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9日訊】我之所以選擇中國科技大學(簡稱:中科大、科大)上學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它和 其它隸屬高教部的大學不同，它還兼屬中國科學研究院。它建校時的企圖之一便是由科學院的資深科學家院士和研究員來培養中國最高級科研人才。我的老師之一便是當年科學院最年輕的學部委員（後稱：院士）方勵之教授。

其實，方教授在天體物理教研室，專攻宇宙學，研究這個最大尺度的物質空間。 而我則在近代物理系（4系）學核物理，相比較可算是在和世界最小尺度打交道。當然，這兩個具有極端對立尺度的領域並不矛盾，其相關知識甚至有所重合。高等數學復變函數里描述：當負與正各自趨向於無窮大時，它們連到了一起。而社會和生活竟也如核物理和宇宙學的關係相彷，既相近，又相遠。回顧我與方教授之間的關係，竟也是這種既相近，又遙遠的感覺。

記得我第一次有機會聽方勵之講課並近距離地觀察他，是在5月的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科大校園裡的玫瑰正盛情開放。方教授的課為我描繪了一個美麗的玫瑰園，一個在中國以外、理想天地裡類似仙境的地方纔可能出現的玫瑰園。三十年過去了，那堂生動的物理課仍然記憶猶新—-方教授以他特有的自信步伐走進101教室，他挺胸昂首，直視前方，和同一學期教我們的那位老兮兮病歪歪的著 名等離子物理研究員教授有天壤之別。方教授說話充滿活力，生動無比。那次講 課是在 101大教室，我們150個學生竟沒有一個學生在中途悄悄逃課，這真是個 奇例。當年我那幫驕傲的、經常自以為是的同學們，對老師們是很不留情面的。對於那些上課的效果還不如自學的老師，逃課是我們自然的選擇。我本人就常常 逃課。（當然，有時候也不是老師們的錯，不過是為了睡懶覺而逃課。）

我還記得方教授如何給我們講授相對論。他能夠把研究生院才講授的複雜理論，用非常淺顯易懂的語言講授給我們這些大學生。從伽利略的時空發展到愛因斯坦 -閔可夫斯基時空。我至今還記得他開始介紹四維時空，在黑板上畫出的那個光錐，就像核物理裡著名的費曼圖解釋量子場論一樣簡單明瞭。我不由驚嘆，能將 這麼複雜抽像的知識如此形象化地表現出來，這真是奇蹟。之後，從那個簡單的光錐，方教授又從狹義相對論提高到了廣義相對論。

方勵之教我們的不僅僅是一個概念上的革新，也是一個哲學上的躍進。他教會了 我站在另一個參照系，跳出框框來思維。我不僅學到了物理，還學會了一種人生哲學，用來觀察社會以及不同種類和階級的群眾，努力從他們的參照系來感覺他們、理解他們，也因此對不如我這麼幸運的人更加同情。說來奇怪，有時在如今 我陪伴照顧無家可歸的人們的深夜裡，看到夜晚的星空，我會想起方勵之教的相對論的點滴來。

那時候中國很多有才華的人還沒有從文革的蹂躪中恢復過來，才44歲的方勵之成為當時中國科學院最年輕的學部委員（現稱「院士」）。如今，我腦海裡仍然浮現出當時一個難忘的細節：方教授鼓勵我們努力學習，變成專家。他說：「看，當你通過這個階梯到達高處，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包括可以像我這樣，講話有更多的自由。」

的確，方教授非常博聞廣學，很快就成為學生愛戴的老師。這不僅因為他的物理 知識深厚，更因為他經常談論物理以外的學科，包括社會問題，時事政治等。有 件事情可以證實我的說法：我弟弟四年以後也進入中國科技大學讀書，儘管他學的根本就不是物理，但他聽了比我還多的方教授的教誨。當年紀律嚴密，一個專業學科的教授在其他領域裡獲得名聲，實屬罕見。儘管我不一定同意方教授的一些觀點，比如「通過這個階梯到達高處，你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我還是認為，方教授所特別傳授的西方價值觀念給予當時的年輕人以重要啟蒙，讓包括我在內的大學生們開闊了眼界。

