回單位，並許諾說回來什麼都好辦，最惡毒的是他們同樣到我未婚妻家中騷擾恐嚇。我知道我們不能回去。他們會用極卑劣的手段來對付我們。我給單位的辭職信他們不接受，而是將我開除。他們還威脅我和未婚妻的家人，叫我不要「在海外亂講話」，否則小心家人。
家裡人也不讓我往回打電話，因電話被監聽了，就連我未婚妻家的電話都被監聽了。我只有把電話打到哥哥單位。在電話中，哥哥不談家中的情況，只是給我報平安。但我知道他們會面臨的困難和危險。我為給年邁的母親、我的全家和未婚妻的全家帶來這樣的痛苦而內心日夜不安。今天，他們等於失去了親人，在他們的有生之年，我們還能見面嗎？
8.受《九評》、陳用林感召，決定挺身伸張正義
我清楚中國政府不會輕易放過我和我的家人，但到澳洲來以後，特別是看了《九評共產黨》後，我感到他深深打動了我，他裡面所寫到的一些文章和事例，我在國內有看到的也有沒看到的，但作為普通中國老百姓是看不到這些文章的。他所講的中國的一些黑暗面也好，揭露的都是事實。看了九評之後我就想走出來。
幾天前，在墨爾本的「退垮中共，勿忘六四」公眾集會上，我得知中國駐澳大利亞領事陳用林公開站出來揭露中共滲透海外的黑幕後，深受鼓舞，我認為陳用林作為一名中共的外交官能作出這樣的選擇，我為他感到自豪和驕傲。遂決定站出來用實際行動聲援陳用林。
這裡我想說，中國政府在說謊，謊言來自政府，「新聞」是由政府一手炮製的。然而那一幕幕血淋的自殺和殺人的場面，迷惑了世人的頭腦和雙眼。共產黨奉行的是希特勒的「越大的謊言越有人相信，陰謀詭計不會得逞，因為得逞的就不叫陰謀詭計」的邏輯，矇騙受害的是不知真相的世人。
我慶幸我又找回我的人生座標，我已認定，對正義的追求，是我永遠追求的人生目標。感謝我的家人和我未婚妻的家人所給我們的勇氣與力量。感謝一切幫助我們救過我們的好心人。
第三位中國官員出走
一名中國國家安全局的高級官員在澳大利亞得到政治庇護。澳大利亞首都地區前總檢察長說，這位官員在目睹一名法輪功學員被毒打致死後決定申請庇護。而在他之前，已有一名中國外交人員與一位自稱為前國安官員的中國男子訴請留在澳洲。
路透社報導，柯萊爾瑞(Bernard Collaery)律師在澳洲ABC電視台的夜間節目中表示，一名宣稱曾在自己服務的警局內目睹國安探員將一名男子毆打致死的中國高級警官，已獲澳洲核發庇護護照。
柯萊爾瑞表示，中國從事秘密警察活動的一個特務分支機構，即610辦公室，他親眼目睹了法輪功學員被拷打致死。讓他的當事人感到恐懼，決意向澳洲尋求政治庇護。
這名中國官員證實了原中國駐悉尼領事館高級外交官陳用林和中國安全部門官員郝鳳軍關於中國向海外遣派秘密工作人員的說法。
據澳聯社（AAP）等外電6月9日報導，在堪培拉的著名律師考勒瑞（Bernard Collaery），詳細述說了這位匿名人的故事，在他質疑中國安全部門對持不同政見人士的酷刑之後，他出逃到澳洲。
出逃的起因是，他在當地警察局親眼目睹了法輪功學員被拷打致死。
「在警察局他聽見擊打聲，他上前干涉，但被命令走開，然後他回到樓上自己的辦公室，」考勒瑞先生告訴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的「最新節目」（Lateline）。
「他的良心被觸擊， 並回到樓下說：『這必須停止』。」
「然後他看見這位赤裸的人，頭靠在椅子上，腿被戳破，很清楚已經死亡，並且他被驚駭。這是壓垮他良心的底線，終於他無法忍受了。」
考勒瑞先生說，這個人是中國安全部門的一位高級官員， 但不太可能向公眾去說他的故事，因為他擔心在中國親戚的安全。
「他……是一位相當資深的，勤勉的，誠實的，正式服務的安全官員。」
「他提出了值得考慮的異議，在他的警察任期內，對法輪功學員施行了廣泛的酷刑，這一陰險的法西斯蓋世太保刑具被移植到遍及中國的國家安全程序中。」
