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2日訊】為凱恩斯主義辯護的理由之一是：凱恩斯本人僅僅把他的理論看作一種臨時措施，而並不主張把這些措施長期化。凱恩斯表示：他主張的那些干預市場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應該被局限於僅僅應用於危機時期。當危機被這些臨時政策化解以後，社會仍然應該回復原有的自由市場體系。那些把這些臨時政策長期化的做法並不符合凱恩斯主義的本意，由此而導致的市場體系被破壞和自由被侵蝕，也不應該由凱恩斯來負責。更重要的是，不應該根據這些政策長期化以後的負面影響來否定這些政策在短期、臨時化解危機方面的作用和功勞。

某些開明的凱恩斯主義者並不否認他們主張的政策如果長期實施，會有許多負面效果。他們強調，危機時期，政府應該出手救市，但當危機過後，政府應該退回到原有位置。這樣，一方面，危機被成功化解了，另一方面，自由也不會因為這些短期措施而受到威脅。

對此，有兩種質疑：

一、那些短期措施真的有效嗎？它們真的優於市場的自發調整嗎？沒有這些干預政策，市場就不可能走出危機嗎？

二、凱恩斯主義者能夠保證這些短期政策不會演變為長期趨勢嗎？如果演變成長期趨勢的話，凱恩斯主義者不需要負責嗎？

在這裡，我暫時放棄第一個質疑，假設這些短期政策會有某些正面效果。我集中討論第二個質疑。

沒必要質疑凱恩斯的誠實和他維護自由的努力和良苦用心。凱恩斯本人仍然是自由傳統下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和紳士。他並沒有走得那麼遠，以至於成為反自由的力量。他也不是在明修棧道，暗渡陳倉，通過短期政策幫助政府藉機自我膨脹。凱恩斯的本意確實並非如此。但凱恩斯在這裡表現出了知識的不足。不過，這種知識不足是可以理解的。他不能跨越歷史的局限。奇怪的是，在歷史局限已經不復存在的今天，居然還會有人相信凱恩斯主義。

這個歷史的局限是什麼？

在私領域動用自己的資源，和在公共領域動用別人的資源，人們的行為方式是大不一樣的——動機是一致的。對於前者，亞當·斯密以來的經濟學早已有過許許多多的分析，但對於後者，一直到1960年代前後，隨著經濟學的發展，人們才有了足夠清晰和系統的認識。這其中，塔洛克、布坎南等人發展起來的公共選擇學派非常重要。在凱恩斯的時代，人們還沒有掌握這種分析工具。這就是凱恩斯的歷史局限。因此，凱恩斯主義假設，人們在公共領域動用他人資源時，和在私領域動用自己資源的行為方式是一樣的。政府官員管理公共政策，和企業家管理他們自己的企業，行為方式沒什麼區別，都會盡心竭力，並追求被管理對像整體利益的最大化。並且，人們可以通過民主、定期選舉、投票等辦法有效地控制官員的行為，並撤換不稱職的政府。因此，危機時期，完全可以接受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政策，那不會帶來什麼長久的危害。人們可以把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局限在危機時期，局限在短期。

公共選擇學派則指出，這種假設是不正確的。首先，官員們在管理公共政策時，會不可避免地追求他們自己的利益。其次，民主、定期選舉、投票等公眾控制政府官員的辦法有許多內在的、無可克服的缺陷。這些缺陷導致，即使是在民主國家，公眾也很難真正控制政府官員的行為，很難限制政府規模的擴張。因此，一旦開啟了政府干預的過程，這個過程就會揮之不去，愈演愈烈，政府會不斷地自我膨脹，最終的結果就是一個集權的全能政府，自由將不復存在。

克林頓總統宣佈，「大政府的時代結束了」，但他治下的美國聯邦政府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大。小布什總統是死硬的保守主義分子，但911之後，他首先想到的應對措施就是擴大政府規模，成立新的國土安全部。布什政府的財長保爾森一貫以信奉自由市場著稱，但面對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他那放手救市的作為和社會主義者實在沒什麼兩樣。裡根總統是罕見的堅決反對政府擴權的政治家之一。他在談到華盛頓政府時，總是說「他們」。這實在讓眾多美國政府公務員寒心——政府的最高首長基本上不拿公務員當自己人。裡根著名的一句話是：政府不能解決問題，政府才是問題本身。可惜的是，裡根對政府這個問題解決得並不好。他卸任時，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赤字達到空前的規模。政府規模根本沒有縮小。

如果這些抱持限制政府觀點的政治家們在控制政府規模上都一籌莫展，那麼，完全可以想像，那些本來就主張大政府的傢伙們執政後，會有一個什麼樣的政府。為什麼會這樣？這是因為，控制政府規模，這是一件非常、非常難的事情，是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對此，生動的教材是一部英國的政治諷刺喜劇《是，大臣》（Yes, Minister）。該片有中譯。建議所有想要瞭解公務人員行為模式的人都去看看這部電視片。

