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點互動】

「國臉」倒下 看央視如何「改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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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6日訊】(新唐人電視台《熱點互動》節目)主持人: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歡迎您收看今天的《熱點互動》節目。6月5日,中央電視台著名的播音員羅京因癌症治療無效去世了,在廣大的民眾中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和關注。也有消息稱,中央電視台會藉此機會對新聞聯播和一些主幹節目做一些調整。

今天我們請陳志飛教授來談談有關的一些問題,羅京在89年六四以後,逐漸的在中央電視台成為紅人和大腕兒,還被稱為「國臉」,您給大家介紹一下,怎麼會得到這麼高的稱號呢?

陳志飛:我覺得這跟羅京所在的節目–新聞聯播的特殊地位是分不開的,當時因為競爭還不很激烈,大家都是邊看電視邊吃飯,那麼自然而然的,播音員就成了每家飯桌上必定的一個陪伴者,因為大家邊看邊吃嘛,所以被稱為國臉。也可能因為六四之後,他上鏡頻率比較高,在六四之前,他好像上鏡頻率還沒那麼高。而六四之前,我覺得中國還有幾個播音員的基本素質甚至超過羅京,所以羅京在89六四之後脫穎而出,肯定是有更深的原因。

主持人:那為什麼呢?

陳志飛:我覺得可能很多觀眾已經猜得到了,89民運直接對中國社會尤其對媒體造成的衝擊是很大的,當時中央電視台的那些「國臉」們,簡稱「國臉」們,這些新聞聯播的主播們紛紛上街跟民眾一道譴責中共的倒行逆施,期盼中國民主的未來,其中包括趙忠祥,也包括羅京本人。

在六四民運遭到中共鎮壓之後呢,大部分的國臉可能還是屈服於中共的壓力,但有一些比較硬的有錚錚鐵骨的播音員硬是扛了下來,他們也被中共從這個圈裡頭給驅逐出去了,最有名的可能就是大家熟知的杜憲和薛飛,薛飛好像後來是被趕到匈牙利去做生意了。因為杜憲和薛飛在六四那天穿著黑色的喪服,用非常低沉的語調來報導六四被鎮壓的消息,當局震怒之下,就把他們一棍子打死了,職業生涯就此結束了。

雖然羅京在六四民運期間,在某些時候也體現了他親民或支持民眾的一面,但是在中共的高壓之下,他可能還是屈服了,所以基於這一點呢,中共把他提拔起來,逐漸取代了趙忠祥原來的主導地位。這也就是為什麼他會被稱為國臉,因為老百姓自六四之後呢,在晚餐的飯桌上更經常看到他的臉孔,直到最後逐漸占據了那個時段的節目,成為了大家所稱道的「國臉」。

主持人:知名度很高的。

陳志飛:對,應該說是知名度很高。

主持人:今年正月十五,中央電視台的配樓,那個新蓋的配樓……

陳志飛:你說元宵節大火吧?

主持人:對對對,被燒了以後呢,好像很多老百姓都不是惋惜和同情,而是那種幸災樂禍似的。

陳志飛:可能有一批觀眾,不能說所有的,可能很多人也對國家財產的損失表示惋惜,但是這的確反映出中央電視台現在在國內媒體是什麼地位。據我看的一則數據,1998年,中央電視台的巿場占有率還高達40%,但是現在連10%都不到,現在它的主打節目–新聞聯播的收視率還不到5.6%,在這個上下徘徊著。

主持人:那可夠低的。

陳志飛:是非常低,所以很多人對它幸災樂禍也是情有可原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從國內來的消息說,中央電視台會藉羅京這個國臉的離去,對它的節目要大刀闊斧的調整。據我所知,它們是想讓新聞聯播這一塊,因為這是比較主要的窗口,在新聞聯播上要減少對領導人曝光的次數,減少對會議報導的次數,而主要著重發展評論還有批評的節目,這是它的一個變化。

主持人:更貼近老百姓了?

陳志飛:按理來說是更貼近老百姓。

主持人:可是會不會報一些比如鄧玉嬌啊、楊佳啊?

