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8日訊】－－「我的一九八九」系列訪談之六
本期被訪談人：王天成，1989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系，獲碩士學位並留校任教。因參與組建”中國自由民主黨”及”中國自由工會”，於1992年10月被捕，1994年被以”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名判刑5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
1997年10月刑滿獲釋。出獄後從事過寫作、翻譯、出版、企業管理等工作。2008年在受難學者機構（Scholars at Risk）、學者拯救基金會(Scholar Rescue Fund)和哥倫比亞大學、西北大學幫助下應邀到美國訪問研究，現哥倫比亞大學人權研究中心訪問學者，主要研究領域為憲政轉型和制度設計。王天成所著《論共和國》、《再論共和國》在中國大陸知識界廣為流傳，另與人合譯有埃德蒙.柏克《自由與傳統》、阿克頓《自由的歷史》、路易斯.博洛爾《政治的罪惡》等西方學術名著。
焉然：王先生你好！首先祝賀你來到自由世界！今年是”六四”20週年，你在美國也參加了一些紀念活動吧？
王天成：是的。今年是”六四”20週年，中國的專制政權在大屠殺後又延續了20年。為了紀念”六四”，我負責編一個臨時性電子刊物《天安門通訊》。王丹、王軍濤兩位先生去年建議我負責這個刊物，我覺得義不容辭。現在已經編了11期。第10期重點刊載了《北京之春》主編胡平先生兩篇關於白衣行動的文章，倡議大家6月4號穿白衣。第11期的主題依然是白衣行動。白衣行動是一個很好的主意，風險小、易操作。而且我認為，推動白衣行動，其意義不只在於今年六四，以後還應該推。一位網友說得好：”如果64有一半人穿白衣，共產黨就會立即垮臺”，”看來中國的顏色革命是白色革命，共產黨定的顏色，天意如此”。所以，如果白衣行動能成功，意義重大。應該堅持不懈地推。
焉然：1989年民主運動發生時，你還在北京大學讀研，你對那場運動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可否與大家談談你當年參與運動的情形？
王天成：20年前，中國發生了1949年以來最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參與者們的訴求就是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我對那場運動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政府不是用對話和改革，而是用坦克和開花子彈回答了人們的要求。那麼多無辜的生命就此消逝，真令人傷痛不已！1989年學潮發生時，我是北大法律系憲法專業的研究生。不過，慚愧得很！當時我並不是學潮的積極參與者，時間主要花在寫畢業論文上了。因為”四二六”社論，我參加了”四二七”大遊行。5月19號，當傳來了國務院頒布戒嚴令、軍隊即將進城的消息時，我非常憤怒、激動！當時，北大學生自治會正在組織”敢死隊”去天安門廣場，一旦軍隊進城，好保護正在絕食的同學。記得有兩輛卡車，上面裝滿了學生，我爬上了其中一輛。但到了廣場的時候，他們不讓我與其他同學一起進入絕食的地方。他們有一個名單，是在從學校出發前就做好的，名單上沒有我，因為我急忙中沒有搞清楚要先報名登記，以為爬上車子就可以參加了。我拿出學生證，負責的人還是不同意我進去。我在廣場外圍呆了一宿，第二天回到學校繼續做論文。
