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日訊】周先生走了。

周輔成先生是我在北大讀研究生時的導師，辛亥革命那一年出生，如果活到明年，按虛歲算就是一百歲了。

兩個多月前，老友趙越勝從巴黎打來電話，說周先生跌倒住院，情況危急。我趕快聯繫到昔日北大同學、現任教於首都師範大學的陳嘉映，請他代我去醫院探望周先生；嘉映去了，回信說周先生病情已經穩定，精神還不錯；於心稍安。上週五（5月22日）下午，接到越勝電話，說先生已過世。次日，又接到嘉映來信，並告知追悼會定於四天後舉行。我又托嘉映代我為先生獻上花籃。事後，收到嘉映發來的追悼會照片，還附有越勝姐姐的話：「順便轉胡平。好幾個人跟我說沒想到能看到胡平送的花圈，很欣慰。」

見到這句話，我只覺得很歉疚。去國二十餘年，我和先生的聯繫太少了。這二十年來，除了和家人保持密切聯繫外，和其他人聯繫都很少，主要是怕給對方帶來麻煩。相比之下，和周先生的聯繫還算是多的了。95年8月我去歐洲開會，剛好周先生也正在法國，就住在越勝家裏，於是得以相見。那以後，先生給我寄過幾次賀年卡，我也給先生寄過幾次賀年卡。先生還給我寄了一張在巴黎的照片，背後題有小詩一首，我把它們都發在了《北京之春》雜誌上。

記得當年初進北大，我常常進圖書館書庫亂翻書。我搜索周先生的著述，先是找到了他在五十年代出的《戴震》和《董仲舒》，讀後感覺平平；但後來我找到先生在民國期間的一些著述，講文化，講思想，其中還有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批評，很有鋒芒，也很有見地。這才知道先生的厲害。早在大學時代，周先生就曾擔任清華大學文科理論刊物《清華週刊》的編輯及副主編；抗日戰爭爆發之初，他又輾轉四川成都編輯《群眾》月刊；不久，他與其摯友唐君毅、牟宗三等合編《理想與文化》期刊，成為當時中國學界一重鎮。1940年，周先生發表《哲學大綱》一書， 這是他最早的哲學專著。算起來先生寫這些文章的時候才不過二三十歲，正所謂鋒芒初露，前途不可限量。殊不料其後不久就遇上「解放」，先生的學術生涯便失去光芒。記得有一次在先生家中聽課，書桌上擺放著厚厚幾大本從海外寄來的唐君毅文集。先生對我們說他和唐君毅是朋友兼同事，「看，他出了這麼多書」。我聽了忍不住對先生說：「別人寫書的時候，你們寫思想匯報寫檢討，加起來也有這麼多了吧。」六四後，周先生接受趙越勝採訪，其中一段講到他自己，「五十年代洗腦，誠心誠意批判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把自己多年的學術成果罵得一錢不值。文革十年，大半時間住牛棚，反而心平氣和，也開始想共產黨是不是也會犯錯誤。改革十年可謂大夢初醒，覺得四十年前我並無大錯，是共產黨錯了。」

現今不少人有種錯覺，以為在49年前，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在當時的中國知識界就很有市場。其實不然。周先生說，當年他在清華大學研究院攻讀哲學，和喬冠華是同窗。那時，只有喬冠華一人讀的是馬克思主義，還很讓他們幾個看不上，因為他們都覺得馬克思主義沒有多大名堂。周先生讀的是康德。他在大學期間寫過一篇長文《康德的審美哲學》，是中國最早研究康德美學思想的文章。再有，我翻到過一本48年或49年出的小冊子，裡面登有北京（那時叫北平）若干學者教授的聯名信，呼籲國民政府力行改革，爭取人心。信中有一句說的是，要是等共產黨來了，我們就全完了（大意）。署名者有朱光潛等。我拿著這本書給朱光潛的一個弟子看，笑著說：你看你看，你們先生多「反動」啊。

八九學潮乍起，4月21日，北京一批學者作家發表致當局公開信，這是知識界首次表態支持學生。我欣喜地看到其中就有周先生。更難得的是，在六四之後，先生沒有沉默。1995年是聯合國寬容年，許良英等45人發表呼喚國內寬容書，提出重評六四，釋放思想犯，結束文字獄。周先生的名字赫然列於前排，那年他已經85歲了。像這種活動，周先生還參加過幾次。

