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4日訊】《瞭望》雜誌6月1日發表文章，聲稱「美國霸權衰落與自由主義式微，導致全球亂象叢生，世界不斷沉淪」，要「以『中國主張』推動和諧世界」。

「中國主張」之說，讓我想起了去年12月20日－21日北京大學舉辦的「人民共和國60年與中國模式」學術研討會，那次會議的重心是要從理論上為缺民主、無自由的「中國模式」賦予政治合法性與道義正當性。「中國主張」則比「中國模式」更進一步，即要將中國（共產黨）的價值觀推廣到國際社會。

在《瞭望》發表這篇「以『中國主張』推動和諧世界」的同時，全球各地正在舉辦各種活動紀念1989年民主運動20周年，政治民主這一話題不可避免地成為紀念活動的主訴。巴黎於6月4日舉行的那場紀念活動，題目就是「天安門事件20年後：中國民主在哪裡？」不幸的是，目前在中國這塊大地上，不僅民主無處尋覓，民眾那點可憐的活動空間還將進一步壓縮（6月11日《瞭望》發表文章稱，中央綜治辦主任陳冀平宣佈，要將「奧運安保模式」即發動群眾充當「志願告密者」推廣到全國）。可以說，從1919年「五四」運動前後「德先生」登陸中國以來，它目前在這塊土地上遇到的阻力僅次於毛澤東統治中國的28年。

從「轉型學說」到拒絕轉型的「中國模式」

如若以1989年劃界，此前胡耀邦、趙紫陽任總書記時期，當時除了左派之外，社會共識就是要向現代民主政治轉型。由於其時「文革」結束不久，國人對專制之害記憶猶新，左派理論除了在黨內有一定市場之外，在社會上受到唾棄。「垂簾訓政」的鄧小平深知無法打贏這場理論戰役，又要為自己推行市場經濟減少阻力，於是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孰優孰劣之爭下了一道「不爭論」的禁令。此後為了證明當局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血腥鎮壓的合理性，所謂「民主導致動亂論」出臺並漸趨成熟，支撐這一理論的例證就是蘇聯解體後陷入分裂與一些非洲國家實施民主後陷入混亂之局。在江澤民當政時期，因為當時社會矛盾還處於隱性狀態，「中國經濟奇跡」被中國及國際社會那些「中國政府的好朋友」吹捧成一個神話，執政當局正充滿政治自信，全力以赴地在圓「和平崛起」之夢。因此之故，政治體制改革雖被當局劃為禁區，但在理論上對民主、人權等價值理念還處於守勢，沒有大張撻伐，重點放在吹捧「中國經濟奇跡」上。

自胡錦濤執政以來，社會矛盾日益顯化，社會反抗此起彼伏，民眾維權活動浮出水面。當局漸漸放棄理論上的守勢，將一度棄置不用的毛澤東對西方民主制度的進攻型宣傳謀略重新撿回來，多方論證現代民主制度不適用於中國，直至2008年12月，胡錦濤「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明確表示「和諧退位」，「普世價值」謝世，穩定統治成為今後的首要政治目標。

按照中國的政治邏輯，最高領導人理所當然地是傑出的思想家，每一代領導人都應該有自己的「思想」與「理論」。在其執政時期，也就有相應的「理論工作者」為詮釋領袖的思想而努力。從胡錦濤上任伊始宣稱要走「延安道路」開始，中國的意識形態就急劇向左轉，先是於2005年發表《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宣稱中國「已經建成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接著又與俄羅斯普京聯手防止「顏色革命」，一步一步地向左轉，直到2008年公開表明西方的民主政治不適合中國，讓國內那些志在廟堂的知識精英完全明白在中國談「民主轉型」純屬費力不討好的「理論建設」。

