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日訊】「人權最好時期」的背後是什麼？據報上說：我國現階段是人權狀況最好的時期。現實卻告訴我，那是謊話。就我的遭遇而言，人權就從來沒有好過。因為作為一名公民，我沒有犯罪，卻從來就沒有選舉權和基本生存權。

1955年8月，我外公因鄉人誣陷被捕入獄，不久以反革命罪的名義判刑7年，押往蘇州東山採石場勞改。全家居住在上海打浦路271弄6號的9名親屬，在1958年10月被盧灣區五里橋派出所，遣送回老家江蘇興化聯合區焦勇鄉（現為戴窯鎮）勞動。當時正逢三年困難時期，當地人尚且無以果腹，更無法收留外來人口，因此當地政府拒絕接收9人入戶。這9人只得返回上海，借居在親屬家中，靠白鐵匠手藝和回收舊貨謀生。

1961年，經過不懈的努力，被遷出的親屬總算在派出所重新辦理了入戶手續。當天9人中的母親因病未能同去，派出所以其未到場為由只辦理了8人的入戶手續，同時收回了「戶口遷移證明」。等母親病癒後前往辦理戶口時，卻遭辦事人員以「已婚」為由拒絕辦理，並威脅再來「吵鬧」即將其餘8人戶口再次遷出。母親因自已系「反屬」，又怕牽連其他親屬，無奈只得返鄉謀求入戶。當地政府以無「遷移證明」為由拒絕其入戶。因子隨母走的規定，我們四兄妹也無法落實戶口。

那時的生活，真是苦不堪言。沒有戶口，在城市就沒有票證。口糧只能買黑市的，所以永遠是野菜和小米煮成一鍋，還吃不飽。印象最深的是，收破爛只要收到豬骨頭，父親必須把有殘餘骨髓的大骨頭砸開，把裡面的骨髓掏乾淨，以此作為燒菜的食用油。哪怕是餿的。因為居住的船隻老舊，過一段時間我們就得回一次興化修船，因為那裏修船便宜。這是一段危險的旅程，好幾次差點要了我們全家的命。

印象特別深刻的一次是小船在穿越長江的時候，恰巧遇上了從武漢下來的大輪船，輪船掀起的浪頭宛如瀑布一般灌向小船，一下子就灌了小船半艙江水。母親在艙中緊摟著我和姐姐，一邊哭泣，一邊祈禱神靈的保佑。父親和兩個哥哥在船頭船尾用臉盆舀水，不時有人落入江中，又頑強地爬上船來。

8歲那年，我到了讀書的年齡。上海不讓我讀書，父母不願我成為文盲，於是舉家返回興化。靠父親給生產隊做白鐵活計換錢換糧。終年的勞累，使父親很早就患上了嚴重的肩周炎和骨盤突出。白鐵活計時有時無，家中永遠也吃不飽飯。

有一天，因家中實在無糧，瘦弱的母親背著我到村上借口糧，在寒風中站立了三個小時後，會計嫌母親太囉嗦，一把將我們推倒在地，給了一句話：沒有戶口哪來口糧還。然而身邊剛剛借到糧離去的，卻是富農的兒子。我因此從小就懂得了一個道理：沒有戶口身份的人，不如四類份子。為了吃飽飯，每到寒暑假，我都要到上海的親屬家住上一陣子，目的就是能吃幾回飽飯。只是苦了舅舅一家，害得他們經常也半饑半飽的。

17歲那年，我為了家裏的生計，與哥哥一起外出謀生。到安徽、浙江、江蘇等地潛水摸蚌，以此賣給珍珠養殖戶換錢。淮河的水深處有20多米，水壓很高。我上潛一回就要吐一陣血，居然還沒有獲利。不得已，只好放棄了這一行當回家。

19歲那年，全家因為農村的土地都分完了。我們沒有戶口，自然不在有權分地的範圍之內。生產隊解散了，父親的白鐵活計也沒有了。全家只好又回到上海，靠撿破爛，收舊貨維持生計1987年我們又回到上海時，家中幾乎一無所有。我睡過馬路、橋洞，乘風涼又睡到了墳場裡，中間一張條凳，頭腳枕在墳頭上。

如今真北路銅川路那一帶已經是很熱鬧的地方了，可當年亂墳場的景象卻永遠留在了我的記憶中。後來，父母帶了我們四兄妹寄居在上海曹家渡水面的小破船上。父親做白鐵匠，我們幾個則到處奔走撿收破爛。夏天，烈日的暴曬，河水的腐臭，幾乎使人窒息；冬天，凜冽的北風穿透了單薄的篾席，兄妹四人只好圍坐在打滿補丁的被子中。艱難地熬著日子。幸好我們遇上了好人，我們才沒有被生活的重壓壓倒。公安所長，水上警長，得知我們一家的遭遇後，免收了我們的管理費、暫住費，使我們能夠度過那艱難歲月（願他們的身體永遠健康）。

那時的這些費用，對我們這樣的家庭來說，是一筆很大的開支。我依然記得自己騎著一輛破舊的自行車到處奔走，哪怕一天能賺到幾角錢也會興奮得通宵難眠的。一分一角積蓄起來的錢是不能動的，因為父親要不斷地出門去找政府落實戶口，那是要盤纏的。每次看到父親失望地回到船上，我就知道，錢用完了，戶口依然沒有著落，這樣的場面，我看了幾十年。這一切苦難的源泉，只有一個：我沒有戶口身份，我們沒有戶口身份，從出生始就沒有。我們是中國土地上絕無僅有的「黑人」。後來，興化當地政府見我們經常被作為「盲流」驅趕回鄉，便「違規」為我們辦理了臨時身份證和空掛戶口，但言明不享受任何公民待遇，即沒有選舉權和經濟權。這已經是天大的照顧了，我很感謝他們。

到了1998年，小船終於承載不了太多的重負，破了，爛了，不能修了。我們只好棄船登岸，在租地蓋房居住。同時買了一輛卡車跑跑運輸。生活開始有了轉機。

可惜母親卻沒有看到，她在幾年前已經因為終身的勞累和心靈的重負去了天國，去世時只有54歲。從出生到去世，她沒有過過一天舒心的日子。她至死沒有戶籍。找上海市公安局找了50年，原來是不理不睬，現在說你有興化戶口了，上海不再管了。

沒有任何權利的戶口是戶口嗎？那麼倒下來的房子也是房子，那些公僕們為什麼不住進去呢？我們兄妹四人至今依然沒有正式的戶籍。我們沒有公民權和基本生存權。我要告訴全國人民，這就是「人權狀況的最好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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