考勒瑞先生說，他通過確認死去的人和他的妻子核實過這個人的故事。
「這已經被非常仔細地鑑定過了。」
第四位中國官員出走韓廣生
以下是前瀋陽市司法局局長韓廣生8月5日在多倫多公開演講，揭露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罪行
【人民報消息】龍山教養院的幹警們：
你們好！
也許你們有的已不再記得我，不過，中共一定還記得，特別是最近，當我站出來揭露中共邪惡本質後，我已成為中共的黑名單上的重要人物了。我離開祖國已經四年了，但許多往事是我永遠都不能忘懷的，一切歷歷在目。我思念我的故鄉，思念我的親朋好友，思念我的一起工作過的同事們。雖然我很想回去看看大家，可是由於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只能給你們寫信了。
我之所以毅然決然離開中國，堅決辭職退黨，就是不願意再做昧著良心的事。最主要的一個方面，就是不願意再參與鎮壓法輪功。在出來的幾年中，我對海外的法輪功有了更多的瞭解，我慶幸選擇了一條光明大道。
或許你們還記得，龍山教養院關押法輪功之後，我經常前去視察，直接與很多法輪功學員交談過。他們的善良言行和遭受的無辜迫害使我良心受到衝擊，他們都是社會的最基本的群眾，本分守法，都是「良家婦女」（註：當時龍山教養院關押的都是女性法輪功學員）。他們信仰法輪功、遭受迫害而進京上訪，並沒有違背憲法和法律。但他們卻不經任何法律審判程式，就被抓起來，從剝奪了人身自由，到剝奪思想和信仰的自由。我想，你們一定也會有同感。特別是近幾年直到現在，迫害還在繼續和加劇，你們一定得手下留情。當初我堅決主張不允許虐待法輪功學員。也許你們還記得，在2000年7 月15日，15歲的小女孩韓天子因為不願意與法輪功「決裂」而被電警棍電擊，我得知後非常生氣，予以嚴厲批評，並將當時的主管副院長調離了龍山。可是在我離開中國後，我從海外媒體上看到了不少龍山教養院持續殘害法輪功學員的報導，最駭人聽聞的就是高蓉蓉被電擊毀容直到被虐殺事件，使得瀋陽司法局及龍山教養院臭名昭著，在國際上造成了很壞的影響。
出來後才瞭解到，法輪功在海外是受到政府和民眾歡迎的，而西方大多數民主國家對這場迫害是嚴厲譴責的。也許你們已經知道，加拿大已經把中國的公、檢、法、司系統認定為中共迫害人權的幫兇，也有許多參與迫害的中共官員在海外被告上法庭，一些人已經被判定有罪。
同中國的法輪功學員一樣，海外的法輪功學員也是一群最善良的人。而最讓我感動的是，他們一切為別人著想的境界。他們所做的一切都不是為自己，要是中國人人練法輪功，那我們的司法部門都不需要了，然而不幸的是中共選擇了用鎮壓手段來消滅法輪功，這是違背天理的，雖然中共為了欺騙輿論和民眾，製造了很多仇恨宣傳，意圖讓你們放手鎮壓，這是陰謀。所以中共招徠了人神共憤，退黨浪潮已達400 萬，看來中共的末日不遠了。
作為你們的老局長，請聽我一句肺腑之言：做一個有良心的幹警，不要為虎作倀，不要虐待善良無辜的人。迫害法輪功是中共繼「反右」、「文革」、「六四」之後，又一次大規模的對人民群眾的鎮壓，是中共和江澤民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倒行逆施。中國有句老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請你們及早認清中共的一貫邪惡本質，在重大原則問題上一定三思。
江澤民時代已結束，胡錦濤正在十字路口。中共即將被歷史淘汰，不要當中共的殉葬品，請趕快退黨，停止一切罪惡。
韓廣生寫於多倫多
2005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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