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3日訊】牛樂吼在他的題為《鄧，趙與「六四悲劇」》一文中的第二點談到：「低估了紫陽同志，越來越多的人明白了學運的命運早在4.26已經決定，無論學生如何動作，都不會改變結局。」胡平在其《從「丟掉對中共的幻想」到「一切希望寄托在中共頭上」》一文中回應：「照牛主席等人的觀點，4.26社論一發，就注定了民運敗局，老百姓再怎麼折騰也沒用。那麼，民運如何才能成功呢？那就是，中共當局不再發4.26社論，某一天，中共心血來潮，說他不再鎮壓民運了，民運就成功了。所以民運成功的全部希望都在中共當局頭上。」

對這兩大高手一來一回，我這個低手想插嘴。

首先，我認為牛樂吼沒有說錯。牛的意思是在當時的政治現實、人們的思想實況，民族文化固疾等等因素組合成的社會現實決定了學生在4.26決定後敗局已定。如果由我說，會更決絕一些：只要有當時的天安門事件和當時的鄧氏共產黨，學生的敗局就確定了的。不管有沒有4.26決定，結果都是一樣；4.26決定只是規定了敗局的說辭和形式而已。因為牛說的是事實判斷，事實既然是如此，作如此判斷就沒有錯。胡平的「理論本身」也沒有錯。他質疑的是把中國民主命運寄託於共產黨的良心和恩賜的思想。只是胡對牛的事實判斷當作「因由判定」，即以為牛認為只要共產黨不鎮壓民主就成功，所以民主要由共產黨良心發現和恩賜。但是我看不到牛有這個想法。

以上牛胡對話引出一個很多人一直爭論的問題：學生為甚麼必然失敗？

（一）、六四失敗是因為有中國精英思想

在當今「反思」狂潮下，有一個最根本的思想指導：「學生觸犯了共產黨劃定的底線」，學生失敗是犯了這個錯誤，學生犯這個錯誤是犯罪。舉證學生觸犯共產黨底線的事實證據五花八門，現舉戴晴說詞作例。戴晴如是說：『如果此時，也就是在確知自己的政治對手不僅打算調動軍隊，還有十分把握掌控軍隊之時，這批才俊們不是旗幟鮮明地提出紫陽同志不能走，而是趕緊將廣場上的人員撤離，把氣勢洶洶的軍隊清場變成白來一趟，不僅避免了民眾的犧牲，對領袖人物而言，也不失為另一種形態的勝利。可惜『毛澤東思想胸中藏』的總指揮們、會長們，在已然得到確切消息的情況下，出手的反是設路障、堵軍車、改絕食為靜坐……只要廣場的旗子不倒。」

戴晴這種思想，不是戴晴所獨有，而是很普遍，是普遍的中國知識精英思想，所以有代表性（可用知識精英代之）。這是中國知識精英思想「理性」的典範，也是顛倒是非黑白的典範。

這段話給我們甚麼訊息和思想呢？它的意思是保存生命就是勝利，能「逃命就是勝利」。學生沒有逃命，被屠殺了，所以失敗了。至於屠殺的是非對錯，正義道德全可不論，也不應該論。這是一種不管是非對錯，正義道德、甚至是顛倒是非黑白的逃命哲學。

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如此非對錯，正義不正義明確無誤的情況下，我就是不明白，為甚麼還有人不說六四共產黨決意屠殺，應該譴責共產黨罪行；而是一定要指責學生不逃命的錯誤，把罪責歸咎於學生。

到底是學生錯還是戴晴式中國精英錯？

我想特別指出，如果以上戴晴所代表的中國精英思想，只是用於「反思」、總結經驗教訓方面，雖則不合理，但危害尚不大，還可容忍。但是，要命的是中國精英這些思想，并不僅僅用在這一方面，而主要是用在「指導行動」方面，用到實際影響六四成敗方面。（現在的所謂「反思」其實質就是加深和擴大中國知識精英此類危害中國民主的思想）這話怎麼說？請看一個與六四天安門事件有關聯的事實。1956年匈牙利事件，蘇軍出動了六四沒有的戰機，開出的大炮和坦克比天安門多。但是匈牙利沒有在天安門高喊：「我們沒有敵人」的知識份子；沒有「逃命導師」；匈牙利人拿起武器抵抗。殲敵700，犧牲2,800名匈牙利人，事後2萬名事件的參與者被判刑。但是，匈牙利知識精英沒有像中國知識精英們那樣指責抵抗者，把失敗歸諸抵抗者；沒有像中國知識份子那樣昧著良心辱罵沒死去的反抗者是枉死鬼、沒有死去的反抗學生是殺人兇手、學運領袖是煽動別人去送死的罪魁禍首。相反，他們把死者和領導鼓吹抗敵者視為英雄。為此，有人質疑說：戴晴所寫的《玩兒政治的低手》，把六四屠殺的責任推給不肯自動逃離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好像學生不退，中共就有理由殺人。我們還要問問戴晴：由六四天安間啟動的一九八九年這個影響世界人民命運的運動，發源地的中國，學生徹退了，也遭受到共產黨屠殺了，民主也失敗了。由它帶動的東歐人民沒有撤退，為什麼沒有遭到屠殺？！相反而且勝利了？這是為甚麼？