陳志飛:這也就是為什麼大家會覺得它可能有點換湯不換藥的原因,因為它的形式可能會有些變化,可能會扮得更加現代一些,在布景或者播音員的語速、語調上顯得比較親切或更加誠懇,但是它的內容我覺得很難有所改變。因為據一些專家分析,比如四川大學廣播電視研究所所長蔡尚偉教授對外電的分析,他說,基於新聞聯播的象徵意義,估計變化也不會太大。

因為新聞聯播我也看到了,最近大陸的新京報對新聞聯播演播室的報導說,在新聞演播室裡頭有兩部紅色的電話機,有一部是直通中南海的,從中可以看出新聞聯播的地位和政治影響在中國社會是無與倫比的。

主持人:完全是受中央控制的。

陳志飛: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你要期望它有很大的變化,我覺得是不切實際的。比如就你剛才說的鄧玉嬌事件,按照一般國外媒體的慣例,鄧玉嬌案發生當天,可能記者就已經在鄧玉嬌的病房裡用話筒對她進行採訪了,對吧?事情的來龍去脈,整個過程一下就呈現在觀眾面前了。

但是現在我們能做到這一點嗎?楊佳殺人這肯定也是一個觀眾的焦點,但能不能把話筒直接對著楊佳,讓他訴說事情發生的經過呢?這在現在的中國社會肯定是很難做到的,所以羅京的死雖然能敲醒很多人,讓他們想到中央喉舌的作用也需要一些改變,但是究竟能有多大改變,我覺得我還是不很樂觀。

主持人:您剛剛提到國外的一些媒體,比如在西方那些民主國家的媒體,它們有沒有類似這種受政府控制或者羅京式的人物?

陳志飛:可能好多觀眾都知道美國有美國之音,這完全是政府辦的電台,而它是對外宣傳的主要平台,但很多觀眾可能就不知道了,美國對此專門有一個法案。1948年,美國推出了《史密斯-蒙特法案》(Smith Mundt Act),在法案中明確規定,美國之音只能對外廣播,不能在國內對美國公民廣播。它的原因就是不想讓美國政府通過美國之音這個平台來對民眾洗腦,和宣傳一些對它有利的政策。而這個恰恰就是中央電視台在國內的作用,也就是說中央電視台這種形式在美國是非法的。

那美國之音在海外的報導,咱們很多觀眾可能都聽到,它主要是宣揚美國一慣性的政策,比如對民主、自由的支持和體現種種各方面的精神,這是它一貫的宗旨。大家都知道,美國的政權結構是三權分立,就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方面分立,一方面是國會,一方面是白宮,還有一個是美國的法院制度。可是有人提出來說,實際上美國不是三權分立而是四權分立,還有一個隱形的、很有影響的就是自由媒體。

媒體監控大家所能看到的三權,能夠保證它完全符合美國的利益,它以這種形式在行使它們的權力,這就是為什麼自由媒體在美國的生活中扮演非常必要、非常明確也非常重要的角色。那麼這反映到中國來看呢,中央電視台怎麼改也很難在共產黨領導的體制底下,達到美國媒體這樣的程度。

主持人:您剛剛提到西方媒體對社會和政府有重要的監督作用,能不能給大家舉幾個例子?

陳志飛:這種例子在西方是很多的,中國老百姓可能也都聽說過了,比如說有名的水門事件,70年代初的水門醜聞,這是尼克松總統倒台的主要原因。但是很多觀眾可能不知道,這也是華盛頓郵報的成名之作,因為華盛頓郵報當時還是地區性的報紙,水門事件是華盛頓郵報揭露出來的,基於這一點,華盛頓郵報一躍成為美國大報,而尼克松總統也在這個醜聞中黯然下台,而且還險些被彈劾。

說起彈劾呢,我們又不得不提到另外一個事件,也是媒體造成的總統下台,那就是克林頓總統和萊文斯基(Monica Lewinsky)的醜聞,也是媒體首先披露出來的。再有就是去年北卡羅萊納州的艾德華參議員競選美國總統,當時呼聲其實很高,也是因為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報刊登了他的性醜聞,導致他直接從競選中退出。

美國總統作為最高的美國行政執行官,都受到美國媒體如此厚愛或者如此嚴密的監控,那更別說一般地區性的官員了,因為他們在社會上都有各個級別的、不同的媒體和報紙對社會的各個方面作非常嚴密的觀察和監控,所以它起到了非常良好的作用。

