腎移植後有一次到上海複診，單槍匹馬的。
　　我不急著趕路。火車到站後，我讓開潮水般的人流，想來個慢悠悠蕩出去。於是，我成了落在最後的幾個稀稀拉拉的旅客中的一個。
　　出站有一段不短的路程。從火車上下來走到邃道入口處就挺遠的，還得從長長的地下通道穿過，才能到達廣場。上海站是個兩頭通，分南北兩個出口，我那一日是要從南出口處走。在決定南北的叉路口站定，我辯識著方向。
　　此時我看見，離我幾步站著一個學生模樣的姑娘，看上去挺著急的。她背著一個長長的帆布袋，身邊還放置著兩隻大皮箱，一隻旅行包。她看了我一眼。
　　“要幫忙嗎？”我問。
　　她不置可否。
　　我也不知從哪來的邏輯，認定不吱聲即是默認。
　　於是，我蹲下來為她修理卡死的皮箱滑輪。輪子卡得死死的，修復無望。我抬頭看看她，流露出無奈。
　　“謝謝你”，她小聲說著。她說話的樣子有點膽小文弱。
　　“沒人來接你嗎？”面對楚楚可憐的她，我覺得要是就此不管，就會有沒幫她把皮箱修好卻討了謝的嫌疑。
　　“沒有。”她顯得無助。
　　“那就讓我替你拎一程吧”，無助有時也有驚人的吸引力。
　　又是一個不置可否。她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
　　我覺得這是一個確鑿的信號，表示她樂意叫我幫忙，我想。
　　於是，我拎起皮箱與她一同出了站。
　　一路上，我們簡單地交談著。
　　我想，再過幾分鐘，我們就要分道揚鑣了。想及她剛才臉上的表情，我禁不住問道：“你是否覺得我不像個好人？”
　　這個問題出乎她的意料，一時讓她不知如何回答。
　　不過從她猶豫的一瞬，我已經明白無誤地知道了答案。
　　年輕的姑娘，誰沒有對陌生人的七分戒備呢？
　　我笑笑。
　　也許我的笑把我自己洩露得太多了，引得她也笑起來。
　　這一笑，一下子把我們之間的距離從完全的陌生人的銀河系，拉回到相識的周圍世界來。她說，“我不該那樣看你。”
　　“你沒有錯。”我想說，世界上的好人所剩無幾了，我只是個例外，但我沒說出口。
　　她疑惑地望了我一眼。
　　“我當然可能是個壞人”，我平靜地說出幾乎違背本意的話來。
　　這句話把她逗樂了。她說，“你這人真有意思。”
　　我幫她把行李一件件塞進的士，關上車門。“這是緣份，”我說，“祝你以後的旅途愉快、平安。再見。”
　　她、她的大箱小袋，隨她的車一溜煙走了。
B
　　我想起，我原來是要從南出口處走的，怎麼神差鬼使，到北邊來了？我覺得自己傻得好笑。剛才是怎麼啦？
　　再從北出口折回南出口，我一路悶悶不樂，若有所失。我不知道我失去什麼了。好像老是有一種幻想，時不時地出現在我的心中：這個女人的目光中有我一直想要的東西。到底是啥，我又說不上來了。
　　正沉思默想著呢，一輛小車喀嚓一下停在了我的側前方。
　　“嗨——”
　　一個姑娘，身子一半探出窗外，正熱情揚溢地向我招手呢。
　　定睛一看，車，還是那輛車，她，還是她，是她！
　　“你怎麼啦？”我看清她的臉，一時難以相信。
　　她打開後邊的車門，一邊對我說：“上車吧，到我家裡坐坐？”
　　“這……”我有點受寵若驚，不知所措。
　　“請吧先生。”不知怎麼的，她一下子變得幽默起來了。
　　“遵命，小姐。”她的這一招真曆害，我覺得我的盾上頓時穿了個窟窿。
　　我只是不能確定她為什麼要回頭來叫我上車？我覺得她似乎沒有理由那樣做。不過，也許正因為這樣吧，我想弄個明白。
　　也許已猜著我的心思，她向我嫣然一笑，說：“你放心，我所以回來，沒有別的意思，只想和你多說幾句話。我要鄭重地表示對你的感謝。謝謝你。”
　　“你太客氣……”
　　她不容我把話說完，搶白道：“不，不是客氣，我是非常真誠的。我非但要表示我的感謝，我還要對你說我的歉意，真的，我為我剛才的多疑表示我的歉意。我知道，如果我不回來對你說個清楚，我這一整天都會不愉快的。”從她的解釋看，她的理性是很強的。
　　此刻我看她，竟從她那原有的學生模樣中看到了另一種非常不同的東西。那是與傷感、脆弱、無助、幼稚無關的東西。
　　我忽然覺得很想問問她叫什麼名字，學什麼或做什麼的，家住哪裡，家裡還有些什麼人。可是，我沒有問。
　　 不一會兒，車到了。這是一個新村，整齊劃一的商住樓。
　　“幾層？”我仰起頭看一眼令人頭昏的高樓，問。
　　“跟隨我來，你會知道的。”她開始對我設埋伏。
　　“不了。”我將大包小包移到電梯裡，然後對她說：“你到家了，我還有事要辦。遇到你是我的幸運，我很高興。”
　　一種對不適當的距離的擔憂造成的壓力感正向我襲來，明顯而巨大。我開始覺得有了退卻的必要，不由自主地，慌不擇路地。好象要逃避什麼。自己也說不清楚的東西。
　　也許一個陷阱？也許不是？也許是一張網羅？也許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