我不是學潮的積極參與者，主要不是思想覺悟問題，而是與我的個人定位有關。我當時思想已經很自由化了。1988年夏，我參加了在哈爾濱舉行的全國憲法學年會，跳上主席台發言，放了一炮，批評中國憲法是專制主義的，不配被實施，整個會場都驚呆了！一時鴉雀無聲。結果，我還沒回到學校，告狀的電話已經先打到北大法律系了。一回到學校，就被導師、當時的北大副校長羅豪才先生召去”教育”了一番。那次會上有四個人放炮，包括陳小平先生、熊文釗先生，他們89年的時候，因為積極參與，都進過監獄。四個人中間我是惟一的學生，其他三位都是大學老師了。
我當時給自己的定位是將來做好一個學者。我認為，一個人一生的時間、精力有限，真正能做成幾件像樣的事情不容易，目標不能太分散。所以我打算潛心理論、思想研究，力爭為中國的民主化事業做些理論建樹。如果捲入實際的政治活動，風險很高，學術研究就有可能隨時中斷。所以，學潮一開始，我很克制自己，主要是觀察，盡量不捲入。江澤民查禁《世界經濟導報》的時候，有人自稱是高自聯的代表，跑到我的寢室來做工作，要我寫文章，說：”天成啊，該出來保衛言論自由了。”我還是沒有出來保衛，每天去三角地聽廣播、看大字報，然後回寢室繼續埋頭做論文。
焉然：你當初的自我定位是做一名學者，與現實政治操作保持距離，可是後來卻參與組建了”自由民主黨”，還是走進了實際的政治活動，而且是在八九之後最低潮、環境最嚴酷的時候，你為此付出了5年牢獄生涯的代價，並丟掉了在許多人眼裡前途無量的北大教職。你的思想和行為的轉變，是否與”六四”事件有關？
王天成：是”六四”的槍聲改變了一切。”六四”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我是其中之一。從某種意義上說，可以說我是八九之子。沒有”六四”的血腥鎮壓，我不會在後來介入組黨活動，可能也就不會失去北大的教職。”六四”改寫了我的人生。那一天的所有場景，至今都清晰地印在我的腦海裡，這輩子都不可能忘記。6月4號接近黎明時，我還在沉睡，被幾聲敲門聲驚醒。我一邊嘀咕”誰這麼早敲門”，一邊打開寢室門。當時天剛濛濛亮，我看到一個模糊而熟悉的面孔，是我們法律系的一位老師。我請他進屋，同時拉開燈。但就在燈亮起來的那一瞬間，我被震撼了：他滿臉的悲傷，眼睛是紅紅的，似乎還能看到淚痕。我知道，悲劇終於發生了！他略帶哽咽地提到我的一個同學的名字，問我他是否在。原來，他天還沒亮就趕到學校來，是為了看他的一個研究生是否安全。但他敲錯了門，我的那位同學住在隔壁。這位老師性情溫和，平時從來不發表政治言論。但是那天清晨，他的那雙眼睛永遠刻在了我的心上。那是一個時代的悲傷和良知！數年後，我在獄中時，還寫過一篇短文記錄這一幕，題目就叫”眼睛”。其實，政府最後一定會開槍，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
焉然：哦？你在”六四”之前就預計到會開槍？
王天成：”六四”以前，許多同學都不相信政府真會開槍，可我根據共產黨的一貫本性推測，如果學生堅持不撤，最終會開槍的。但”群眾運動”又不是什麼人能夠左右的，所以廣場上的學生又一直撤不了。就在6月3號下午，我還勸一位後來上了21人通緝名單的學生領袖晚上不要再去天安門，說肯定要開槍。雖然在我意料之中，但等到真開了槍，我還是被激怒了，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這個政權太沒有人性、太殘暴、太卑鄙了！我一覺醒來，許多人失去了生命，更多的人傷殘了。6月4號一整天，我都沉浸在一種莫可名狀的悲哀中，站著也不舒服，坐著也不舒服，時而彷彿想哭，卻沒有眼淚流下來 –那種憤怒和悲傷，真是刻骨銘心！也就是從那一天起，我的態度開始發生轉變。我不再執著於只做一個學者，在書齋裡坐而論道。與朋友們談到國事的時候，我的說法變了：”我們需要的不是行動的哲學，而是哲學的行動”。
