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8日訊】由於經濟持續低迷，失業人數巨增，失業人數的兩個群體——農民工是因其人數巨大，大學生則是因其受教育程度高——因其特殊性而頗受矚目。事實上除了這兩個群體外，其他種類的失業人數依然是很多的，但官方判斷這兩個失業群體不僅人數眾多，而且是可能的事故高發群體。從穩定社會的角度來考量，牽牛要牽牛鼻子，雖然只注重這兩個失業群體看上去很勢利，但從實際情形來講或許是有效的。但如果官方的重視是口惠而實不至，恐怕你就是將所謂重視的口號喊得再厲害，也於事無補。

一：六十年前大學生失業問題

失業在農業社會沒有受到太多的重視，因為那時的人們缺少流動與遷徙，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使得失業變得比較隱性，所以不可能成為社會問題，受到人們的重視。但自從進入現代社會以後，不管你用待業來做胡蘿蔔，還是用下崗來忽悠，失業的事實總是無法遮掩的。而在所有的失業群體中，大學生作為高學歷失業群體歷來倍受注意。

一個星期前，我在舊攤上搜到了一冊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一日於成都出版的《現實文摘》，其主題重心就是談大學生的失業問題。一九四八年夏天是國共內戰方殷的時候，民眾生活受到諸方面的影響，百物騰貴，物價飛漲，大學生失業問題非常突出。編者寫了一篇《對青年朋友談擇業問題》，其中心內容是四點：一是注意興趣與能力的關係；二是注意身體與事業的關係；三是注意時代需要和國家需要；四是須明了各業情況。應該說這「編者」的話還是中肯的，但在內戰方殷的時代於大學生擇業究竟有何實際用處，恐怕也不能估計過高。更為重頭的是，編輯選發的《一個解決大學畢業生失業問題的具體建議》，是由劉大中、趙人雋、潘光旦、戴世光、王組成、邵循正、吳景超、周先庚這樣一些著名學者聯袂提供的。當然這不是《現實文摘》的原創，而是摘自《新路》週刊第一卷第十二期。

《新路》週刊的編者和作者懂經濟、曉政治、明社會，在國共兩黨之外，他們主張第三條道路。這些知識分子既有大局觀，也有從小處著眼的學術訓練和現實眼光。大局觀表現在，他們認為出現這麼多的大學生失業，「這自然是政治不上軌道和戰亂不停的直接後果。政府對於這兩項至少要負部分責任，對於大學畢業就業應負的責任，就因之而更形加重，不能以財政上或其他困難而圖推諉」（P17）。其小處著眼則表現在，他們利用彼時國民黨欲搞全國人口普查之機，要求政府讓畢業的大學生參與全國普查，藉此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他們所提意見，當然有道理的，但最終因國共內戰形勢急轉直下，而至此項政策根本無法實施。別的問題姑且不論，要做全國人口普查，共產黨所佔領的「解放區」，他們根本就無法進行調查，所以這樣的「全國」人口普查，其付諸實施的可能性並不大。國民政府面對內戰紛爭，根本自顧不暇，哪裡還管得了太平時候才稍微有所重視的人口普查。

「新路」這幫知識分子的務實、理性態度自然是值得稱道的，但面對殘酷的戰爭、紛亂的政局，在制度不上軌道的情形下，貢獻再多的具體意見，一旦沒有比較穩定且易實施的的制度保障，其效果和空談無異。

二：上山下鄉與包分配

肇始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流行於六、七十年代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有諸種綜合的因素促成，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計劃經濟所造成的生產與消費萎縮，從而所帶來的強大的失業壓力。失業問題本應該出台更多合理的經濟政策，以便增加就業機會來解決，但計劃經濟的盲目性，對民眾日常生活必需品的控制，使得龐大的失業人數變成一個敏感的政治問題，必然要用比較強硬和一刀切的方式來解決城市空前的失業壓力。

知青上山下鄉後來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包括知青重新回城，曾給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帶來較大的社會震動。與知青有關的文學（特別是報告文學）及史學作品出籠不少，但知青的研究深度與廣度並不夠。學者定宜莊、劉小萌的知青史，美國人伯恩斯．托馬斯的《上山下鄉》都有一定的價值。但從史料的豐富程度和現實反思程度來看，都不及曲博所編纂的《颶風颳過亞熱帶雨林》，這裡面比較翔實地反應了知青們的掙扎與艱辛，與那些美化苦難的「青春無悔」不可同日而語。我不否認有些人當知青是為了逃離家庭與學校的雙重壓抑，開始的時候新鮮，但久了也未必「無悔」。與此同時，我們更應看到許多人像泥團一樣被推來搡去的命運，我們不應該忘記在不自由的狀態下，人們沒有選擇的權利，給人所帶來的恐懼與無奈。