正當中國的智囊預備隊苦思冥想構造「理論模式」卻找不到突破點時，與中國有密切商務關係的美國高盛公司的高管約書亞‧庫珀‧拉莫（JoshuaCooperRamo，美國高盛公司政治經濟問題資深顧問兼中國清華大學教授）發表了《北京共識》（TheBeijingConsensus，2004年）一文。在這篇文章中，約書亞認為，「中國發展模式」以平等與高品質的發展為其特點，不僅是一種「適合中國國情和社會需要」，還是「尋求公正與高質增長的發展途徑」。《北京共識》包含的許多「非經濟理念」（本文作者注：指的是近年來的威權統治理念）不僅值得發展中國家仿效，還將在全球範圍內取代主張走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的經濟發展道路的「華盛頓共識」。這本書被迅速譯成中文在中國國內出版，給了國內智囊預備隊以很大啟示，在「北京共識」的影響下，構建「中國模式」理論，為這一模式尋找倫理與政治支援成為他們近幾年來的「理論探索」。在最高當局的鼓勵與引導下，目前在中國「主流媒體」上，拒斥西方民主、批判普適價值基本達成一致。高度肯定「中國模式」的學者們要做的事情，主要是要運用他們熟稔的西方話語與理論包裝「中國模式」，以便讓世界承認「中國模式」的正當性。

國內的智囊預備隊之所以沒採用「北京共識」而是用「中國模式」來概括中國的「成功發展經驗」與「非經濟理念」，是因為有人提醒說，必須區分「中國模式」和「北京共識」這兩個概念之間的區別。兩者都意在總結中國發展經驗，但一旦置於國際政治的背景中，兩者的意義具有本質上的不同。「中國模式」只著重於總結中國本身的發展經驗，意在解釋中國是如何取得改革開放的成功的。但「北京共識」則不同，它不僅是對中國經驗的總結，而且還含有向其他國家推銷中國經驗之意。這很容易讓人想起當年毛澤東的「輸出革命」，會引起國際社會警覺。

與「中國模式」相繼出臺的還有「威權比民主有效率論」。這一論點是1989年之後中國當局宣揚的「民主製造動亂論」的延續與變種，其全部「事實基礎」就是中國2008年面臨經濟危機後宣稱拿出4萬億鉅款救市時，非常快捷，不象美國那樣，救市方案需要經過國會反復討論與幾輪表決。但這一論點經不起推敲，事實上，民主政府講究權力制衡，任何決策出臺都非常慎重，事後也有問責制，因此犯錯誤與「交學費」的事情較少；而專制政府決策過程確實快得多，但其決策往往是不正確的，事後也缺乏問責制，因此，「交學費」成了中國政治生活中司空見慣之事。

見仁見智、魚龍混雜的中國觀察

國際社會對「中國模式」的看法則見仁見智。在世界範圍內，對許多國家的研究結論都相對容易接近一致，至少在有關一個國家的主要方面，如政體是否屬於暴政、經濟狀況是否良好、社會分配是否公平、民眾的生活狀況及人權是否受到尊重等，研究者之間一般不會產生太大的分歧，更不會得出南轅北轍的結論。但只有針對中國的研究——特別是1978年鄧小平開始改革以來的中國研究，卻呈現非常複雜的狀況，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描繪的中國有極大差異，有時甚至完全相反。有人看到中國嚴重的腐敗墮落、官員人格的兩面性與民眾私下表達的意見，認為「中國即將崩潰」；有人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寫出了令人沮喪的《失去新中國》，敘述了許多人懷抱幫助中國進步的希望而去，但最後卻順應了中國腐敗的制度環境，與之同朽。約書亞‧庫珀‧拉莫則熱情洋溢地揮灑出《北京共識》這一宏文，認為「北京共識」將取代「華盛頓共識」，為發展中國家指出一條新的道路。儘管作者對中國的事實判斷基本是錯的，但在「中國模式」對世界的影響方面倒有一些事實基礎，比如「中國模式」確實給中共政權的同類——世界各地的專制政權極大鼓舞，它們在20世紀90年代初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後的國際社會確實受到孤立，慘淡經營。但中國崛起之後，極大地改變了世界政治格局，近年來，中國已經很有成效地用各種方式説明辛巴威、蘇丹、烏茲別克斯坦、古巴和朝鮮等國的專制者鞏固其政權。但作者根據一些暴政國家的追隨就論證「中國模式」存在的合理性與正當性，甚至對以專制政治理念為核心的「北京共識」能夠代替以民主自由價值理念為核心的「華盛頓共識」充滿歡欣感，讓我懷疑作者對暴政國家與民主國家缺乏應有的道德認知，至少對暴政國家的人民正在遭受苦難這一現實表達了他的漠視之情。

