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0日訊】（「2009‧北京‧六四民主運動研討會」論文）

下面是我十年前寫給朋友的信。我與對方在交換意見——這麼長時間，我們對於「六‧四」集體保持沉默，實際上是參與了隱瞞這樁罪行。如此做法已經使得我們每個人，對於這件事情有了一定的責任。

這種沉默帶來的後果是無法計算的。我們在這件事情上繞著走，意味著在其他事情上，也同樣採取了繞著走的態度。因此，如何來估量我們的工作、我們的言說和各項成果呢？我們如何向他人說明——我們的頭腦是忠直的、我們的語言是忠誠的，因而是值得信任的？

在「六‧四」二十周年之際，我願意公布這封信，向周圍所有朋友提出這樣的問題︰二十年來的沉默和隱瞞，給我們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是什麼？給我們民族的精神和道德帶來怎樣的損害？而我們自己在工作、生活中所受的損失又是什麼？我們還打算繼續沉默嗎？

如果再過十年，情況還是這樣，那麼「六‧四」就不是少數人作惡，而是我們所有人都參與的一樁惡行，變成我們所有人的羞愧和恥辱。尤其是我們民族各行各業的精英們，對這件事情應該首先負起責任。讓良知發出聲音，才是我們民族道德重建、社會重建的起點。

（2009年5月9日）

ZY你好︰……

整整十年了，我們幾乎所有的人對此都三緘其口，在各種場合甚至私人場合人們都不談論這件事（我本人也一樣），當然這其中有許多必然的理由。至少人們這樣認為︰不談這件事，正是為了做其他的事情，而其他那些事情也是有意義的。情況的確是這樣。這些年來，我們的思想界文化界向前發展了許多，如果偶爾回顧八十年代的情況，那麼更能夠感受得出，今天人們的頭腦更加開闊，思路更為清晰，資源更為豐富，所做出的成果也更多更扎實。

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將如何繼續下去？通過什麼樣的依據表明，我們那些寫在字面上的東西具有一種真實的意義？如果我們所說的所寫的，沒有任何一種行為來與之相關聯相比照，怎麼對自己所做的工作做出恰當的評價，尤其是當我們的生活中隱藏著如此一個巨大的秘密？

時間長了，這個巨大的秘密甚至成為一個巨大的虛空。人們都在回避它，繞著它走，盡量小心翼翼不去觸踫它。但有了這樣一種經驗和習慣，是不是我們在別的地方也在繞著走，回避真正的問題？因為我們放棄在這個問題上堅持，那麼同時我們也放棄了其它許多有價值有意義的東西？我們到底失去了多少本來應該擁有的可能性和現實性？我們的頭腦是否真的如我們所想象的那樣自由和開放？我們的語言是否具有真正意義上的忠直和實在？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如何能宣布說一種觀念真的是我們自己的觀點？

這個秘密實際上象一種毒素一樣毒化著我們身處其中的周圍的空氣，影響我們全部的生活和精神。當我們選擇阻力最小的那些方面釋放自己的能量時，實際上我們都被迫參與了隱瞞真相，被迫和某種東西「保持一致」，參與那種權力游戲。如果說十年前那樁流血的罪行不是我們造成的，但十年來我們對此不置一詞（盡管有太多可以解釋的理由）已經使得我們對這件事負有了某種責任。正象對待那些受難者家屬和受害人本人，奪走他們的親人和傷害他們的是另外一些人，但這些人目前仍然處於某種隔離狀態，我們看不見他（她）們的面孔和聽不見他（她）們的聲音，對此我們是否也要承擔一點點？

容許自己的生活中存在這樣的虛空，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使得我們在倫理上變得有些模糊不清，甚至不倫不類，在這件事情上放棄評說的界限（哪怕是暫時的）使得我們也放棄了在許多其他事情上評說的界限，或者將這些界限弄得十分含混。如此我們作為一個人基本立足點的那些方面便顯得有些可疑，我們生存的底線已經受到攻擊和發生動搖，我們自身的尊嚴已經面臨嚴重的挑戰。

