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9日訊】如果有一個地方的公務機關向公眾報盤，稱自己「一以貫之地秉承『忠於事實、忠於法律』的基本原則」，你能不讚嘆這裡的人民生活在法治的天堂裡嗎？

　　這裡就是湖北省巴東縣，這樣表揚自己的是巴東縣公安局。

　　5月18日，巴東縣公安局在發佈關於「5·10案件」的案情公告時，附帶有「幾點說明」，第一點第一句就這樣劈頭蓋臉給自己灌了一劑甜言蜜語迷魂湯。

　　可是，5·10案是一個自我表揚的機會嗎？如果這些自我表揚都是真實的，豈不應該掀起「全國公安學巴東」的新高潮，卻怎麼會釀成震驚天下的5·10案呢？

　　當然，你應該體諒一個基層公安局，突然成為全國的焦點，需要向全國公眾喊話，但平時沒有這方面的操練，其話語系統不支持「公眾會話」，自覺不自覺就把平時「一以貫之」的「匯報材料」的套頭語，抄到這個面對公眾的文本裡來了。

　　然而，巴東縣公安局並不覺得5?10案跟上述冠冕堂皇的大話有什麼矛盾。

一、「5·10案一件很普通的命案」

　　巴東縣公安局長楊立勇接受媒體採訪時，一再告誡媒體和公眾，「從整個情節看，這確實是一件很普通的命案」，對於公眾的驚諤和憤怒，表示「我不知道為什麼弄得這麼複雜」（南方都市報5月22日報導）。而這正是巴東縣公安局的統一認識。

　　可是，這樣看待5·10案，既不政治正確，也無德良心，還不符合事實。黃德智、鄧貴大和鄧玉嬌能夠在一個公開營業的色情場所「相遇」，這「很普通」嗎？如果這裡沒有一個環境，一種小氣候，如果不是鄧貴大似的「客人」養成了驕橫拔扈的惡習，敢於在營業場所以武力和金錢脅迫色情服務，能有5·10案嗎？

　　你可以說，這是普遍的現實，公開經營色情行業的並非巴東縣，你只不過是跟其它地方一樣，奉行了放任的，或者難免有所「沾染」的潛規則，公眾也不必苛求巴東縣之一時一地；你還可以說，公務員成為色情消費的主流，也是你們無能為力的事；甚至你們自己成為色情行業的「消費者」，也在公眾的「理解」範圍。但是，作為公安部門，你們是否「從實際出發」，去「過問」了一下色情行業裡的性服務人員，那些容易受到各種各樣的傷害，沒有任何自我保護能力的女子的人權狀況？或者「警告」一下老闆「加強管理」，出了事情「大家都不好說」？

　　從保一方平安的公安局長應該具備的素質來說，你應該有能力聯繫社會現實，聯繫政治經濟環境，並把握法律的基本原則，綜合地考慮你的職責。你還需要有視性服務人員同樣有平等人權的懷情。從而認識到，5·10案不僅「很不普通」，而且你們正是應該負直接責任的公務部門。在5·10之後，你們需要對巴東縣的父老鄉親有一個合理的交待，局長本人應該本著公務員的基本道德，向公眾深深地鞠躬道歉，請求諒解。怎奈你們卻統一咬定「這是一件很普通的命案」？

　　此外，楊局長也應該理解5·10案被「為什麼弄得這麼複雜」。首先，它不是公眾「弄複雜」的！它本身有複雜的社會背景，又因為你們對它的認識讓公眾感到擔憂，因此顯得更加複雜。

　　並且，5·10案件還觸動了人性中最敏感的層面。人們都渴望生活在文明的環境裡，但是，他們看到，在一個鄉鎮，一個本是民俗惇厚的熟人社會，兩個醉醺醺的男人來到色情場所，見一洗衣女子就要強求，人家聲明，拒絕，逃避，都不能倖免。兩個父親般年齡的公務員，對一個二十一歲，正在夢想愛情的貧民女子，有暴力脅迫（如「推坐」），有金錢侮辱（如「搧擊」）……這不已經構成了千百年來流傳的，「女子抗暴」的經典悲劇的所有要素嗎，在民間傳播的故事和戲曲，不正是頌揚這樣的故事嗎？在自古以來的傳統教養裡形成的女孩子的正常心理，在那種無助的情況下，不都是要不計後果地反抗嗎？反過來說，一個女子如果服從了，她的整個人生就改變了，她的青春的夢想就斷絕了嗎？

　　同時，在這個案子的黃德智、鄧貴大也幾乎全面符合這類傳統悲劇的反派嘴臉。誠如某種市井間的評論所說，鄧、黃之流的流氓行徑，不僅女人恨，男人恨，而且「流氓恨」。或者如香港同胞的報紙上的標題，叫「烈女殺淫官」。「烈女」和「淫官」都是文化概念，但是，你能說它用在這裡不準嗎？這樣的案情，不是你想引導人們認識它普通，它就能普通的，它確實「很不普通」，它可能還有希望以文藝的方式流傳。

二、「客人」的立場和視角

　　觀察巴東縣公安局在5·10案中的表現，你會發現他們是以鄧貴大、黃德智的視角和立場處置和表述案情的。

　　案發後，警方立即把鄧貴大「搧擊」過鄧玉嬌的「頭、肩」的四千塊作為遺物給了鄧的妻子！而鄧妻則給「隨身揣四千塊錢」的丈夫一個「他隨時要打麻將」的理由，我並不在意這種解釋的合理性，我的問題是，如果警方以公正的立場，把鄧貴大看作同一個案件中的當事一方，而不僅僅是「受害者」，至少應該把它作為重要物證固定下來。有一天，或者法庭上需要它來告訴法官，它是怎樣「搧擊」了一個捍衛貞操的女子的尊嚴。