上山下鄉的知青中，大多是城市裡面的初、高中生或者失業青年，而不是大學生，但他們的上山下鄉與大學生的包分配是有連帶關係的。一個國家的就業空間只有那麼大，被必包分配的大學生給佔領了，而那些初、高中生或者失業青年的空間就必然有所壓縮。大學生的學歷優勢給他們帶來了就業優勢，這在九十年代初包分配之前，也依然明顯。人們把包分配的制度叫做「吃商品糧」或「吃皇糧」。換言之，再大的就業壓力，也可以保證大學生衣食無憂。這也是七七年恢復高考後，到八十年代末，高校毛入率低，對大學生需求比較旺盛的情況下，大學生被視為「天之驕子」的現實背景。

「天之驕子」的光環不僅是供不應求的現實需求造就的，更主要的是很多年的高等教育被破壞的一個必然結果。但這並不能說明，大學生的就業在八十年代就沒有問題。包分配既是計劃經濟的產物，也是控制大學生的有效武器，不服從分配者其命運是比較慘的。再者，包分配所造成的畢業分配中的舞弊和不正之風，也絕非個別現象。同時，包分配中的學非所用、專業不對口等現象造成的資源浪費，也遠遠被低估，其實這也是剛性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必帶來的嚴重副作用。

三：如今的現實

儘管官方做了些掃盲和「普九」的努力，但由於我們教育經費投入很少，且本應免費的義務教育名不副實，所以導致許多適齡兒童無法上學，或者無法完成普九義務教育，從而因為政府的失職而人為地造成了許多文盲和半文盲。由於人口基數龐大，中國是個文盲和半文盲人數眾多的國家，自然高校的毛入率與發達國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即便在高校擴招十一年後的今天依然如此。

緣起於1998年的高校擴招，其實也是為瞭解決失業人數的問題，而非高等教育自身發展到了有可能接納更多大學生的地步。為了延展那些本來可能在高中就失業的人之就業時間，同時為了讓更多的家長投資其子女讀大學，拉動經濟，減少就業壓力，所以擴招成了勢所必然的政府行為。但這種看上去很美，卻不進行一系列配套改革的短視行為，必然會以另外的方式報復回來。今天高校師資配備等軟件很差，校區建設等硬件也緣於高校向銀行瘋狂貸款而無度擴張，從而造成學生受教質量嚴重下滑。沒有學到真知也就罷了，連就業的前景也一年惡似一年，在目前經濟危機的大背景下，使幾百萬大學生及其家庭，處於一種朝不保夕的恐慌狀態。這種擔心無法就業的「懸置」狀態，已使學生自殺、家庭憂慮，從而成為一種不可漠視的社會問題。大學生不僅學歷高，權利意識遠高於中國社會的平均水平，而且容易形成「群體作業」，這使得他們的就業問題變成政府極為關注的敏感問題。

對於大學生的就業問題，有許多人開了方子，看上去有針對性，其實收效不大。問題出在什麼地方呢？出在制度不變革。制度不變革，即想真切地解決就業問題，就像蔡桓公諱嫉忌醫卻想要起死回生，注定會落空。比如主張學生到基層、到西部去就業，還因此提供了物質補償和讀研優先等條件，但其吸引力依舊有限。問題出在戶籍制度的不能自由流動、基層的發展與上升空間差、農村的進一步改革動力不足而導致對大學生人才的吸納力差等。現在你強調學生到基層或者西部就業，不可能採用像知青上山下鄉時的強逼或者變相強逼等辦法，所以不在制度創新上下功夫，可以說大學生的就業問題是道無解題。

制度創新問題說起來深奧，其實放棄經營和管理壟斷，使得更多的民營資本能進入被國家壟斷的行業，就可以激發市場的真正變革。比如出版行業的書號採取登記證制度，使書號不再成為稀缺資源，讓民營資本自由進入書業辦出版社，減少各種不必要的成本，必然會帶動整個書業的繁榮。而書業的繁榮，特別能給學歷比較高的大學生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依此類推，其他行業也應該使競爭更合法而自由，而不是自劃牢籠自限門檻，受計劃經濟的捆綁而窒息。整個中國的經濟危機，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經濟危機，有很大的不同。除開我們的金融體系因沒放開避免了一些震盪外（當然短期內的避免震盪，並不表明遠憂不烈），更重要的是，我們的經濟危機與我們的制度創新不夠、政治改革不力，有相當大的關聯。如果說民主自由國家的經濟危機是因為市場在某種程度上，因其不完備而造成的失靈的話，那麼中國則是在許多領域內市場競爭不充分所帶來的惡果。在中國，有的人反對進一步深化市場改革，反對更加充分競爭的市場經濟，就像一個餓漢害怕長胖一樣可笑。

2009年4月13日凌晨於成都

──轉自冉雲飛博客(//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