（二）、六四失敗是因為不革命——在專制制度下不革命的民活該當奴隸

我的回答是，匈牙利共產黨不是中國共產黨，匈牙利沒有鄧小平、李鵬、楊尚昆等屠殺學生民眾的屠夫、罪魁禍首。其次就是匈牙利人沒有譴責抵抗者、沒有提供「殺學生有理」的中國知識精英。匈牙利沒有戴晴式的「活命導師」，沒有「我們沒有敵人」的中國精英思想，沒有把希望寄託在共產黨身上中國精英奴隸心態。他們寧站著被殺而不願跪著被殺，他們知道可以也應該站起來，而且站了起來；他們敢於否定和反對現專制政權，絕不把希望寄托於專制政權，絕不期待把專制政權改造成為不那麼專制的政權。準確地說就是匈牙利和東歐人知道對專制制度革命，要革命，敢革命，而且行革命！所以，匈牙利和東歐民主成功了。中國卻相反，中國的知識精英不認識、不理解革命，不要革命，不但不敢革命，還反對別人革命，所以中國的民主失敗了。中國共產黨是堵絕中國民主的敵人，但是只有共產黨的謊言加暴力未必能阻止中國民主的實現，若像現在這樣加上一大批如上所述的中國知識精英，有他們提供革命有罪理論、把希望寄托在共產黨改良身上的思想配合，共產黨的政權就會穩定，中國民主永無實現之日。要改變中國現狀，首先的是反抗共產黨的鐵血暴力統治和謊言，其次就是把這批幫閒幫兇的知識精英及其思想理論倒進歷史垃圾堆。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知識精英所說的理性就是不准對權力革命（反面）和向皇帝進諫（正面），只要求專制改得不那麼專制就心滿意足了；這也就是中國文人，尤其是上層文人的頑固傳統。對皇帝的權力否定和革命是中國民眾尤其是底層民眾的傳統。在沒有現代人類文明指導下，其表現是改朝換代，在有現代人類文明指導下，是追求建立一個民主制度。從這個角度看，今天知識精英，尤其是那些有貴族精神的知識精英與民眾的對立，是革命與反革命之爭，是要肯定保留維護現專制制度和政權，與要否定結束現專制制度和政權之爭。說得更尖銳一點就是要保存既得利益精英做奴才的特權和民眾作主人之爭。

我認為如下陳述是一條社會定理：在專制制度下不知道革命，不要革命，不敢革命，沒有革命作為的民族是活該當奴隸的民族。

談到這裡順便談一下中國知識精英的活命哲學。活命哲學的「元點」是生命就是一切。用褒性語言表達是：人的生命是最寶貴的——這個表達我認同，但是我是有條件的認同。條件之一是每一個生命都是等價的；條件之二是生命是物理的更是精神的。但是提倡活命哲學的精英們把一些生命視作是生命，把一些生命視作是數字符號； 把生命視作僅僅是物理性的生命，迴避精神生命。

在天安門死了的學生和市民，他們視為是生命，而且表現得悲天憐人。可是，天安們外和六四秋後算帳死的被傷害的呢？歷次政治運動社會改造被鎮壓死掉的生命呢？大躍進幾千萬餓死的生命呢？三聚氰氨及其它有毒食物致死的生命呢？礦難工人的生命呢？川震豆腐渣工程的死難生命呢？他們的感覺只是一堆數字和符號，跟死了個螞蟻沒有多少分別。

在他們心中，生命是有等級之分的。甚麼人的生命有價值呢？可為其用的就有價值。

六四天安門死去的生命，可以用來譴責那些沒有死去的「煽動別人去死」的反抗者，可以作為反對、打擊反抗現政權者的棍子，可以作為轟擊革命者及其理論的炮彈。這就是這些人的生命價值。其他死的，你要談他們的價值就必定會涉及共產黨罪行，此非其所欲也，故此類生命就失去了價值，迴避談這些生命就順理成章。

他們的生命觀還表現在只要具有物理性的生命就可以了，只要求像畜牲般活可以了。是奴隸般活著還是作為一個獨立的人活著是沒有分別的；更準確地說是他們要求人們不要作為獨立人而活，特別是不可以為了作獨立人而對阻止他獨立者反抗，為獨立反抗而死是人世間最愚蠢的事。若不同意我這個陳述，請回答，這些人為甚麼只反對和譴為「死於反抗專制」，而不反對和譴責「死於共產黨殺害」？

200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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