焉然：你畢業留校時，沒遇到什麼障礙吧？
王天成：89年8月，我通過了論文答辯，取得碩士學位。在考慮是否要讓我留校任教時，法律系一位著名的紅色教授，即憲法學會副會長肖蔚雲提出來：”王天成這個人不能留，政治上有問題。”他舉出1988年憲法學年會上的事為例證。我導師羅豪才說：”年輕人一時衝動，說了些過激的話，不一定能說明問題。”羅豪才是副校長，官比肖蔚雲大，所以，我就留下了。不過，還是肖蔚雲眼睛好使，我的確”政治上有問題”。我留校不久，就開始參與政治活動了。
焉然：”六四”鎮壓以後，全國可謂一片紅色恐怖。你和你的同伴90年代初站出來，當時考慮到這樣做的風險嗎？
王天成：”六四”以後，恐懼籠罩著每一個角落，80年代那種活躍的氣氛消失殆盡，幾乎沒有人出來說話、抗爭。當時中國民主運動面臨的問題是：”六四”之後怎麼辦？也就是，聲勢浩大的公開抗爭被鎮壓下去了，如何將抗爭繼續下去？許多人都認為，公開抗爭顯然無法進行下去了，只能轉入地下。不少朋友覺得，因此需要組織政黨，將大家更緊密地團結在一起，雖然這樣做顯然是危險的。但我和朋友們覺得，這種沉悶、壓抑的氛圍需要有人站出來打破，否則活著簡直看不到希望。所以，在經過多次的討論、猶豫之後，1991年初，”中國自由民主黨”悄然誕生了，創始人有胡石根、王國齊、劉京生、高玉祥和我等，我是常委兼宣傳部長。我們像共產黨一樣，設有常委和宣傳部。共產黨特色的黨文化對我們中國人影響的確很大，包括異議人士。我們的成員最多發展到300人左右，大都是89年民主運動中相互認識的，是當時國內最大的地下民運團體。當時還有一個地下民運團體，是康玉春、安寧、薛野、孟仲偉等人組織的”中華進步同盟”。我們兩個組織的主要成員相互認識，所以就商量合併凝聚成一股力量。在合併之前，先互相加入對方，一起做事。
焉然：”自民黨”成立以後開展了哪些活動？
王天成：”自民黨”成立後，發表過一些關於中國人權狀況的文稿，散發過一些傳單，還曾試圖推動工人運動，成立了”中國自由工會籌備委員會”，籌備委員會的成立宣言以郵寄方式寄給了2000個工廠。1992年”六四”3週年前夕，”自民黨”和”進步同盟”一起策劃一個大的行動，印了6000餘份傳單，計劃6月4號那天，用遙控的航模飛機在天安門廣場上空撒，同時還在成都、武漢等大城市散發。從香港弄來了一架航模飛機，轉道深圳運到北京。但印傳單的時候，就開始出現異常，被盯上了。
5月27日，警察出手了，首先抓捕了胡石根。接下來，陸續有30多人被捕。我10月30日才落網，是最後一個被抓的。當然是秘密抓捕，日子也是他們精心挑選的。我原定於10月31日飛往德國，到柏林自由大學作訪問學者。所以，我突然消失後，朋友、老鄉到北大法律系辦公室打聽我的去向，被告知說”王天成已經去德國了”。宿舍傳達室的老頭也說我去德國了。抓我的當天，北大保衛部還發了一個通告，巧妙地將我的名字與一起校園詐騙案聯繫起來，試圖給人一種印象我捲入了經濟詐騙。大概因為我是北大的講師，北大是個敏感的地方，他們費了更多的心思。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曾談到，抓捕政治異議人士有很多方式，是警察要修的刑事偵查課程。在我們的案子中，我算是領教了。例如，他們抓胡石根時，居然說他是小偷，偷了自行車。
