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3日訊】前些時，袁紅冰先生在文章中談到了正被抄作成「風雲人物」孫東東的歷史變遷，讀後頗有感悟。

二十年前，這位曾和許多良知未滅、正氣尚存的知識分子站在一起同情和支持大學生們的教授之所以墮落成與人民為仇的地步，完全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或者準確地講，也正是二十年前此時的暴政及其殘酷鎮壓，在改變了中國的走向的同時又程度不同地改變了每一個中國人的性格及其命運，當然，孫東東也難免例外。

應該說，二十年前的中國，在中國共產黨黨內開明的民主派胡耀邦、趙紫陽的領導下，是一個朝著人類文明發展方向——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目標積極邁進的中國，是一個經歷過擺脫動亂痛苦重新尋求幸福的年代，在經濟改革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時，更加意識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人民渴望自由平等，仇恨貪汙腐敗，盼望結束專制，盡快走向民主。可是，當共產黨黨內產生重大分歧並以開明派失敗為告終時，中國的形勢便急轉直下，一夜之間，中國人的自由夢終被無情的坦克車碾碎。而此後的中國人也就從此一蹶不振，在暴政的淫威下而不得不紛紛各求生路，大多數人都不得不放棄理想，收斂良知；所剩下的堅持者要麼被軟禁，要麼被驅逐出國，要麼被送進監獄，要麼被砸碎飯碗。在這樣一種環境下，的確很難再有竊火者，再有為了中國前途而明火執仗的人群。同時，也就自然而然地產生著形形色色只為活著或者設法活得更好的奴隸和奴才。這也就是出現孫東東之類的社會背景及其根源。

在專制淫威下生活著的中國人群雖然是多樣化的，但是都有一個基本共性，那就是任人指鹿為馬而不敢異議。我們不妨看看二十年來，在被共產黨壟斷了所有（權力、思想、資源）的中國，已經沒有了任何生機，黨內民主鐵板一塊，政治生活死水一潭，當官的因「六四」被鎮壓而彈冠相慶並肆無忌憚的貪汙腐化，老百姓則在恐懼中忍氣吞聲的只有為自己拚命謀生，中國完全陷入了空前的死寂，中國人完全喪失了生機，直到有很多同胞喪失人性，使得中國的公平正義及其保障公平正義的自由民主態勢江河日下，而幾千年以來封建專制劣性文化所形成的惡習則乘虛而入並蔓延全國。於是，在官場上看到的是「廟堂之上，朽木為官，殿陛之間，禽獸食祿，狼心狗行之徒，滾滾當道，奴顏婢膝之輩，紛紛秉政」的醜惡現象，在民間看到的則是因「人心不法，人心不古」所導致亂象叢生；官場上賣官鬻爵、貪汙腐化日趨嚴重，社會上造假販毒、坑蒙拐騙活動層出不窮；清廉之風不見，見義勇為難尋，人人自私，各個自保，唯有利益的驅使方見做人本色，良心良知已經變得分文不值。如此等等不正常、不健康現象瀰漫中華大地並侵蝕著我們整個民族的肌體，敗壞著我們這個同樣有著幾千年優良傳統的國家，不但成了不爭之實，也的確到了社會危急的狀態。

在此形勢下，沒有人能夠不受其影響，像孫東東這樣生活在已經被犬儒化的知識分子群中要想挺起脊樑說真話顯然是勉為其難了，在長期被權威控制下所形成的附庸思想，在既得利益所造成與民間的隔離帶面前，孫東東在社會上的最底層及其弱勢群體面前信口雌黃，並不是他的本性有多麼壞，而只不過是像所有能夠在公眾場合下那些掌握著話語權的人一樣，不得不向強權讒媚討好以換取利益和好處，否則，他就將會隨時被剝奪話語權從而喪失權勢者給他的地位並因此失去優越的生活條件，在這個問題上已經是人人心知肚明，也在朝野上下形成了共識。因此，出現孫東東這樣的人並不是偶然現象，就連那位曾經在中國文壇上獨領風騷在「百家講壇」（實為一家講壇）大講「國學」的于丹教授不也是人格分裂嗎，據網上報導，在2007年5月15日，于丹的研究生小潔在校園裡自殺身亡，當時，作為黨代表正在出席北京黨代會的于丹在得知這一消息後，卻表現得麻木不仁，當有記者問她對自己的學生夭折有什麼看法時，她卻以「正在參加北京黨代會，要封閉6天，晚上還要討論，不方便接電話」搪塞過去。這就是那個獨佔講壇大講中國傳統及仁義道德的教授的真實嘴臉。

對于丹這種缺德缺到戰國時期的作派，一位北京網友「孔子就是國難」曾以《于丹教授，你家馬廄著火了》為題，撰文寫道：「既然于丹不遺餘力地販賣孔大聖的《論語》，試圖以儒教復興中華民族，那麼自己的實踐就應該老老實實地參照經典，方才能夠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說一套，做一套，心口不一，那豈是往聖的絕學？」

