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4日訊】讀了鐵流先生的《二十年，逝不了的記憶》（見09年5月23日《觀察》以下簡稱「記憶」）一文後，首先為我幾十年的「右派」文友鐵流先生在「六.四」二十週年即將來臨之際發表回憶性文章感到高興。中國近代史上這麼一個偉大的歷史事件，的確需要更多當時的知情人和親歷者出來發出自己的聲音。其作用是任何衛星拍攝的照片都無法代替的。

鐵流先生近年來，因主辦《往事微痕》民刊，留下許多彌足珍貴的「反右」運動史料而受到國內、外讀者的好評。此次他在「記憶」一文中，以當年記者的目光，記實的筆融，概述了1989年6月3日午夜至4日晨他所見到的軍隊開槍、坦克碾人、學子無辜喪命，市民見義勇為，直至義憤填膺……等一系列驚心動魄，感人至深的「鏡頭」，同樣是彌足珍貴的史料。因此，我要為鐵流的勇氣叫好，向鐵流先生表示欽佩與祝賀！

不過鐵流先生在「記憶」一文中，有的論述卻使我感到失望和無法苟同。無論作為今日的讀者或是當年的「右派」難友，我都感到有責任和義務向鐵流先生誠懇地提出，既就教於鐵流先生，亦請讀者、編者、方家指正！

鐵流先生寫道：我認為「6.4」問題要想得到公正解決，首先各方都要認真地進行反思。政府反思：為什麼動用數十萬軍隊向學生市民開槍？當事者反思：為什麼在爭取民主自由中不講妥協？一個勁的往刀上碰就是「革命」麼？我反對用「人血呼喚民主」的奇談怪論。不然何至有「魚蚌相爭，漁人得利」的結局。

鐵流先生這段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手法，看似「公正」的立論，完全混淆了是非黑白。首先必須肯定，1989年學生的民主訴求，是一場自發的、真正的愛國民主運動。我之所以要在愛國一詞前加以「真正」二字，是因為那時的「愛國」一詞，和今天官方媒體、幫閒文人，以及等而下之的憤青之流所謂的「愛國」（實則是愛執政黨、權勢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語。而是愛人民，愛弱勢百姓。痛恨當時剛剛生根發芽「破土而出」的、以「官批、官倒」為代表的貪腐現象。所以學生僅僅是要求反貪反腐，根本未向中共提出諸如全民普選，實行民主憲政一類的主張。我不是說這類主張不應提，而是學生根本就沒提。對執政黨，要求很低，根本沒有挑戰中共未經民意授權的統治。正如魯迅說的，焦大先生罵賈府「並非要打倒賈府，到是要賈府好」（魯迅：《言論自由的界限》）而且當年學生的要求，只是如魯迅調侃的那樣：「老爺，人家的衣服多麼乾淨，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兒髒，應該洗它一洗」。（同上）。學生的這點要求，不僅完全是愛國的（愛民眾之國，而非黨國）而且非常理性、，幾乎低調到了可憐兮兮的程度。

然而，當時我們親愛的黨，是如何回應學生這一完全正義合理的要求的呢？請看「我黨中央喉舌」《人民日報》著名的、一時震驚全國的4月26日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

「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繼續利用青年學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製造種種謠言，蠱惑人心」…「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全黨和全國人民都要充分認識這場鬥爭的嚴重性，團結起來，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請看，是誰對學生完全正當合理的「反對官批、官倒」反貪腐的要求，毫無讓步妥協之心，唯有「硬過三關」之意。一切置學生於死地的誅語都用上了，「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是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棍帽齊飛，殺氣騰騰，恐怕就只差「反革命」三個字沒有「出口成章」了。已是十足的「敵我矛盾」，這除了鎮壓，還有妥協的餘地嗎？因此可以說，當時搞這個4.26社論是黨內以陳雲、王震、鄧力群一幫子死抱著既得利益和毛教條不放的朽翁老人幫極左份子，趁黨總書記趙紫陽訪北韓之機，假借中央名義拋了出來。其目的就是要有意激怒學生，就是要用毛「引蛇出洞」的故伎，用毛的話來說，就是要讓「階級敵人跳出來充分表演」。越把你這些學生嫩娃娃激得大怒，他們才好找機會「師出有名」痛下殺手。