焉然：中共對任何組織化的嘗試一向是嚴厲打壓，何況是在90年代初形勢嚴峻的時候。你們的組織被破獲後，一定損失慘重。
王天成：是的。我們這群人都超期羈押了兩年多，一審判決才在1994年12月下來，二審判決1995年6月宣佈。我們有15個人在北京被審判。我被判刑5年，胡石根20年，康玉春17年，劉京生15年，王國齊11年，陳衛、陸志剛、張純珠5年，芮朝懷3年，李全利2年管制，王佩忠、陳青林、邢宏偉、張國鈞、許東嶺等被”免予刑事處罰”–實際上他們也已經羈押了2年多。在海外媒體和國際人權機構的文件中，我們被統稱” 北京15人（BEIJING FIFTEEN），翻譯得好聽點是”北京十五君子”。但其實不止我們15人被審判，另有安寧、孟中偉等人在河南鄭州被審判，安寧獲刑5年。我判得不算太重，因為92年上半年我參加德語培訓，準備去德國，很多活動我沒有參與。庭審時，胡石根正氣凜然，為整個案子辯護，王國齊、陳衛鐵嘴鋼牙，大顯”二進宮” 風采，我很為他們驕傲。被宣判時，大家齊呼口號”自由民主萬歲”。終審後陳衛被送回四川服刑，芮朝懷留在看守所，其他人去了北京市第二監獄。康玉春不久又被送到了延慶監獄，這是北京專門收押老弱病殘犯人的監獄。康玉春是大夫，在那裡給其他犯人看病。他關了11年後2003年獲釋。胡石根關了16年，去年奧運結束後才獲釋。
焉然：你和你的同伴真是很了不起！可我還是覺得個人承受的代價太大了！尤其象胡石根先生後來在監獄裡關了16年，受了許多磨難。我覺得在條件不成熟時，最好還是先積蓄力量，不要輕言犧牲。畢竟我們追求自由民主的目的是為了能更好地生活。當然我非常敬佩你們”敢為天下先”的勇氣和大無畏氣概！說說你在監獄裡的情況？
王天成：在監獄裡，我拒絕勞動改造。我沒有犯罪，好人一改造就變成壞人了，當然不能改造。我的刑期短，日子過得很快。每天上午、下午看書，晚上休息。看的書主要是中國古代儒家典籍和一些翻譯的西方政治學著作。想寫一本小冊子，標題是”關於共和國的思考”，但沒有寫完，大概有6萬來字，釋放時分散藏在方便面箱子殼的夾層裡”走私”了出來。不過最終沒有用上，後來推翻了重寫。
焉然：你出獄以後北大肯定是回不去了，找工作順利嗎？
王天成：我是1997年10月29日五年刑滿釋放的。出獄前，監獄方奉命要我寫個保證書，被我拒絕了。我告訴他們：”我沒有犯過罪，也就不存在保證不重新犯罪的問題”。釋放那天，參加過89學潮的張前進先生，一大早開著另一位六四分子趙昕先生的車去接我。出來後先回老家湖南休息、治病、陪父母，1998年初重返北京。但警方不給我身份證和戶口。1997年從監獄出來後，將近三年的時間我沒有身份證、戶口。有一次國慶日，在北京西客站受到警察盤查，差點被當成”盲流”送到昌平挖沙子去了。沒有身份證，很多事情都辦不了，這是警方刻意保留的一種控制方式。2000年夏天，我找到北大紀委，敘述了一次次申辦戶口的過程，告訴他們，再不解決，我就要採取行動了。這一次，燕園派出所不再置之不理，我才終於成了一個”有身份” 的人。從1998年到2008年十年間，我在公司打過工，在家搞過文字翻譯，還做過民營書商。
最初，老朋友熊文釗收留了我，讓我在他的文化公司任職。公司在紫竹公園後面，風景優美，每天晚飯後，還可以到公園裡散散步。但警察很快找來了，威脅他不准用我，但被老熊頂回去了，他說：”總得給天成一個地方吃飯睡覺。”不久，又去了吳稼祥先生的公司，幫他開辦一個書店。然後，雲遊到廣州宋先科處。先科也曾是北大法律系憲法專業研究生。我服刑期間，他被勞教三年。警察又找上門來，為了不給先科添麻煩，我返回北京，時間到了1999年”六四”10週年的日子。
焉然：共產黨的政策一貫如此，”政治犯”即便獲釋，在他們眼裡也是潛在”敵人”，猶如烙上”紅字”，你的生活空間會處處受限。”六四”10週年時，你有沒有遇到什麼麻煩？
