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2日訊】(美國之音記者:李肅華盛頓報導)趙紫陽的回憶錄最近剛剛出版。在這次的《對比新聞》節目裡,我們來對比一下趙紫陽和中國共產黨對於六四事件的有關說法。
八九學運是動亂嗎?
關於八九學運的性質,《人民日報》4月26日的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說:「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繼續利用青年學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製造種種謠言,蠱惑人心,利用大小字報污蔑、謾罵、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公然違反憲法,鼓動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在一部份高等學校中成立非法組織,……鼓動學生罷課、教師罷教,甚至強行阻止同學上課,……散發反動傳單;並且四處串聯,企圖製造更大的事端。……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搗亂全國,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
鄧小平1989年6月9日在接見北京戒嚴部隊軍以上將領時說:「《人民日報》4月26日社論,把問題的性質定為動亂。『動亂』這兩個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對的就是這兩個字,要修改的也是這兩個字。實踐證明,這個判斷是準確的。」
趙紫陽在回憶錄中說:「當時說學潮是一場有領導、有計劃、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現在可以問一下,究竟是甚麼人在領導?如何計劃,如何預謀的?有哪些材料能夠說明這一點?還說黨內有黑手,黑手是誰呀?」
趙紫陽說,鄧小平5月17日曾經說:「學生遊行無法消退是黨內部的問題,那就是趙紫陽的5.4講話。」
趙紫陽還回憶說:「在我離開北京後(4月23日)的第二晚,李鵬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大力報告學生示威情況嚴重,他們沒有理會學生示威已降溫的事實,他們譴責少數學生的極端意見,特別是針對鄧小平的話。他們將示威說成是反黨和針對鄧小平個人。」
八九民運是暴亂嗎?
後來,中國官方將「動亂」升級為「暴亂」。鄧小平1989年6月9日在接見北京戒嚴部隊軍以上將領時說:「後來事態進一步發展到反革命暴亂。」「他們的根本口號主要是兩個,一是要打倒共產黨,一是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他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公報說:「極少數人利用學潮,在北京和一些地方掀起一場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動亂,進而在北京發展成了反革命暴亂。他們策動動亂和暴亂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趙紫陽則在回憶錄中問道:「將『六四』定性為反革命暴亂,能不能站得住腳?學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說明,在解放軍遭到圍攻時,許多地方反而是學生來保護解放軍。大量市民阻攔解放軍進城,究竟是為了甚麼?是要推翻共和國嗎?」「說這場動亂的目的是要顛覆共和國,推翻共產黨,這方面又有甚麼材料?」
趙紫陽認為,真正的對立出現在鎮壓之後。他說:「我當時就說過,多數人是要我們改正錯誤,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們的制度。……許多外出的民運分子都說,他們在『六四』前,還是希望黨往好處改變。『六四』以後,黨使他們完全絕望,使他們和黨處在對立的方面。」
誰決定六四鎮壓?
究竟是誰決定鎮壓?鄧小平在接見戒嚴部隊高級將領時說:「最有利的是,我們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們經歷的風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關係,他們是支持對暴亂採取堅決行動的。」「如果沒有我們黨這麼多老同志支持,甚至連事件的性質都難以確定。」
趙紫陽回憶說:「4月25日,李鵬和(國家主席)楊尚昆向鄧小平報告政治局常委會議,鄧小平一直傾向強硬處理學生示威,因為他認為示威妨害穩定。聽了他們報告後,鄧小平立即同意將學生示威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提出儘快化解形勢,要『快刀斬亂麻』。」
趙紫陽說:「從各方面蒐集資料,評估形勢後,我更強烈相信學生示威得到社會各界廣泛同情,4.26社論和中央委員會處理示威的手法,跟人民的意願矛盾。我也覺得如果學生示威能以民主和法治的原則化解,透過對話和淡化矛盾化解,這可能會推動中國改革,包括政治改革。不過,問題的關鍵在於鄧小平本人,他拒絕放寬他的立場的話,我就無法改變強硬派的態度,他們不改變立場,政治局常委會就難執行淡化矛盾和開放對話的原則。」
趙紫陽說:「在5月17日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鄧小平一錘定音。他說:『形勢發展證實4.26社論的判斷是正確的。……現在要避免局勢失控,已無路可退,決定就是軍隊開進北京戒嚴。」
趙紫陽如何分裂共產黨?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公報說:「趙紫陽同志在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對動亂的形成和發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其錯誤的性質和造成後果是極為嚴重的。」
趙紫陽回憶說:「那時我非常不開心,我對自己說無論如何,我拒絕成為動員軍隊鎮壓學生的總書記。」「5月19日凌晨我去天安門廣場探望學生,李鵬反對,想阻止。我認為這麼多學生絕食長達7日,中央委員會沒有一個領導人去探望,說不過去。我只是想勸學生停止絕食,對他們說他們仍年輕,要珍惜生命。不過學生不瞭解我的意思,我之後受到嚴厲批評,也開始發現自己被排除出決策外。」
「我認為我要對歷史負責。我拒絕當一個鎮壓學生的總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