那麼說到這一點,我就想到了所謂的政治框架,很多人都知道美國的政治結構是三權立法。實際上三權立法,我覺得如果沒有媒體的監督,也是空談,也是白紙一張,為什麼?因為三權立法已被移植到中國的現行社會,如果要說立法,那我們有人大常委會,司法的話有最高法院,執法的話有國務院或其它部門。其實相對美國來講,它的職能明確,分工各方面目的也是非常類似和可比的,但缺就缺在它沒有自由的媒體,缺就缺在羅京這種人物沒有真正擔當起自由人、新聞人的職責。

而相對於中國的國臉,美國也有三大名嘴、三大主持人,一個是彼得‧詹寧斯(Peter Jennings),還有一個就是紐約當地的湯姆‧布羅考(Tom Brokaw),還有一個是丹‧拉瑟(Dan Rather),他們都是在媒體第一線充當非常激烈的監控人物。比如說彼得‧詹寧斯,他對美國政策等很多方面都有很精闢的分析,丹‧拉瑟就是在競選中參與了對美國總統的批評,而導致了他下台。所以他們都充當了這種社會監督的角色。

而像羅京這種人物就像鸚鵡學舌一樣,只會重複中共告訴他的話,那在西方社會裡,不管他的聲譽如何好,專業素養怎麼強,最後都只是個遺憾。

主持人:就像您剛剛說的西方媒體對總統的監督,我發現我真的體會到了媒體確實是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它不像中國似的由政府來控制媒體,而是有點像媒體在控制政府了。

陳志飛:是,如果中國有這樣的媒體,如果羅京這些人真的能起到作用的話,那鄧貴大和導致楊佳殺警的那些警察,在他們行凶作惡的時候,他就應該想到他的下場,因為媒體肯定馬上把他們的醜行給揭露出來,他可能因為這個就不會去做那些壞事。所以媒體對社會道德的回升,對社會這種良性的循環是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主持人:3、4年前,朋友給我看過一個DVD,就是中央電視台內部自己開的那種小晚會,類似於內部那種新年晚會。

陳志飛:今天時間不多,我也很想看一看呢。

主持人:我看了,挺有意思的,也是一種發洩吧,說的都是他們內部職工,比如說有些片子都做得很好,然後一審不行,費了好半天力,弄完了以後還是不行,不能演,還有一些新聞採訪來也不能演。一批年輕人,他們有很多自己的思想,也想有些作為,可是最後被慢慢的壓制了,壓制到已經是無奈的,只能去忍受。

陳志飛:這讓我想起六四期間的新聞工作者,北京的記者打了一個大的標語:「我們要說實話」,那肯定也是二十多歲剛畢業的羅京的心聲。但是在中共的體制下,經過二十多年的磨練或者說重壓之下吧,他身心都不堪重負,最後只有倒下離去了。

因為據說羅京在北京被查出有淋巴癌之後,還繼續在為中共所謂的奧運在做一些抬轎的、吹喇叭的工作,所以他已經被那個系統,那個體制整個給同化了,這的確跟他剛畢業的時候的初衷是不一樣的。這也就說明在做為一個「國臉」來說,他的壓力可能不光是肉體方面的,工作時間長,或者受到各方面的控制,可能更多的是精神方面的,他不能自由的發聲,不能說自己想說的,而且時時都有一條紅線直通中南海,時時在監控著他。

這就像歐威爾(George Orwell)說的,「有一個上層領導、一個大傢伙在看著你」,這個壓力是太大了,所以羅京之死呢,說奇怪也並不奇怪,有人說他英年早逝,我覺得在中共這種體制之下,替中共發了那麼多不該說的話,可能吧,有人信神的話,就說可能是上天對他的懲罰。

主持人:其實這挺巧的,他20年前以政府的口吻來播六四,然後20年後的同一天,也就是6月5日,他去世了,這讓好多人想忘六四都忘不了,因為這麼著名的一個人,讓大家勾起好多回憶。各位觀眾朋友,謝謝您的收看,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據新唐人電視台《熱點互動》節目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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