十年來被迫的沉默實際上是有些屈辱的，我們的生活和精神都帶有這種屈辱的印記，不是說我們不能忍辱負重，但時間太長了，這種屈辱應該有個限度，因為我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超過這個限度將使一切變得面目全非，真假莫辯，乃至將我們的精神和生活驅逐至一種十分虛無的境地。毫不夸張地說，我們目前已經面臨著這樣的危險。我們何以再往前跨出一小步？做出某種真正意義上的建構而不只是提及某些東西？簡言之，即整整十年我們對「六‧四」這件事不去談論是有足夠理由的，但事到如今，再如此繼續下去就變得沒有理由了。我們得為十年以來我們已經背負上的東西承擔責任，為我們自己的生活免遭虛無的傷害承擔責任。

陀思妥也夫斯基筆下的拉斯柯爾尼科夫（見《罪與罰》）後來終於發現，如果他不說出那件事，對親人和朋友他就沒什麼可說的；如果他不能傾吐衷腸，那麼他所說的一切都只能是謊言和掩蓋。我們雖然不像拉斯柯爾尼科夫那樣自己的手上也沾有血跡，但十年的沉默累積起來的東西使得我們也到了必須要談談這件事的時刻了，否則我們不能挽回自己的生活及其尊嚴，更何談精神上的自由和創造！

當然不只是僅僅從我們自身出發。我們只要稍稍看一下周圍的現實，看看報紙及各種媒體上登載的大大小小的可以說是遍地的暴力，就不能不聯想到，所有這些暴力直接間接地以各種方式和那件巨大的暴力有著某種聯系。在我們這片土地上，甚至用人們一般所說，在這片土地的「心髒」，曾經發生過那樣肆無忌憚的暴力，對於無辜的青年以及廣大人民的信念和要求那樣粗暴的踐踏，並且迄今都沒有做出正當的評價，竟然允許那些在眾目睽睽之下行使暴力的人逍遙法外，甚至繼續作威作福，這實際上等於在全社會的範圍之內鼓勵犯罪和暴力行為。

對於那樣一個巨大的暴力不去修正和限制，怎麼能阻遏這之後隨時隨地發生的那些較小的暴力？實在難以計算，有多少人是這十年以來驟增的暴力犯罪的犧牲品？同樣也難以衡量，不得不目睹和忍受周圍眾多的暴力的人們，如何逐漸喪失了對於生活本來擁有的信心和原則，陷入某種麻木和冷漠當中，以及感受到自己的安全也是處於不堪一擊當中？有誰能夠保證，類似的可怕的暴力肯定不會在某個時刻降臨到他自己頭上？

哈維爾曾經具有遠見地指出某種延誤所造成的難以想象的後果，因為長期壓抑不能釋放形成的難以支付的超額負擔，因為人們的頭腦和精神長期傾斜引起的怨恨、憤懣以及互相仇視、敵視，包括急於要尋找一個報復對象。整整十年了（其實遠遠不止十年），我們的生活到底滑出多遠？我們失去了多少本來可以抓住或挽回的機遇？甚至我們是否還能夠找回一些基本的起點，區分一些基本的界限，把攪混多年的濁水加以澄清？為此我們得花上多少年力氣？看看周圍，很容易感受得到人們因長期的羞辱產生的種種消極、負面、壓抑的情緒，但往往是這些情緒找不到恰當的輸出對象，人們為另外一些事情輕易地大光其火，該說出的那件事或通往所有這些事情根部的那件事始終不能說出來，我們為此付出的時間和代價都已經足夠了。

我本人從來未敢忘懷這樣的看法，知識分子所做的工作，首先是文明和創造的事業，是為人類精神文明的大廈（自由精神的集中體現）添磚加瓦，當然這項事業需要很多前提，甚至需要許多他人的工作做為鋪墊。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太有理由把眼光僅僅限制在自己所從事的專業範圍之內，在其中有長足的進步和發展。但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並不具有一個良好的文明的環境來適宜自由精神的創造和真正意義上文化的發展，尤其是當這種環境到了阻礙精神文化進一步發展的地步，恐怕我們每個人都得為清理和建設這個環境承擔一部分責任。本性上人人都想坐享其成，但眼下坐享其成已經成為完全不可能。我們理想中的東西來得太晚了，它從來而且今後也不會從天而降。要麼在這種尷尬的處境中時時忍受精神和靈魂上的被削弱、被剜卻，直至一天天萎縮和最終癱瘓，要麼挺起胸膛來說出真話，擺脫屈辱，重新找回自己做人的尊嚴，創造一個文明的和適於文明發展的環境。

以上考慮當否，請指正。

衛平１９９９年５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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