在周先生給我的賀卡上，常常還寫著「問候小王、小魏」。小王是王丹。王丹是北大學生，父母又在北大任教，和周先生關係不同一般，自不待言。小魏是魏京生。周先生和魏京生本無淵源，但魏京生第一次出獄後，周先生就主動與之聯繫。魏京生來美後對我講起，那時侯，周先生打電話說要來看望他。魏京生說：老先生八十多歲的人了，我怎麼能讓他來看我呢。所以我就去看他。到了北大，只見周先生早在大門口等候了。

聽王丹說他母親告訴他，在周先生的悼念會上，北大校級領導居然無一人露面。我想，這誠然是北大的恥辱，但何嚐不是先生的光榮。

願先生在天之靈安息。

2009、5、28於紐約

附錄：

1、十二月十三之歌

周輔成（北京）

看那巴士底廣場，
紀念碑雄立中央。
碑身是監獄磚石建成，
碑底有烈士遺骸埋葬，
碑身巍然自由天使，
面向眾生莊嚴高唱：
『人間地獄終將倒
佇看歷史公正大旗飄揚！』

1995年 時年8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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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北京大學哲學教授，現年(2005年)95歲。

原載《北京之春》2005年8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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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地採訪：北京人眼中的六四

任逸夫

訪談之一

北京某大學著名教授，七十八歲，民盟成員（即周輔成，引者注）。

「六四」之後我講了四個少見：一屆政府昏庸無能到這個程度，少見；一代學子忘我獻身到這個程度，少見；一個政黨專橫殘忍到這個程度，少見；一種制度誤國誤民到這個程度，少見。五月中，學生們都去絕食了。我自己根本吃不下飯，睡不著覺。我要去天安門看我的學生，家人不讓去。但我非去不可。四十年了，中國讀書人吃盡了苦頭。前三十年是唾面自乾，自我羞辱。後十年開始想作出點人樣子來，給斯文掙回面子。現在是官逼民反。我活不了幾年了，再不能任人家拎著脖子耍來耍去了。季羨林先生，中國的大學問家，世界知名學者，可怎麼樣？一輩子沒離開過書齋的人，五月間也去天安門廣場看他學生了。在廣場上老淚縱橫。我在校園裡碰見他，真是神色淒惶，痛心疾首。知識份子聯名上書，要求釋放政治犯。我的學生拿來找我，我當仁不讓，簽名。我已是老朽之人，不能做驚天動地的大事，但憑良心，又有許多事情可做。學運期間，多少老知識份子都出面勸政府，差不多全國學術精英異口同聲。錢鍾書先生從來不問政治，這次也親自出面呼籲政府。但只因為鄧小平一人的面子，共產黨一黨的私利，硬是罔顧民意。這是真正冒天下之大不韙呀！從前都知道共產黨獨裁專制，今天更知道它視天下人心、人命如草芥。

我讀了一輩子康德的倫理學，精義是什麼？是「批判精神」，其實，批判精神祇是康德哲學的工具，康德哲學的中心是「人是目的」。評判一個國家、政府好不好，就要看它是否把人當作目的。凡講基本人權，講人性的政府，即使有錯誤，也可以挽救，而凡是無視人權，挑動人的仇恨，殘害人的精神活力的政府，即使它做了一兩件留名歷史的大事，也仍然是壞政府。依這個標準，共產黨政府就不是一個好政權。我讀書做學問幾十年來，心中常存一點疑問：為什麼共產黨建國以後，一而再，再而三地批判人道主義。文革結束後，鄧小平又搞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其中心議題還是反人道主義。六二年，學術界批人道主義，我還出來說話。我說，人道主義是反神道的，有進步意義。一個政府講人道主義，可以提高它的國際地位。而且，人道主義同中國傳統也不矛盾。孔夫子一部《論語》，其中僅「仁」一字而已。現在想想，真是太天真了。共產黨政權的實質是政教合一，其中心意識是神道，而神道離獸道又僅一步之遙。學運前，我正讀《布魯諾傳》，學運之後似乎更解其中深意。宗教裁判所就是由神道轉入獸道的樣板。共產黨正是一個大的宗教裁判所。它的意識形態中有自己的聖經，有最高解釋權，有異端審判。只是共產黨的聖經和教會不一樣。教會只有一部聖經，共產黨的聖經卻總和最高統治者的名字聯在一起。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現在的名字是鄧小平。而且共產黨的聖經是不要原本的。比如，如果鄧小平的思想和馬克思的思想發生衝突，權威解釋一定是援引鄧小平，馬克思究竟說了什麼並不重要。這就叫「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我認為，馬克思是講人道的，真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就應該堅持人道主義原則吧？可相反，現在共產黨的官方意識形態恰恰是反人道主義的。這說明共產黨的理論並無原則，只以當代教宗的信念為轉移。不變的只有一點，權力一定要在自己手裡。有權在手，才有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六四之後，我讀報上的文章，實在想不出個詞來形容它們。那天，聽一個孩子說他的小朋友「你不講理」。我覺得共產黨的理論可以用「不講理」三個字盡括。