誠然，這位網友說得沒錯，他指出了中國這個有著二千多年封建專制統治歷史的痼疾，那就是在專制的淫威下逼得人說一套做一套，讒媚權勢，欺淩弱者，已經成了導致社會倒退落後的通病，這既是被推崇為中國傳統文化的「聖人」孔子的個人悲哀，也是中國人民整體的不幸。其實，問題遠不在此，因為孔子的骨子裡就有問題，即使是按照孔子的教導去做，囿於孔子的「禮教」，也永遠達不到當今文明社會所倡導的「平等」目標，包括實現中國政府提倡的「以人為本」。《論語》中記載：「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從文中不難看出，顏淵是孔子的得意門生，在顏淵死後其父請孔子賣掉自己的車子給顏淵買槨，儘管孔子自己也十分悲痛，但他卻不願意賣掉車子。因為他曾經擔任大夫一級的官員，而大夫必需要有象徵自己地位的車子而不能步行，否則就是違背了「禮」的規定。看到這一段，我們也就不要對於丹求全責備了，因為于丹對孔子的思想是心領神會的，她的表現恰恰迎合了孔子的「禮教」，所不同地是：孔子是不肯賣掉象徵自己地位的車子買槨送葬心愛的學生，于丹則是不肯放棄象徵個人地位（黨代表）的權力機會去關注自己那不幸死去的研究生。前者是受「禮教」的約束，後者是受黨性的制約。兩者的共性就是官性黨性高於人性，僅此而已。

所不同的是，孔子在顏淵死後還大哭「天喪我也」以表沉痛，而卻未見于丹對自己的學生之死有任何痛苦惋惜的表現，僅從人情味這一點來看，作為為儒家傳道弘道的于丹也就顯得遠不如孔子，或者說是今不如昔了。

從以上發生在孫東東和于丹身上的事情來看，我們已經看到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縮影，也看到了中國文化的危機和道德風尚的敗壞。更加令人深思地是，那所原本是中國思想啟蒙和文化傳播發源地的北大竟然成了社會最弱勢群體（上訪老百姓）對它的思想啟蒙和道德宣揚處，當世界看到那些衣冠不整及滿臉愁容的冤民們圍堵在北大的校門口呼喊著要孫教授出來給個說法時，我們不能不在為北大感到羞愧的同時，也更為中國的一些類似孫東東之類的知識分子汗顏。當然，我們不能僅僅因為孫東東事件而無視北大的光榮傳統及其產生的那些知識精英和民族脊樑，如聖女林昭，先後為了中國的自由民主而被貶職和發配的郭羅基、袁紅冰、焦國標、賀衛方等人，還有那些在八九年那場愛國的莘莘學子，無疑，他們都將是北大的驕傲和歷史的推動者並被歷史所承認。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像孫東東那樣的教授和人格分裂的于丹仍然能在知識界竊據高位和主持著文化宣傳的陣地呢？我想，歸根結底還是前面所談到的「六四」原因，是「六四」後的恐懼心理所導致，是中國只進行經濟改革所導致的「一切向錢看」的極端私慾所致，是缺乏民主監督和法律制約的政治體制所致，是黨權高於政權、人治大於法治、官位高於民權、黨性高於人性所致，……一句話，是沒有民主法治所導致權力不受制約的結果，是人們在無可奈何中自我放棄和自甘墮落的結局。

從前不久發生在深圳酒店一名共產黨的高官在酒後公然猥褻少女，到剛剛發生在湖北省巴東縣一家洗浴城裡三名共產黨人對年青的修腳工鄧玉嬌欲行非禮被刺的這二起案件，已經得到證實：那喊得震耳欲聾的「三個代表」和「八榮八恥，不但沒有提高共產黨和社會管理者的素質，反而使人們看到中國的官場和社會是越來越腐敗，權勢者們越來越非人性化。我敢斷言：如果長此下去，再不進行政治改革還政與民，還是在那裡搞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庸才把戲，喊些空洞無物的政治口號，中國的走向還將會繼續錯下去，世態會每況愈下，人將非人，國將不國也就絕不是危言聳聽了。

因此，錯就錯在我們這個社會整體出了問題，錯在人們對價值觀的扭曲，而不僅僅是孫東東一個人的過錯，當然，對于丹現象也就不足為怪並求全責備了。再說，于丹在那裡講《論語》和「仁、德」，總比那些講「三個代表」、「社會主義八榮八恥」的官員和喉舌要好些，或者比較有意義。因為後者更加使人摸不著北，找不到方向，在自欺欺人的圈子裡錯得越來越厲害。

──轉自《自由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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