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3日訊】關於「六四」，20年裡，中共千方百計要民眾遺忘，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中共本身，卻從來不曾遺忘。每臨這個屠城「忌日」，當局都會記得，下令黨政軍各部高度戒備，調動大量員警與便衣，密佈各地，以防不測；又會記得，總是以「裝修」為名，將天安門，或者新華門，予以遮蓋。

更多的遮蓋，是20年裡刻意製造的「輿論」、加意放大的「爭議」，讓歷史真相，籠罩在雲裡霧裡。於是，20年裡，圍繞「六四」，便有種種奇特的「說法」或者「爭議」。

「說法」之一：「六四」鎮壓，帶來中國經濟發展。實際情況是，早在「六四」前，中國經濟已經歷10年健康發展和快速增長，在趙紫陽、胡耀邦、萬里等人主政下，農村改革成功，基本解決了農民溫飽；沿海城市開放，出口導向型模式確立。「改革開放」，指的就是這10年，之後，不過是其延續。沒有這10年奠基，就不可能有日後中國經濟的全面起飛。

恰恰是「六四」屠城後，外資一度撤離，國際制裁降臨，中國經濟陷入停滯，甚至連續三年呈現負增長，直到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表示要重新回到對外開放路線，並公開表示後悔沒有讓上海開放。之後，上海被「鬆綁」，沿海進一步敞開門戶，外資激增，國際製造業大量轉移到中國，在八十年代健康發展的基礎上，中國經濟起飛。

然而，又是因為「六四」鎮壓，中國政治改革之路被封死，不受監督與制衡的政治體制，成為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最大障礙。於是，一邊高速增長，一邊留下大量隱患：八九學生深惡痛絕的官場腐敗，竟不受制約的大規模發展，官商勾結、權錢交易、權色交易，成為「六四」後中國官場的最大景觀。與此同時，貧富懸殊，環境污染，天災人禍，官民仇恨……都達於極致。單一追求增長指標，讓中國付出了沉重代價，不必要的成本。

當有人津津樂道並沉醉於「六四」屠殺帶來的中國經濟繁榮時，仿佛炫耀口中滴血的饅頭。中共貪官污吏，吃的是人血饅頭，部分盲從中共的國人，吃的也是人血饅頭，蘸著「六四」英烈鮮血的人血饅頭！

「爭議」之一：學生不撤，導致中共鎮壓。意思是，當年，學生沒有自動撤出天安門廣場，遭致屠城，學生也有責任。此等「邏輯」，恐怕也只有在中國，才有市場。縱觀世界，各國都經常發生群眾運動，遊行，示威，請願，抗議，集會，佔據公共場所，不達目的誓不甘休，司空見慣；情緒所至，甚至堵路，燒車，上演警民大衝突；泰國示威民眾，甚至動輒佔領國際機場、議會或政府大樓（鑒於泰國已經具備民主制度，此等行為並不值得鼓勵）。按照中共或者部分國人邏輯，所有這些，都應該以槍彈、坦克對付，血洗而後快。

與各國對照，1989年的中國學生，其示威和請願方式，堪稱最溫和、最理性、最文明，在沒有達到基本民主訴求前，不撤出天安門廣場，竟何罪之有？

須知，任何群眾運動，不管有組織或無組織，都具有相當程度的自發性，1989年因胡耀邦猝然去世而引發的中國學潮，具有更大自發性，並非一個或幾個學生領袖所能整齊規範。群眾運動的自發性，決定在可控的前提下，也有一定程度的不可控性。不可控的成分，表現在微觀上，比如觀點緩急、行事風格、表達方式等；可控的部分，表現在宏觀上，比如運動的方向，有志一同。

論及八九學潮，只要其方向是正確的，是為了推動中國的民主與進步，縱然其中有所瑕疵，運動本身就不可能被否定。而不管持何種理由，作為屠殺者，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當局，是真正的和唯一的罪人。

有人又具體到某個或某幾個學生領袖的言論上，來證明當局開槍的「合理性」。須知，任何陣營中，都有激進派與溫和派之分，何況驟起如狂飆的八九民運？何況那些學生領袖，不過是20或者20出頭、社會經驗不足的年輕人？即便有表達不周之處，又怎能與時年85歲、飽經世故、老謀深算、大開殺戒的鄧小平畫上等號？

以研究歷史的角度，記錄民主運動內部的紛爭，細緻到人與事，管中窺豹，熱烈爭議，或無不可，但以現實政治而言，尚無多大意義。因為，民主尚未實現，烈士尚未昭雪，暴政依然在位，迫害依舊進行，此時此刻，有什麼理由？可以變換主題、模糊焦點、轉移視線？

所有這類變換、模糊、轉移，不過正中當權者的下懷，或者，本身就是當權者的陰謀，在台前幕後，興風作浪，大展其厚黑術，指示其代理人，或撰寫歪文，或散佈謠言，或炮製電影，貌似公允，實則暗箭齊發，中傷民運領袖，更中傷民主運動。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