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邦:做為文化異數的孔子

容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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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9日訊】孔子天生是個異數,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雲。字仲尼,姓孔氏」。也就是說,他腦袋囟門處凹陷,而四周隆起,像一座火山,這大概就是他名字的由來,成年後,他身長九尺六寸,被周圍的人們稱為「長人」。他不僅長得人高馬大,其思想也是出類拔萃,鶴立雞群。他所建立的學術體系從本質上脫離了農耕文化的束縛,與當時的道家文化和法家文化,乃至後來的墨翟、楊朱等主流文化格格不入,針鋒相對。

其實老人家的經歷並無特殊之處,究其原因,人文的說法是先知先覺,科學的解釋只能是基因變異,用孔子自己的說法就是「生而知之」。

孔子曾說自己少也賤,所以他曾經幹過一些社會地位很低的粗活,諸如羊倌(乘田),倉庫保安(委吏)等。其中,他還長期從事過當時稱作「儒」的職業,說白了就是替大戶人家辦喪事營造氣氛以換取衣食,直到今天,在一些農村都還有這種營生。孔子從事的這種「儒」是一種社會地位較低的職業,在當時是比較受人歧視的,他的很多論敵也都抓住了這個把柄,嘲笑道:

五穀既收,大喪是隨,子姓皆從,得厭飲食。富人有喪,乃大悅,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墨子‧非儒下》)

就這樣,漸漸地,孔孟及其弟子也被世人納入「儒」這個圈子。據一些學者考證,「儒」一詞早在孔子誕生之前就已經存在了,許慎說:「儒,柔也,術士之稱。」(《說文解字》)章太炎也說:「儒者,術士也。」(《原儒》)其實,整本《論語》,提到儒的只有一句,而且這一句裡顯然帶有某種自我辯誣的意味,這就是在《雍也》篇中,「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這句。或許在當時就有人把孔子師徒歸為「儒」一類,但顯然孔子並不認同,子夏的情況可能比較接近「儒」一些,所以孔子要在這裡叮囑他,即便幹「儒」一行也要做君子,不要做小人,以免玷污了師門。君子的提法在《論語》中多次出現,所以說,指孔子是君子的說法,都要比說他是儒家要更站得住腳。戰國中後期,隨著儒家的壯大,這一派知識分子群體漸成氣候,到荀子的時代,他已經開始給儒進行更詳細分類,到了秦朝建國,儒就成了政府不得不應付的社會不穩定因素。民國初年,一個叫張吾軍的學者就在《致曲阜孔教大會書》中指出:「自荀子以仲尼為大儒,自後人人遂稱孔教為儒教,以孔附儒,甚無謂也。」(《民國經世文編》)但他的這一說法並未引起當時各派學者的足夠重視,孔教派和新派知識分子都忙於護儒或反儒。

漢武帝制定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國策後,儒家已被注入了更多的農耕文化元素,儼然已成了一個完全的褒義詞。到了南宋、明末,儒家文化幾乎完全被鄉愿情結嚴重的道家文化據為己有,儒學乾脆就連名字都借用道家,直接被人們稱做道學,假道學家一詞由此也隨之誕生了。科舉被滿清政府廢除,儒失去了往日的光彩,辛亥革命之後,儒成為酸腐文人的同義詞。如果按胡適的說法,認為老子是「代表那六百年來以柔道取容於世的一個正統老儒」。(《說儒》)那麼儒就是指所有的知識分子,與兩千多年前的世人專指孔孟那類的知識分子已經大相逕庭,也就是說「儒」的界定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寬泛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儒字幾乎銷聲匿跡。但在知識分子當中,孔孟精神依然存在,正如魯迅所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

孔子與當時的主流文化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理性,他因「克己復禮」被莊子斥之為「偽巧人」,而他一心「為政」又被隱士譏刺為「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愚人」。早在孔子慘如喪家犬的時代,老子就告誡他,千萬別犯傻,不要多管閒事,結果只能是,費力不討好,自討苦吃。而那些與老子站在同一戰線的隱士也極盡挖苦、嘲諷之能事,向顛沛流離中的孔子大潑冷水。