實際上，即使從大學畢業以後，我還常常從其他同學朋友，還有我弟弟那裏得知 方教授的情況。在我離開中國之前，方教授在校外也已是出眾人物，在熱血青年心目中，他是一面高高飄揚的旗幟。那些有理念的熱血青年們真誠地希望中國變得更好，方教授的演講使他們相信他手中握著解決中國難題的鑰匙。方教授的講 授娓娓道來，相比較不像1978年民主牆的一些大字報那樣冒犯當局，那些直言要 求民主和人權、甚至點名點姓反專制的人自然只能進監獄。而方教授常常談到的是世界另一端發生的事情，但我們立即從中聽出端倪。方教授在我們的頭腦裡打開了一扇窗，帶來了新鮮清淨的空氣。他在我們熱切的心上點燃了一把火，但自己卻似乎不會引火燒身。

但事實並非如此。1984年，我到中國科學院總部附近的三里河某處參加同學聚 會，大家熱切議論各種議題，包括如何將中國變得更好。我向大家提出邀請方教 授做一些指導，也許他能將我們和其他類似的人物組織聯合起來。我的大學校 友、在中國科學院黨委工作的馬J立即說：「不行，絕對不行！」他說：「這件事不 要告訴別人：在中科院有這麼一大疊文件，收集和批評方勵之的活動和講演。我們還是不要自找麻煩吧。」馬同學神情惶恐，用手比劃著兩尺高的文件厚度。記 得後來在北京六四屠殺中喪生的郝致京同學，還嘲笑了這個說法。不過，這個內部消息的確不利，破壞了我的願望。

這個內部消息很快就被印證了。1986年，學生運動席捲全國。雖然很多人說它起 始於北京，實際上它起始於合肥，來自我的母校中國科技大學。這次學生運動給 我的不少校友所帶來的代價是他們的學位和畢業證書。我弟弟倖免於難，總算得到了學位，要不然的話也就無法最終拿到密西根大學的博士學位了。我清楚地記 得我母親給在美國的我打電話時的恐懼。她極盡全力阻擾我弟弟上街演說。她表 示站在學生的這一邊，卻又讓我勸阻弟弟，被我拒絕了。我對媽媽說：「這種時 候，我們不去？誰去？」但是我明白，像我媽媽那樣經歷過政治劫難，一生驚恐憂患的人，知道得比我們更清楚。那次3分鐘絕望的電話花掉了近10美元，幾乎等於我母親全月的工資，但她只是說她要保住她獨子的性命和前途。

作為那場運動的精神領袖，方教授付出了巨大代價。1987年初，他被革除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的職位，又和另外兩名著名知識份子劉賓雁、王若望一起被開除黨籍。這兩人後來都逃亡海外，近年來相繼悲慘去世。之後，中共開始洗腦運動，號稱「反資本主義自由化」，並給方教授戴上了試圖在中國推行「全盤西化」的帽子。

1987年1月那是個悲哀的時刻。中國政府清洗了我的母校，解除了兩個校長，一個是副校長方教授，一個是物理學家校長管惟炎，他的解職緣由於對方教授及其言行的寬容和立場上的同情。方勵之沒有能重回科大。1987年1月，寒冬裡我弟弟和許多學生教師們聚集在合肥火車站為管校長送行，很多人眼裡還含著淚水。然而他們到底也沒有見到管校長，官方如此恐懼，竟不讓管校長從合肥上火車！

中共選擇滕籐、彭佩雲為科大的新任校長和副校長，從此黑雲騰膨，校園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政治宣傳材料發到學生手中，洗腦開始了。其中的一個材料是方勵之的講演全集，並標有「（供批判使用）」。平時同學們真正使用政治材料的時刻 是用它們佔據教室和圖書館的座位，因為根本不在乎萬一誰把它們拿走了，偶爾當然也可以當作廁所的手紙。可是，我聽說這次學生們真是欣喜若狂，他們以前 就非常喜歡收集方教授的講演稿，只能手抄還收不全，這次竟如此輕易地就從官方得到了方勵之的「講演全集」。

很快，學校領導意識到了他們的巨大錯誤，宣稱要收回這個資料，以防止方教授的「流毒「繼續侵染學生。當然了，同學們也很聰明地回答：都弄丟了！

著名的中國科技大學，這座中國的頭等學府，曾經是天才青少年嚮往之處，收集 過一半以上來自全國28省市高考第一名。她遠離政治漩渦和獨裁控制的中心北 京，予以我這樣的學生自由獨立思考的空間。然而，從方教授和管教授被踢出合肥的那一刻，這所大學開始潰散衰敗，未能東山再起。到了20多年後的今天，中國科技大學已經在最優秀的中國大學排名榜上名落孫山了。

