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六四悲劇與難以成熟的中國社會

梁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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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3日訊】二十年前,鄧小平派軍隊和坦克衝入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對平民和學生大開殺戒,突破了現代文明的一切道德底線。二十年過去了,人們不禁會問,為什麼這麼多年了正義還得不到伸張,平反六四還要等多少年?

時至今日,我們依然很難完全冷靜和客觀地看待這場悲劇,因為六四不僅給所有中國人帶來太大的心靈創傷,而且,中國社會至今仍在為當年少數人的決定付出極大的代價。

不過,畢竟越來越多的當事人和知情人,開始把真相告白於天下。他們對歷史負責之舉,讓我們有機會更深刻地理解這場悲劇,理解我們這個多難民族的命運。

除了趙紫陽的秘密錄音,最近還有兩個有關六四的重大文獻,一個是當年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領袖之一封從德出版的《六四日記——廣場上的共和國》,另外一個就是前新華社新聞部主任張萬舒在香港出版的《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實錄》一書。這些文獻的作者盡最大努力,不用自己的道德立場來塗抹歷史,從而給我們更多機會看到歷史的真相,理解中國的歷史邏輯。

今天,尚有許多真相未被披露,我們恐怕永遠也不可能得知,當年不同政治勢力是如何策劃於密室的,但這並不影響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六四的最大悲劇,就在於這樣一個事實︰極少數人的權力欲,就能夠綁架整個中國社會,把無數人的生命和財富置於萬劫不復的危險之中。趙紫陽的錄音告訴我們,連鄧小平的家人都認識到,他對學生上街的反應過了頭,但是,鄧小平不能認錯,因為認錯就等於放棄權力。而封從德的「六四日記」則告訴我們,李祿,這個權力游戲的天才,是影響學生與鄧小平進行「千年對決」的關鍵人物。

一萬年以後和一萬年以前一樣,還會有鄧小平和李祿這樣的人物,因此,僅從道義上譴責人的權力欲,對改變中國的命運無大幫助。趙紫陽認為自己如果起而抗命,只能流更多的血,因而選擇獨善其身。真正該問的,是為什麼中國社會更容易被少數人的權力欲所挾持?

正如我的一位新朋友讓我認識到的,早熟的中華帝國,從未給社會成熟的機會。而只有不成熟的社會,才會給權力欲如此荒唐的表現機會,才會讓如此多的生命成為如此少的人權力博弈的籌碼。

「殺二十萬人,換二十年穩定」據說是中共太子黨當時的口號,當然也完全可能是政敵的謠言。不管事實如何,這個口號不僅體現了當時鄧小平的思維,更可悲的是,直到今天海內外仍有許多中國人相信這個邏輯。他們認為沒有當年鄧小平的屠城,就沒有今日中國的崛起。

歷史的邏輯果真如此嗎?在我看來,真正救了中共,救了鄧小平的,是海峽對面中共的難兄難弟和老對手國民黨。作為「2.28」事件的過來人,國民黨最理解鄧小平的難處,國民黨治下的台灣人也最善於利用六四後中共的處境。六四後,正當西方資本全面從中國撤出時,王永慶不失時機地贏得了中共的信任。

事實上,沒有台灣和海外華人資本對沿海開放經濟戰略的支持,中國大陸經濟不得不回到計劃經濟的死路,沒有沿海對外經濟帶動中國經濟復甦,鄧小平的南巡無從談起。

不過,六四後的中共並沒有像失去大陸的國民黨那樣,認真汲取教訓。他們依然不給中國社會成熟的機會,江澤民迫害法輪功,胡錦濤打壓NGO,青年人的精神和思想自由在校園遭到全面閹割。因此,「六四」是比台灣「2.28」更具顛覆力的不定時炸彈。正因如此,中共絕不敢給六四平反。但問題是,拖之越久,爆炸的破壞力就越大。

有意思的是,兩岸政治關系的發展,揭示了二十年前難以想像的可能性。中國大陸社會危機和政治僵局的加劇,吸引了青年人對台灣政治民主的嚮往,中共越是硬頂不平反六四,國民黨就越有可能成為為號召大陸新政治秩序的旗幟。

來源:《自由亞洲電台》(//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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