王天成：那年5月，我此前用化名寫的一篇關於如何紀念”六四”10週年、開展消極抗爭的小文章落到了警察手裡，有人供出來是我寫的。警察到處找我。我躲在北京西三旗的一個小平房裡，一連躲了好幾個月，在那裡完成了文章《論共和國》。寫這篇文章，首先是因為我們的國家叫”共和國”，可惜其實不是。沒有想到，這篇文章和隨後寫的《再論共和國》，幾年後鬧出一段沸沸揚揚的故事來。
焉然：你是指國內某著名高校博士生導師涉嫌剽竊案？
王天成：是。這位曾經到中南海給胡錦濤、溫家寶講過課的憲法學教授，2005年在與其弟子合著的一本書中，大量抄襲了這兩篇文章。此事被揭發出來後立即引起轟動，發展成公共事件。北大教授賀衛方先生撰文揭露那本書不只抄了我的，還抄了劉軍寧、李強、崔衛平等學者的作品，將事件推到一個新的高潮。《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因為率先做了報道以及要刊發賀衛方的文章，再次惹怒了中宣部，成為2006年初被暫停的原因之一。
我控告對方侵權的案子由浦志強、滕彪兩位律師代理訴訟到法院，《新京報》報道了立案的消息，結果5位編輯、記者遭到處罰。二審時，由於我有人身安全之慮，經驗豐富、80高齡的張思之律師加盟了。不出所料，一審、二審我都敗訴。據說一位常委有批示：”不能讓異己分子損害黨和法律工作者的聲譽。”不過遺憾得很，雖然我沒有勝訴，他們的名聲還是受到了損害。去年年底，張思之、浦志強律師又將訴狀遞交到了最高法院，要求再審。 2個月前最高法院舉行了聽證會，現在還不知道是否會裁定再審。
焉然：你是什麼時候離開中國來美國的？
王天成：2008年1月，也就是北京奧運會前夕，我在受難學者機構（Scholars at Risk）、學者拯救基金會(Scholar Rescue Fund)和哥倫比亞大學、西北大學幫助下來到美國訪問研究。我現在在哥倫比亞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做訪問學者，主要研究民主轉型和制度設計，例如，未來中國是選擇總統制還是議會制好，不同的選舉制度對政黨模式的影響，等等。我知道，國內一些朋友們對我出國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對此我非常理解。但是，每個人的處境、情況是不同的。我一直有理論研究的興趣。我希望將來能證明，我到國外呆一段時間，有助於我更多地為中國的民主事業盡綿薄之力。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其民主化是異常艱難複雜的，需要很多人從不同的方向持續努力，多進行一點理論和知識的儲備是非常必要的。追求一個民主與自由的國家，是我一生的事業，我會堅持不懈，不僅會為民主化的來臨而堅持，也會為民主的鞏固和公民社會的建設而努力。
焉然：20年後的今天，你怎樣看待”六四”事件？
王天成：”六四”過去了20年，官方一直竭力掩蓋屠殺真相、消除人們的記憶。今天，很多年輕人對這段歷史不太瞭解。”六四”屠殺後，隨著時間的推移，對屠殺和89民運的看法也出現了嚴重的分歧。
有人說，如果政府當年不採取斷然措施平息學潮，就不能保20年來的穩定，就不能有經濟的快速發展。這種觀點既表明了那些人心靈的墮落，也表明了他們認識的糊塗。屠殺就是屠殺，其反人類犯罪的性質，是不能以任何理由辯護的。為了物質利益就可以屠殺麼？而且，在發展的問題上，這種觀點的邏輯也是想當然的。在這觀點看來，似乎專制更有助於穩定，獨裁更有助於發展，一民主就會亂，一民主經濟就會倒退，這是多麼荒謬。迄今為止人類的歷史表明，自由民主的國家更穩定繁榮。不是因為他們穩定繁榮，所以才自由民主；而是因為自由民主，所以才穩定繁榮。