但孔子似乎不思改悔,當時隱者桀溺曾勸孔子及其弟子們說:「避人」未若「避世」,但孔子嗤之以鼻,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回擊了他們——「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天下有道,吾不與易也。」(《論語‧微子》) 孔子有一套限制君權的政治理念,始終有限地制約著專制政府的行為。孔子苛責當政者,道家法家墨家則苛責老百姓。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說:「其身正,不令而從;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但老子說:「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在同時代的老子的眼中,孔孟關於君臣關係相對性,限制君王權力的言論不僅大逆不道,而且是破壞國家安定團結局面的罪魁禍首,孔孟妖言惑眾,無疑就是那「為奇者」。

孔子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周易‧革‧彖辭》)君主有道為合法,無道即為不合法,可以諫,可以誅,可以革命。這即是儒家的君權有限合法性思想。即美國《獨立宣言》中所賦予人民的「革命權」。孟子可以說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他的理性思路源於孔子,卻不像孔子那樣在關鍵問題上含糊其辭。這是他比孔子更了不起的地方,孔子在解革卦時,表達了對湯武革命的讚賞,實際上間接地否定了暴君桀紂,認為暴君非法,應該被推翻。

在孔子看來,不講是非的「博愛」是虛偽的,也是非理性的。道家文化的集大成者老子曾說:「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道德經‧四十九章》)墨子也推行無原則的「博愛」,兩者都是泯滅了是非之心。孔子說:「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里仁》)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堅持真理,堅持正義,不畏強暴,愛憎分明,疾惡如仇。

孔子的思想中,也有不妥之處,例如他對孝的過分苛求,三年守孝,什麼都不做,遠遠超過對君王的忠,有學生認為太過,其實何止是無意義,我相信任何一個父母都不願意子女為他的身後事耗盡財力,甚至危及身家性命,斷了香火,但孔子很生氣,設身處地一想,一個耄耋老人,當然希望得到晚輩的敬重。或許,在孔子看來,父慈、母愛多是出於人類的本能,相對還較容易做到,對父母感恩則需要更多的理性,要是孩子長大後過河拆橋,不認賬,怎麼辦?所以,孔子要在「孝」的問題上矯枉過正,大做文章。但偏偏後世的君王特別看中這個,他們倒有的是財力和時間,過去所謂的「丁憂」就規定所有的官吏,父母去世後必須服孝三年。這就跟「皇帝的新裝」似的,誰都知道過了,但又不好意思說出來,敢說出來的必定挨罵。中國本來就有敬老、厚葬、祭祖的傳統,再加上政府變本加厲地鼓動,老百姓稍微有點條件的,也學著搞這一套。人們忘了孔子最看重的一個前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孔子還說過一句讓今天的自由主義者們十分痛恨的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康有為、梁啟超他們曾為孔子辯解說,這是標點符號的問題,而我想即便不是標點符號的問題,也是孔子在特定情況下說的話或是一時的失言。類似的情況在孟子身上也發生過,他反對「位卑而言高」(《萬章章句下‧第三章》),這裡的「位」指的是具體職位,他是說人們要干好自己的本職工作,不要好高騖遠。因為上面舉的例子是講孔子的敬業精神。如果按一般的譯文,位置低下,而議論朝廷大事,這是一種罪行。照這樣說,那沒有一官半職的孟子當著君王指點江山豈不是犯了彌天大罪,我想孟子還不至於連自己抽了自己嘴巴都不知道吧。而這一切顯然也與孔子所說的「天下有道,庶人不議」的平民干政精神不合。孔子最注重平民教育,孟子最強調平民干政,這兩句話按一般的解讀是說不通的。

朱熹曾引用別人的話說:「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朱子語類》)今天看來,此話絕非誇大其詞。當然,我們不能單單從一個熱衷於科舉的酸腐儒生那裡理解這句話,而首先要明白:與孔子的理性和良知相比,我們的政治、文化是多麼地變態與黑暗!

──轉自《自由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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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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