在各種觀點中，孟捷慕（JamesMann）的意見也許最為冷靜與接近事實。孟捷慕先後著有《北京吉普》(BeijingJeep)、《臉面：微妙的中美關係史，從尼克森到克林頓》(AboutFace:AHistoryofAmerica’sCuriousRelationshipwithChina,fromNixontoClinton)及《中國幻想：我們的領導人如何淡化中國的壓力》(TheChinaFantasy:HowOurLeadersExplainAwayChineseRepression)等書。他至少看到了兩點：第一，沒有自由、以專制為特點的「中國模式」已經獲得成功，共產黨的統治還將延續下去；第二，中國的崛起將構成對自由世界有害的威脅。他希望美國認真對待中國的新模式——「一個閃光但沒有自由的富裕典範」。

作為一個外部觀察者，孟捷慕固然很敏銳，但他考慮的重心是中國崛起對國際關係的影響，而非中國人民的處境與前途。因此，他並未指出對中國人最重要的事實，即中國的「富裕」，只是國富（或曰「黨富官富」，官員一年的職務消費等於建4座三峽大壩的開支），而非民富；民眾沒有自由，但官僚卻既有違法的「自由」，也有貪腐的「自由」，更有隨意操縱法律的「自由」。他考慮的更多的是美國為代表的自由世界將如何重新建構與中國之間的關係，至於共產黨政權下的民眾的生活狀態，以及這個國家陷入制度性無出路時的嚴重困境，倒並非他考慮的重點。這點，我認為應該是中國本國學者肩負的重任。

「中國模式」的存在是個客觀現實，但並非一種特定經驗成為「模式」就具有政治正當性。衡量一種發展模式是否成功應該有幾個指標：政治上，要看權力是否只屬於少數精英、普羅大眾處於無權狀態；經濟上，要看是否有可持續發展的後勁；社會分配方面，要看是否公平，貧富懸殊是否過大；社會結構方面，要看階層分佈是否合理，社會是否存在正常的向上流動管道。而「中國模式」的缺陷，恰恰在於上述幾個方面都存在嚴重問題。《北京共識》認為「中國模式」以平等與高品質為其特點，完全是罔顧事實之言，我多年來所有的研究都證明了中國的現實正好與《北京共識》所歸納總結的「特質」相反。目前，「中國模式」這個提法浮出水面，「中國主張」也正在步《北京共識》作者的後塵。但無論這些「理論」如何堆砌概念與名詞，都不過在編織一件「皇帝的新衣」而已。

我曾在「改革30年：中國國家能力的畸型發展及其後果」一文中，指出中國政府目前已經墮落為一個自我服務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團，其軟力量的缺陷表現在道德和制度合法性兩個方面。這一缺乏政治合法性與道德正當性的「中國模式」，不僅缺乏自由世界的認同，更缺乏國內民眾的認同。辛巴威、蘇丹、烏茲別克斯坦、古巴和北朝鮮等國的認同，只能證明中國與它們同屬一個「暴政俱樂部」。它們對「中國模式」的承認與追隨，對中國而言不僅不是榮耀，反而是莫大的恥辱。

《中國人權雙週刊》首發，轉載出處:
//shuangzhoukan.hrichina.org/issue2/?article=4(//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