還有一種說法是89民運是激進的。這種”反思”竟然來自於民間。學生、市民上街遊行一下，和平抗議，要求民主、要求改革，怎麼是激進的？不遊行、不要求民主，就是”溫和”了？世界上哪個國家的民主，是沒有政治運動、政治風潮而實現的？1989年6月4號那天，世界上發生了兩件大事：在中國發生的是屠殺；在波蘭，團結工會贏得了議會選舉，蘇東社會主義多米諾骨牌開始倒塌。接下來的幾個月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東德、羅馬尼亞都發生了大規模群眾抗議。與中國不同的是，那些地方的抗議沒有受到鎮壓，軍警拒絕向人民開槍。轉型開始了，在短短的幾年內完成了民主轉型。
焉然：結合你的研究工作，請談談你對中國民主化的路徑、中國未來制度轉型有些什麼設想？
王天成：89年以後，許多人在做一個夢，一個美麗的玫瑰夢。我指的是漸進改良、漸進民主的夢，也需要檢討。持這種觀點的人以為是最現實的道路，其實可能是最不現實的。
漸進改良主義在中國的流行，是基於對英國歷史的錯誤解讀。英國的民主憲政的確經歷了很長時間的演變發展，但英國的道路並不是”漸進改革”所能概括的，在兩個關鍵階段，即13和14世紀都發生了革命。英國的道路，準確地說，是”革命、改革、再革命、再改革，直至革命不需要了，再深化改革”。我這樣說並不是要鼓吹暴力革命。我要說的僅僅是漸進改良主義其實並不是基於歷史經驗提出的。英國是現代第一個民主憲政國家，它的道路是獨特的，是不典型的。以英國道路為參照是一種時空錯置，對我們更有參考價值的其實是過去30餘年中發生的第三波民主化。所有第三波民主化國家，其民主化都是在短短幾年內完成的。民主在一個國家的最終確立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但民主化卻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
並不是漸進的就會是好的。多年來，當局一直在妖魔化蘇東劇變。許多人對蘇東劇變的過程和其後的情況不太瞭解。實際上，10年就已顯示出來，改革快的，也就是”激進”改革的國家，反而比改革慢的、漸進的國家要好。東歐一些國家現在已經進入發達國家行列了。前蘇聯下的中亞國家，奉行的是漸進主義，結果卻不漸也不進，停在了威權主義上，政府更加腐敗，貧富分化嚴重。所以，改革的快與慢、優與劣並不是一概而論的。最重要的是把握時機。有時候改革要快一些，有時候要慢一些，要有耐心等待，等待改革的開花結果。
在漸進民主的思路中，開放選舉、政黨競爭、重新制憲等關鍵舉措被無限期推遲到了未來，但一個國家要民主化，是不能不過這一關的。民主化的進程也並不像一些人所想像的那樣要先進行許多細小的改革。所以，我認為，漸進改良主義實際上也就是擱置主義，擱置民主化。要克服對民主化的想像的恐懼，也要有勇氣去承受民主化過程可能的震盪。不要以為天上會掉餡餅，可以沒有任何震盪地”漸進”出一個民主來。
80年代有一個重要的思想，就是改革會有陣痛，一定要闖關。今天，我們紀念”六四”20週年，我希望這個符合常識的思想，能回到人們的心中。鴕鳥主義、擱置主義可以休矣。
－－原載：《民主中國》，2009-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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