你問民主黨派的情況，我可以說，在這次學潮中，民主黨派的表現已經很不錯了。幾乎所有的民主黨派領袖都公開肯定了學生的民主愛國行動，都呼籲共產黨和學生平等對話。這是建國以來破天荒的事。民主黨派敢和共產黨唱反調。結果怎麼樣，你也知道了。六四之後，我知道農工民主黨裡有人被抓，關了幾天又放了。在公安局裡主要問他農工黨在學運中的情況。民盟前幾天開會，讓大家擁護共產黨的屠殺，但在會上唱高調的人不多。有幾個人唱高調，但他們不是真正民盟的人，是共產黨派駐民盟的，有雙重身份。民主黨派中共產黨派了不少負責蒐集情報的假黨員。這些人統統歸公安局領導。北京市公安局一處就有專門機構，負責監視民主黨派的活動。這種監視是公開的。所以外面有人罵民主黨派骨頭軟，其實他們不知內情。誰敢當著公安局的面給共產黨提意見？

我是經歷過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的。對知識份子的監控是共產黨做得最仔細，國民黨差遠了。學生們想讓政府能增加教育經費，可你想想，國家這麼窮，又要花這麼多錢用來監視異端，哪有錢用來辦教育？我常和朋友們開玩笑，中國的民主黨派是世界上最成熟的政黨，它可以有不是自己政綱的政綱，可以在最嚴密的監視下自由活動，可以永遠不執政但永遠為政權效力。反自由化那陣子，鄧小平表揚了費孝通。開會傳達文件那天，我和費孝通坐在一起，聽統戰部的人傳達鄧的講話。我和費孝通開玩笑說，祝賀你，小平同志不輕易表揚人的。費老面無喜色，尷尬得很。果然，費孝通事後升了官。這時是做給民主黨派看的，只要聽共產黨的話，你就能陞官。共產黨做的一點也不掩飾，真像綠林中的山大王。

四十年前，共產黨掌權，當時我在武大任教。看到老百姓「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熱情，心想中國可能得救了。五十年代洗腦，誠心誠意批判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把自己多年的學術成果罵得一錢不值。文革十年，大半時間住牛棚，反而心平氣和，也開始想共產黨是不是也會犯錯誤。改革十年可謂大夢初醒，覺得四十年前我並無大錯，是共產黨錯了。想想這些，真有一種解放的感覺。六四之後，我們徹底明白了共產黨四十年來真是禍國殃民。戒嚴令頒布之後，青龍橋一帶農民帶頭堵軍車。這些工人、農民沒受過什麼高等教育，只因為覺得事情不公就以肉身阻擋坦克。真是驚天地，泣鬼神。讓我吃驚的是那麼多普通老百姓給軍人做工作，講道理明白淺顯又意味深長。比我們學校哲學系的教員要強得多。我晚上曾親眼看見市民自動組織起來，輪流值班。我問他們為什麼這麼熱情，一位青年工人對我說，軍隊要真進城殺了學生，這個國家就完了。你看他多有遠見。六四之後，我倒比從前更有信心了。中華民族是優秀民族，它肯定會復興的。今天共產黨已走到最後關頭，因為它全憑暴力支持。古往今來，單憑暴力支持的政府沒有長久的。何況信奉暴力的人已都是風燭殘年。我想多活幾年，看到給這次學運平反，我希望平反和懲罰同時進行。不能讓那些幫兇心安理得地繼續混日子。我很欣賞以色列人不屈不撓搜捕納粹戰犯的精神。只有讓當罰的受罰才有正義。這是一條公理，但大家多不注意，以為寬恕才是人道。其實，寬恕和指認罪行並不矛盾。寬恕的前提是犯罪者已經用良心的刑罰代替了肉體的刑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歷史是最後的仲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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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中國之春》1990年8月號並收入《中國之春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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