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30日訊】眼看著「六四」就要到了，而且它已經有了20週年的歷史。

作為一個因為「六四」這個符號被改變了命運的中國人在此時此刻，不能不感到有話要說。

「六四」究竟是什麼？是民主愛國運動還是「暴亂」、「動亂」、「政治風波」？在此不做評論，因為公道已在人心，歷史自有公論。

其實，我和「六四」並沒有直接聯繫，只是和八九年春夏之交的那場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有著直接關聯，而且，最初是由我那當時年僅10歲的兒子引起的。

記得那是在1989年的5月14日，面對著滿街都是大學生及其聲援的市民，我所在的徐州市公安局全體警察集體待命，我也沒有例外。那天，我身著警服在單位待命，沒想到兒子因為急性腸炎突然從學校回來，無奈，我請假帶兒子去醫院看病。在看病回來的途中，正好在市中心主幹道上看到人山人海的場面，大學生們挑著「反腐敗，要民主」、「聲援北京絕食同學」的橫幅和毛澤東畫像呼喊著口號行進著，同時，也有很多市民紛紛向學生們的募捐箱投錢。

這時，我那10歲的兒子見此情景也喊著說要捐款，他拿著手中僅有的0、6元人民幣向人群擠去，我怕他被人群踩踏，便從他手中要過來0、6元（印象中是一張五角和一張一角票面）走到舉著募捐箱的學生面前並投進去，這時，幾名大學生紛紛向我神出手，嘴裡說著「謝謝警察同志」並與我握手，我也沒說什麼，便領著兒子急急忙忙趕回了公安局。

事情就這樣結束了。可我萬沒有想到的是，我和兒子捐款的這一幕被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安全部門用攝像機給完整地記錄下來，在這次所謂的「平暴」、「政治風波」之後，勝利者們通過他們的錄像找到了我「支持動亂」的證據。可事情還在發展，在5月17 日，由於我看到中央電視新聞長篇累牘地報導北京大學生絕食到了生命垂危，受良心的驅使又通過於浩成先生向北京紅十字會捐款50元人民幣，並在電文中強調是「聊表人道主義之情」，同樣沒想到這也成了我的「違法違紀」行為。記得當時的徐州市公安局局長閻長印（後來成了強姦犯）在「總結平息動亂」的全體幹警大會上聲色俱厲地批評我「兩次向動亂分子捐款」是「嚴重喪失政治立場」的人。之後，我便被打入冷宮，只有老老實實幹活的份，絕對沒有陞官發財的緣，並在時隔八年後（1997年）因我良心不死並繼續捐款給一些需要人道主義幫助的朋友，當局便老帳新帳一起算，以我「在八九年公開捐款支持動亂，近年來，群眾又反映其對現實不滿言論」為由將我這個因公雙殘的殘疾警察從公安機關強行非法辭退。

這就是我在八九年的個人經歷，而這段經歷不但徹底改變了我的個人命運，也徹底改變了我的家庭命運，尤其是我那兒子的命運。

關於我的命運，已經是眾所周知，先是被違法辭退，繼而又被搆陷冤獄，至今還在申訴的漫長征途中艱難地行進。我的兒子在當時雖然沒有可能受到什麼處理和株連，可這小子卻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慢慢地自暴自棄了。

兒子自幼就想當一名警察，他看到自己的爸爸穿著警服很是精神，又在電影電視中看到警察是那麼受人尊敬，所以就樹立了長大當警察的想法，雖然我把自己當警察受傷後所遭受到的不公正和為之付出的代價告訴兒子，但他還是想當警察。沒想到我被突然違法辭退，使得當時正在高考的兒子不得不放棄了考警校的打算，因為他知道自己會因為我的「政治問題」無法通過政審而不得不放棄報考警校。後來，我勸他去學法律，並對他說「中國遲早會實現法治社會的」。兒子也聽了我的話，便到了哈爾濱市的「東北林業大學法律系」去學習。沒想到的是，兒子剛剛入學的第一年，我就因為家鄉農民的維權被當局政治迫害而入獄。此時的兒子再也無法承受這種打擊了，據他後來說，當他在學校看到不遠的監獄時，他就像看到我這麼一個無辜的好人被關在裡面一樣，殘酷的現實好像告訴他說「中國的法律有什麼用？！」於是，他再也學不下去，便選擇了輟學去打工。