看一些片中的片段：

內務部大臣上任，驚訝地發現部裡居然有兩萬人，太多了！大臣勵精圖治，打算壓縮公務員的數量。部裡的官僚們自然不高興。但他們怎麼推翻大臣的想法呢？根本用不著公開反對。他們的職責是執行大臣的命令。Yes, Minister，但官僚們有無數種辦法制服改革者。大臣要縮減公務員數量嗎？Yes, Minister，但先要成立一個裁剪人員委員會，也就是說，想要裁人，先要招人。然後，大臣辦公室的清潔工被率先裁撤——實際上這個清潔工可能是部裡僅有的幾個真正幹活的人之一。大臣打算減少公務開支，Yes, Minister，但大臣要以身作則，先把大臣自己辦公室裡的沙發換成小板凳，再把大臣的公務用車和司機取消。結果，沒過幾天，大臣的辦公室就亂七八糟，不堪入目。來了訪客，只能蜷縮在板凳上。大臣出席法國大使館的晚宴，無公車可用，只好自己駕車前往。在使館喝得大醉，回來的路上狼狽不堪。大臣這個改革者很快就知難而退。官僚們舉杯慶賀，又搞定了一個冒失的傢伙，然後笑呵呵地繼續他們原有的生活方式，並且藉機從納稅人那裡弄到了更多的錢。

不僅無數官僚傾力膨脹他們所在的政府，而且種種政府干預措施本身也將自我繁殖，越來越多，越來越複雜，越來越全面。如果政府有責任包攬各項福利，那政府自然有權力大量收稅。如果政府有責任提供全民醫療保險，那政府也應該有權力禁止公民吸煙。因為吸煙危害健康，將增加政府在醫療方面的開支。如果政府有責任興辦教育，那政府當然也就有機會、有權力向公民灌輸官方的意識形態，尤其是服從政府、讚美政府的意識形態。如果政府有責任確保經濟增長，那政府當然就有權力制定產業政策、並無休止地決定企業家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如果國內有了龐大的福利體系，那移民自然不受歡迎。如果城市市民有了龐大的福利體系，那農民自由進城當然非常討厭。嚴峻的是，在這方面，公務人員越勤勉、越盡責，對自由的危害越大。

政府具有的這種頑強的生長和自我膨脹能力基本上是戰無不勝的。民主、定期選舉、投票等僅有的制約手段能夠發揮的作用非常有限。在市民社會和政府的較量中，20世紀記錄下來的是一個市民社會慘敗的歷史。某些國家敗得尤為慘烈，市民社會基本上被吞噬殆盡了。自由成為遙遠的回憶。空前的人道主義災難隨之紛至沓來。

有一些國家，比如美國，雖然政府擴張的情況也很糟糕，但比起那些市民社會被吞噬殆盡的國家，畢竟要好得多。也許可以在美國的政治實踐中，發現些許抑制政府膨脹和保衛自由的方式和希望。

導致美國和那些政府無限膨脹的國家之間差異的原因，與其說是有形的制度，不如說是無形的政治文化。美國的政治文化，包含著深深的對政府這種強制力量的不信任和警惕。這種政治文化成為各種限制政府的法律和制度之源。如果這種源頭被破壞，任何有形的制度都將成為一紙空文，被政府輕易化解。所以，這種看似虛幻的政治文化其實是自由的最大保障。美國開國之父傑斐遜曾忠告美國人民：「永不放鬆警惕是自由必須付出的代價」。

應該把傑斐遜的忠告擴展為：必須堅持原則，永遠抗拒短期利益誘惑，這同樣是自由必須付出的代價。在政府尋找一切機會自我膨脹的今天，堅持原則、不為眼前利益所誘惑具有格外重要的意義。人們不應該因為那些利益承諾而放棄自己的權利，放棄對政府這種強制力量的警惕，更不能為了某些利益就放縱、甚至樂見政府的擴張。那無異於自我背叛，並必將付出更大利益損失的代價。認識到這一點，就可以理解那種「一邊限權、一邊問責」的主張是多麼荒謬、危險和天真。這種主張除了為政府擴張大開方便之門，把自由和權利置於絕地以外，根本不會有任何好的結果。

凱恩斯主義正是如此。這種政策，為了得到短期的效率，不惜召來更大的長遠危害，結果當然也就果然招致長久的無法解決的危害。凱恩斯主義者出於對人類行為規律的無知，看不到真正的威脅所在。他們根本不瞭解政府那種難以阻止的擴張力量。他們自以為一切盡在掌握，但事實遠非如此。他們向人們許諾，危機過後，政府就會回到原地，但政府從來都是越走越遠、越走越快。他們打開了潘多拉盒子，卻以為自己打開了拯救之門。

凱恩斯主義者拒絕為他們的主張被長期應用負責。他們說那不是他們的本意。但凱恩斯主義的宿命就是，這種政策必定會被長期應用，並會逐漸擴展，一直走到他們自己的反面，導致他們努力想要避免的結局，甚至更糟。凱恩斯主義者必須為他們政策被濫用負責。那是他們政策的必然結果，完全符合其內在邏輯。凱恩斯主義不可能僅僅是一種短期的危機策略，它要麼被反對、被制止，要麼就被長期堅持，發揚光大，大行其道，推動著政府不斷地膨脹。這是凱恩斯主義無可逃避的宿命。

【作者名字最後一字（「楊」左邊取日旁）不能正常轉碼，因此以同音字代替。抱歉。】

－－原載：《鉛筆經濟研究社》，2009-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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