　　接著是巴東縣公安局的第二次公告，即5·18公告。這份公告以鄧貴大、黃德智的單邊角度來敘述案情的。它的「主語」就是鄧貴大、黃德智。文中充斥「黃誤認為」和「黃認為」之類的心理描寫！直接為「強行要求性服務的」「客人」代言。

　　我不認為公安部門的案情文書中，需要像現代小說一樣，以上帝般的全知全能，認定其中一方的心理活動的真實性，同時，對處於被動和弱勢地位的另一方當事人，在整個掙扎和逃避攻擊的過程中內心的劇烈衝突，則付諸闕如，不作對等呈現，和相互印證！

　　這裡有必要引述公告原文，但限於篇幅只好略去，這裡直接分析公告文本。而網絡上很容易搜索，有興奮的讀者可以搜索對照。公告跟在黃、鄧後面觀察案情。用黃「誤以為」，「黃認為」作為「見一位洗衣女子就開始強行要求性服務」的惡行的狀語。用「口角」和「爭吵」這種描述對等關係的中性詞，來掩蓋「強行」—— 公安方面應該比誰都清楚，一個女子在兩個男人明確的強行性要求威脅下，從一間屋子逃避到另一間屋子，這到底該叫一方的「強迫」，還是雙方的「爭吵」？至於「搧擊」和「推坐」等語言選擇，是人所共知的了，此處不論。我注意到，在整個公告的敘述裡，只有這兩個動詞成為惟一的身體接觸。如果這是真的，黃、鄧二人真是天下最文明的「客人」，而鄧玉嬌則是最「故意」的抗暴女子了。

　　在整個過程裡，作為被動、弱勢一方的鄧玉嬌的主體性被模糊，她是從黃、鄧二人眼裡被觀照的。常識告訴我們，在公正的敘述中，應該由被動的弱勢的一方「主訴」，而由攻擊的一方的說法來對襯。例如我們這樣敘述：鄧玉嬌正在洗衣服，兩個醉酒的男人突如其來，直接提出「性要求」……顯然，被動、弱勢一方的處境更有接近真實的價值。而黃德智的「誤以為」則毫無價值，如果承認黃的「誤認為」的合理性，那就等於說鄧玉嬌的存在本身有錯！

　　律師會見鄧玉嬌後得出的結論是，她思路清楚。為什麼公告裡沒有她主訴的角度？在公告裡，兩個飲酒過量尋性而去男人的被格式化成標準的「來消費就應得到服務」的「客人」，他「合情合理」，「不合理」的地方，有「誤會」來補足。在這種情況下，女子殺人，就成為「故意」的了。所以，我稱公告有兩個角度：一個是男權的角度，另一個是強權的角度。

　　公告裡還出現了兩位女子「上前勸解」的情節。這應該不是「勸」兩個正在強迫鄧玉嬌「提供性服務」的男人放手（她們敢麼？），而是「勸」在被控制狀態下的鄧玉嬌「服從」、「服氣」吧？此情此景，這也只能增加鄧玉嬌的無助、絕望和反擊的決心。可是，在公告裡，這個情節似乎是隱隱指向鄧玉嬌不聽「勸解」的。

　　以這樣的立場和角度敘述的案情公告，除了顯示公安方面自覺不自覺地為黃德智、鄧貴大之流背書，顯示公共立場的偏廢，對於一般受眾，有可能造成黃、鄧二人是「合理的」，而鄧玉嬌則是「不合理的」，甚至是「偏執的」效果。

　　然而，在任何案件中，公安都不能選擇立場，它有一種立場，即公共立場，公安站在任何單邊的立場表述案情都會令公眾感覺深深的不安。細究5·18和楊局長的談話，讓人覺得目前公眾對鄧玉嬌案的公正的擔憂，並非沒有道理。

三、公安局長心裡的「異性洗浴」和「性交易」

　　當記者問巴東縣公安局長楊立勇先生，「異性洗浴」的概念是什麼？他的回答是：「那就是異性洗浴唄」！接著，他又說，「也許很多人理解為色情服務，性交易。但是這個案件當中，交易還沒有發生……」

　　可以想像，一個基層公安局長對社會的熟悉和行事的方式，有許多超出普通公眾的直覺經驗的範圍。楊局長回答記者提問的話，字面是不好理解的。但是，楊局長當然知道「異性洗浴」是怎麼回事，只是他不說。但是，根據楊局長的談話，和相關的觀察，我傾向於對「異性洗浴」是可以作任何解釋的「性服務」。

　　最後，我領會一下楊局長關於「這個案件當中，交易還沒有發生」的說法。我覺得，面對5·10案說這個話，是令人寒心的。

　　楊局長一定要明白，在這個案件中，前提就是沒有「性交易」，它不可能「完成」，鄧玉嬌是不出賣性的。這裡是一個「強迫」的關係，或者「強迫交易」的關係。局長這個話，仍然有黃德智的意味，似乎在那裡，沒有不可以交易的性。看來局長還沒有記住鄧玉嬌是怎樣成為「烈女」的。這一點局長要牢記，下次一定不說偏了。另外，我們不知道，局長先生是否承認，根據對強姦的某種定義，就算是按字面理解的「異性洗浴」，只要是強迫，也應該構成強姦？

（20009-5-26）(//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