而在後來，學生的主要要求也就是要官方否定撤消這個堪與當年「反右」時老毛御筆撰寫的《這是為什麼》的「六.八」社論相「媲美」的「四.二六」社論。學生就是這麼一點要求，其他並未要求「道歉、索賠」（我並無意貶低、否定道歉，索賠之類的正當要求），可是一貫以「偉光正」自居的小平同志也好，李鵬先生也好，誰表現出了半點政治家的氣量與風度。有的只是僵硬再僵硬，頑固加頑固，這能去指責學生（鐵流先生巧妙地用了個「當事者」一詞）不願妥協嗎？無理而又一點不肯退讓的是官方。「妥協」必須是各退一步，無理一方半步不退，那就只能叫有理的一方「檢討、認罪」，像當年我們這些「右派」、「反革命」那樣，這叫「妥協」嗎？當年「反右」時或被捕後，鐵流先生和我都和人家這樣「妥協」過，又檢討，又認罪，結果怎麼樣？不是最後還是「碰在刀上」了嗎？「4.26」社論，就是57年《這是為什麼》社論的克隆版。「刀」，仍然是那把「刀」，鮮血淋淋，鋒利而兇狠，到了「秋後算賬」時，當年怎麼「砍」的「右派」，同樣可以用來「砍」搞「動亂」的學生。別人連「刀」都不願放下，博聞疆記的鐵流先生難道會不明白，還用得著爾等來「碰」嗎？當年的學生不像今天的那些80後，90後，被黨文化和拜金銅臭，犬儒主義徹底洗了腦，只關心找錢發財，吃喝玩樂，自我閹割了靈魂的「聰明人」。因此他們不願跪下「認罪」是理所當然的。因此正如別人沒有理由罵我們「右派」當年不該「鳴放」一樣，我們沒有理由妄指學生「不妥協」。

至於鐵流先生所謂的：我反對用「人血呼喚民主」的奇談怪論，不然何至有「魚蚌相爭，漁人得利」的結局。——此言真叫人聽了覺得匪夷所思。所謂「人血呼喚民主」是某些別有用心的人，斷章取義歪曲學生領袖柴玲的一段內心獨白和對政府的警告。人家的原話是：「我想，也只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的人民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們真正才能團結起來。」正如吳庸先生在《支持柴玲》一文中正確指出的那樣：「這是一段內心獨白，是一個涉世未深的孩子面對著複雜局面所能想到的最真摯的回應。我揣摩著這段話的含義，思索著它的答案的真實性，不由得被它說服，我以為這位天安門廣場總指揮、23歲的女研究生說出了一個實實在在的道理。專制者對民眾的暴虐屠戮是必然的，民眾只能從被屠戮的血泊中認清專制者的罪惡，從麻木中驚醒……」。說得多麼好啊！可是有人卻把專制者對覺悟民眾必然會有的鎮壓，（就像當年鎮壓「右派」）說成是你「一個勁的往刀上碰」，言下之意，你早點檢討、認罪不就行了嗎？鐵流先生，真不愧是個聰明人。

至於所謂「魚蚌相爭，漁人得利」完全是個不倫不類的比喻，民眾要求肅貪懲腐，是正當的訴求與維權，不是與誰爭利。也不存在什麼站在一旁的「漁人」。如果硬要說有什麼人「得利」的活，6.4一開槍，貪官污吏，奸商騙子，莫不彈冠相慶。從此腐敗之門大開，勢如濁浪排空，益發不可收拾。當年的「官批，官倒」如果比之於肝炎、結核，鬧到今日，貪腐已勢成癌症、艾滋了。這難道能叫「漁人得利」嗎？

說句題外話，我與鐵流先生多年相交，忝列知末。故早知鐵流對89年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素有微詞。正如他「記憶」一文中所說，他當時就可利用老闆的權力，不許其員工去天安門。事後諸葛亮可以說你是為了保護員工，實則當時就是不支持，不贊同學生的行動。甚至（恕我冒昧說一句）認為學生妨礙了他正熱衷的發財夢。去年我在成都與幾位當年的「右派」朋友喝茶。其中朱國干與曾伯炎二位「右友」，對鐵流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稱，「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關鍵是「反右」問題，六.四算個什麼「？他們對此感到不可思議。而朱國干先生知我要去北京鐵流家作客。請我務必將此意見轉告鐵流。並請我在北京見到另一位在國內、外都深負重望的學者時，也務必談一下這個問題。後來這兩件事我都給人家辦到了的，算是「不辱使命」吧。那位學者同意我的觀點。而鐵流則固執其見。

至於鐵流先生在「記憶」一文中稱：「『6.4』事件的利與弊，它到底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什麼？是加速了國家民主的進程還是滯後了國家民主的進程？那些政治人物，上至鄧小平、趙紫陽、李鵬以及鮑彤、陳一咨和學生領袖們，功與過，罪與錯，是與非應怎麼評說？不能用一個傾向掩蓋另一個傾向」。什麼叫「一個傾向掩蓋另一個傾向」？鐵流先生語焉不詳，我不敢妄測。但我可以明確地告訴鐵流先生，1989年愛國學生民主運動，必將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最輝煌的一頁而永垂青史。學生沒錯，開槍有罪。不僅如此，這場偉大的運動，對全世界也產生了最深遠的影響，兩年後的蘇聯崩潰和東歐的解放就是最好的明證。正如當代作家舒心和孔捷生所指出的那樣：

「歷史沒有終結，記憶還在燃燒」。

「89民運改變了世界，傳遞火種的前驅卻倒在血泊之中。這是中國人最輝煌的記錄，亦系最恥辱的一頁」。——僅藉此言作為本文的結束語。

2009年5月24日完稿

（2009年6月4日首發《民主中國》）(//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