滕籐和彭佩雲兩人都畢業於中國共產黨幹部培訓的清華大學。他們實行的政治清 洗完全和我們學校的風氣，尤其是80年代中的政策相悖，科技大學從此丟失了曾經一度擁有的無邪自由的氣氛。後來我幾次重返母校，和許多留校的同學交談，大家都特別懷念80年代中期，那個由管校長和方教授執政的年代。

儘管管教授非常溫和，但六四之後，這個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卻長期居住海外，最終不幸客死台灣，始料未及。管教授曾在莫斯科大學接受物理教育，並任那裏的中國學聯主席。我在中國原子能研究所工作時的前室主任徐永昌曾和管校長同學，告訴過我許多管教授50年代在蘇聯的趣聞。

我來到美國後，常常通過校友們瞭解科大以及方教授的情況。1989年1月6日，在 聯合國人權宣言發表40週年之際，自身難保的方教授起草了一封給中國領導鄧小平的公開信。在那封公開信裡，他呼籲釋放已被關押了十年的民主倡導者魏京生 和所有政治犯。這個舉動引發了1989年的民主活動，最終以天安門的血腥鎮壓告終。

方教授的舉動為他贏得了崇高的榮譽和尊敬。人們為他驕傲，不僅因為他的學術 成就，更因為他的大膽直言，以及他為一個更好的社會所做的激動人心的演講和精神貢獻。也許今天，我們可以探討「全盤西化」是否適宜於中國，但是方勵之的 確喚醒了許多人並向他們呈示一些更美好的前景。而我，則因為理念和職業與他 相通而尤其為他驕傲……一個竭盡全力去發現這個宇宙的基本原理和原則的物理 學家，同時也在竭盡全力尋求人類的基本價值，以及人權、自由和民主。這是多麼的崇高！我們曾經期望方教授能成為中國的薩哈羅夫，像薩哈羅夫一樣為國家 帶來改變，哪怕面臨著危險和迫害！

當年在天安門的那些天真無邪的學生們，以及像五月玫瑰一樣鮮艷的民主運動，在那炙熱的1989年6月裡被坦克和機關鎗摧毀了。這之後，方教授不得不逃到美國大使館尋求避難。沒有人能指責他的逃生，但是我聽到許多人說，他們真的希 望方教授能夠勇敢地面對威脅，對鄧小平說：「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

終於，方教授和他家人流亡到海外，許多人盼望他變成中國的薩哈羅夫的願望落空了。方勵之和安德列薩哈羅夫，兩人曾經如此接近，又如此遙遠。他們的選擇暗示了1989年中國相對於蘇聯與東歐的兩個截然不同的命運。

這個事件本身再次展示了，中國知識份子不僅僅需要良知，還需要鐵肩擔道義的 社會責任感。多少年來中國知識份子們曾被歷代王朝僱傭，充當御用文人，討好皇帝；現在的中國知識份子如果想要成為真正的社會精英與道德領袖，就必須站 出來為大眾說話。一個知識份子的真正良知，不僅僅在於呼喚社會覺醒，讓大眾 知道他們有權利做什麼，更重要的是必須有擔當，在學生和平民面臨危難的時 刻，敢於承受更多的、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的社會責任，哪怕是肩負一副永遠也擺脫不了的沉重的十字架。只有足夠多的知識份子具有更多的道德勇氣，甚至面臨死亡的勇敢，我們才可能看到薩哈羅夫、蘇格拉底所完成的業績在中國出現，我們才可能看到加速中國改善的希望。

來美這些年來，方勵之教授在他的學術領域頗有建樹，我也與他見過幾次面。有一次他作為貴賓參加全美學自聯大會時，我坐到他和他的太太李淑嫻邊上，向他表示感謝。感謝他過去那些鼓舞人心的演講和他推動中國進步的行為。但我還是猶豫了，沒有談出我對他的失望。我突然意識到我們之間這種「既相近、又相遠」的關係。

1989年方教授令人失望的選擇常常讓我不安，以致多年來我時常夜裡驚醒。睜大眼睛面對夜晚的黑色，我意識到，中國知識份子所表現出來的良知、道義和擔當精神，依舊微弱。如果不想讓大眾失望，知識份子們必須拿出更大的道德勇氣，身體力行地體現自己信仰的價值。但與其寄希望於他人，我們更應當以身作則，從自己先做起。

──轉自《魏京生基金會》(//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