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1日訊】6月4日出版的《南方週末》雖然不敢對六四事件有任何暗示，但頭版政治新聞「中國百萬官員『再鍛造』——要害崗位，跨級直訓」報導了中國政治體制正在發生的一個重大轉折，那就是中央政府越過省級政府，與縣級主要官員進行大規模直接對話，並直接指示和幹預縣級治理。這個轉折始於去年奧運之後，此前的貴州甕安事件終於讓中央當局認識到，自欺欺人的地方治理和基層選舉改革再也無法繼續，中央如不採取得力措施，地方治理危機的全面爆發將導致整個政權的傾覆。

事實上，中國地方和基層治理的危機直接源於六四鎮壓。基層和地方官員立刻就意識到，中央政權已經失去了約束地方的道德權威，因此，從那時起，基層和地方官員對農民的態度急劇惡化，各種貪腐行賄也日益大膽。另外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是1994年朱鎔基主持的稅改。朱鎔基在與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中傳遞了這樣的資訊，中央只管要錢，而不管地方政府能否履行最基本的公共職能，甚至不管地方政府能否足額發出工資。這種流氓態度，一方面帶來中央財政收入空前高速的增長，同時也逼良為娼，徹底把地方政府送上了邪路。地方政府不擇手段「創收」，欺壓農民，盤剝勞工，摧毀環境，而中央政府則睜一眼閉一眼，只問GDP和稅收，不問過程。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趙紫陽奠定的財政分權和沿海開放戰略，為這條邪路提供了意想不到的空間，中國經濟在地方政府的惡性競爭中迅速「崛起」，與此同時，也製造了嚴重的基層和地方治理危機，2000年，李昌平向朱鎔基直呼「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此所謂三農危機，正是地方治理危機的必然結果。但是，空前湧現的財富帶來的誘惑是不可抗拒的，不僅對中國領導人和官員不可抗拒，對國際資本同樣不可抗拒。當世界上最大的專制政權與華爾街中心的國際資本結盟的時候，兩個不受制約的權力結成的神聖同盟就成敗失去制動能力的巨輪，直到觸發全球金融海嘯。

從江澤民開始，中國領導人心理就非常明白，許多傷天害理的事情，正在基層和地方發生，但他們不想知道甚至不敢知道基層和地方的真相。中央給地方官員的資訊是，幹壞事可以，但不要讓我看見，不要讓外國人看見。這種掩耳盜鈴的治國心態，產生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議的截訪制度︰一方面，北京假惺惺地保留接待民眾訴冤的辦公室，另一方面又鼓勵地方政府使用非法手段攔截赴京訴冤的「訪民」，鼓勵地方政府對大量訪民進行駭人聽聞的迫害。

鄧小平、江澤民對中國基層和地方治理危機，負有不可推卸的重責，不過，七年來，胡錦濤的無能和空話治國，已經讓這場危機發展到危險的地步。十七大以後上來的新一代領導人看到，如果他們在胡溫離任前不採取行動，等到接班的時候局面就可能難以收拾。

因此我相信，北京奧運之後中央越過省、地兩級，直接幹預縣級治理的大動作，真正的推動者不是胡溫，而是新一代領導人。我猜測，現任中共組織部長李援朝很可能是這一舉措的靈魂人物。

這一重大舉動的不尋常之處，不僅在於突破了分大區治理的中共傳統，回到皇權直面郡縣的帝國傳統，更重要的是，中央在直接幹預縣級治理的同時，要求縣官全面報告真情，如實表達想法，不再演互相欺騙的老把戲。

地方治理的這一重大轉折能否亡羊補牢，避免一場全面爆發的治理危機，現在還難以判斷，地方治理積弊已深，官員的利益不僅與地方黑勢力盤根錯節，且與省市和中央強大的既得利益結盟已久。因此，地方治理的這一轉折，有可能觸發整個官僚資本利益與平民利益的全面衝突，出現難以控制的局面。

另一種可能，就是在內外經濟和政治危機的壓力下，中央對地方治理的集權化，為利用民族主義劫持政治改革提供機會，世界有可能會面對一位毛澤東的模仿者。果真那樣，也未必一定是悲劇，更有可能是笑劇，畢竟中國人從苦難的歷史已學到很多東西。

來源：《自由亞洲電台》(//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