在這個人際關係至上並以此左右著每一個人生存狀況的社會，想在打工的歷程中找到一份好的工作也需要人際關係的幫忙。兒子輟學後，並沒有找到任何工作，只有在他二姨那裡跟著別人學開車。直到我在2001年出獄後，才通過在深圳謀生的朋友馬少芳（六四後被通緝的學生領袖之一）為兒子找了一份工作。可此時的兒子已經變得隨波逐流和玩世不恭，追趕時髦，超前享受等一些不正確思想不時表現出來，在深圳工作尚未有業績和經濟能力時就談上了對象，玩上了手機，還向貧困的家中要錢買了台電腦。後來，兒子由於各種原因失去了工作又來到濟南市謀生，在濟南時，家裡東拼西湊幫他租了一輛出租車營運，在開出租車時，兒子突然剃了一個光頭並紋了身，我問他「為什麼要這樣」？他對我說：「現在這個社會就是欺軟怕硬，有的乘客看你文質彬彬好說話，就給你討價還價或者少給你錢，還有的做車不給錢；可自從剃了光頭和紋身後，那些現象就再也沒有了，反過來還有的很怕我，再也沒有討價還價和無懶不給錢的。就連交通警察看了我現在這副樣子也不像過去那樣橫眉立眼了，有的嘴裡還向我喊著『哥們』，這就是現實。」我無言以對，也許真的是應了那歌詞所說「不是我不明白，而是這世界變化太快」。

兒子的今天是令我不能滿意的，雖然他現在還沒有到流浪的狀態，有一份小生意做並以此餬口，可他卻完全喪失了青春年華應有的活力，尤其是青年人的理想抱負，什麼民族的復興，國家的前途，人民的福祉好像早已和他沒有任何關係，甚至他對我當年在八九民運中的捐款和為家鄉農民維權所受到的一系列迫害也表現得很淡漠，用他的話說就是「跟他們講理根本沒有希望」。兒子所關心的很現實，那就是如何掙到錢買一套房子用以結婚。兒子雖然沒有當著我的面抱怨過因為我失去了優越的社會地位和豐厚的待遇使得他的生存艱辛，但是，我還是從內心裡感到對兒子的愧疚。因為，我的良心並沒有換來任何的個人好處以及家庭利益，反之，使得自己深陷冤獄並給家庭帶來災難，按照正常人的思維，我這個當家長的和一家之主的確是不夠格或者應該受到指責了。鑑於此，在整個社會都充滿物慾並排斥正氣的時代，我也就沒有必要對兒子求全責備了。

八九年的那場轟轟烈烈並以「六四」為結局的運動已經過去20年了，當時年方30多歲的我此時已經成了年過半百且在申冤告狀的准老者，那時才10歲不懂世事的兒子也到了深諳世故的而立之年。再環顧周圍，放眼社會，我依稀感到自己距離這個世界太遠了，按照自己的審美觀和良心標準，一切都覺得那麼陌生和不可思議，一切都覺得那樣反常，我不知道是自己錯了還是誰錯了，反正，我感到活得是那麼累和那麼不舒服。

因為良心被社會淘汰出局的我已經是眾叛親離，社會上幾乎沒有人再瞧得起我，沒有人再敢和我打交道，就連那麼一兩個曾經為我幫過忙的善良女性朋友也曾經遭受到當局的傳喚和問話，從而也嚇得遠離了我。芄芄孑立、形影相弔的我只有拖傷帶病蹣跚在各個衙門口。因我受牽連的家庭已經是支離破碎，那成年的兒子已經在殘酷的現實中磨練出來，儘管他忘記了自己在20年前所做的事情，忘記了因此帶給自己爸爸的苦難，儘管他沒有了理想和抱負，儘管他放棄了正義感，但他還是和他的同代青年人（混青和憤青）們都很好的適應著這個物慾橫流、人性匱乏的現實。用兒子的話說就是：「現在誰還管閒事，誰還主持正義，良心早已變得不值錢，現在的人都是一切向錢看，這就是現實」。此話雖然遠離真理，但是它卻完全概括了當今中國的現狀。

也許，這種普遍的大眾心態和思想正是構建今日「和諧社會」的社會基礎，或者說是「六四」的勝利者們最想看到的結局。

──轉自《自由聖火》

【燃燒的記憶——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紀念六.四二十週年」徵文活動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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