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3日訊】這是我的親身經歷，這是我的悲慘遭遇，這是我的血淚所說！

初侵權

我叫蔣祥生，湖南邵陽人，生於一九五三年，專科學歷。一九七三年三月參加教育教學工作。從教小學到教中學，凡二十餘年，常風裡來，雨裡去，矢志不移；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可以問心無愧地說：我美好的青春年華，已奉獻給了祖國的教育事業。

有道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一九九三年，縣政府以我八十年代超生一孩為由，強行將我開除。開除時，沒有給我分文補助費；開除後，既剝奪了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又剝奪了我的生存權。可憐我家中上有老，下有小，卻生計無依，生活無靠；日欠充飢之糗，夜缺御寒之衣；時有餓死之憂，常有凍斃之虞。

從此以後，我飽受歧視，歷盡煎熬，櫛風沐雨，度日如年！

再侵權

二OO四年九月，聞知與我同一紙通知開除的彭家仲、鄧發生等人已恢復職務。於是，我也寫報告，具申請，請求復職。然而因朝中無人，家貧如洗，既無關係，又送不起禮。雖歷三載奔波，仍舊依然故我！哎！彼，人也，予，人也;彼超生能復職，而予超生卻不能復職？公道安在？天理何存？

二OO七年八月，我與我市六十餘名維權老師一道，自發的來到北京。也曾去信訪局上過訪，也曾到新華社去哭訴，然都無濟於事。八月十八日上午九時，五十一名走投無路的維權教師，被迫到天安門跪拜國旗。

我沒有參與拜國旗。八月二十九日深夜十點多，大柵欄派出所兩個民警，衝進祥倫旅社我住的房間，無緣無故的將我抓走，交給我們地方公安。八月三十一日，我被地方公安押回邵陽縣公安局，迅遭嚴審。下午七時許，在未辦任何手續的情況下，辦案人員遂以「聚眾擾亂公共秩序」的莫須有罪名，將我押進邵陽縣看守所。九月三日，才補辦刑事拘留通知書，卻並未通知我的家人。

在刑拘期間，我不但多次被提審，並被冠以重大政治犯之名而全期封監，不准親友會見。尤令人痛心疾首的是：縣政府竟指派電視台記者到獄中，強迫我拍攝電視錄像。受此侮辱，令我痛不欲生，生不如死！刑拘三十天期滿後，仍不放我出獄，又強迫我家人辦「取保候審」手續。至今尚未解除「取保候審」，不知我要候審到何時？

又侵權

二OO八年十月，含辱蒙冤的我，冒著生命危險，再次赴京。我只是將書面材料郵寄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全國人大、中紀委、司法部、公安部等部委。然而，這些控訴材料幾經輾轉後，又落到了我們地方官員的手裡。於是乎，地方官員對我恨之入骨，預置我於死地而後快。他們一方面組織力量上京抓捕我，一方面在網上發出通緝令緝捕我，另一方面動員我的家屬誘捕我，更可鄙的是：竟買通北京警方捉拿我。

我只不過依法維權罷了，又何罪之有？竟要如此興師動眾，好像挖了他家祖墳似的。

二OO九年二月十三日，是個非常倒霉的日子。上午十時許，我正在租住屋內看報紙，被順義派出所的民警莫名其妙地強行帶走，交給了邵陽政府。

二月十五日，我被押回邵陽縣，立即突審，因無違法行為，辦案人員說：你寫個不再上訪的保證書，交納一萬元的保證風險金，就回去算了。我拒絕了。他們去找領導匯報還是請示我不知道。久之，辦案人員來說：蔣書記很煩心，在發脾氣，說一定要刑事拘留不可，我們沒辦法了。

我無任何違法行為，僅憑縣委書記的一句氣話，又無辜地要坐三十天牢。真是官大壓死人啊！刑拘期間，縣政府指使看守所變著法兒磨我。本來我當進老年監，可偏偏送我進「老虎監」，意欲要將我骨頭磨成水。

在閻羅寶殿捱過三十天後，縣政府仍不放我。又瞞著我召來我鎮政法書記劉軍方來辦「取保候審」。我哪這樣背時，第一次「取保候審」尚未解除，第二次「取保候審」又接踵而至。我若繼續維權，難免還會有第三次，第四次……

我這次從看守所出來後，已受到嚴密監控，沒有半點人身自由和通訊自由，且隨時都有提審之憂。

前不久，我國政府制定並公佈了《國家人權行動計劃》，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我相信：堂堂華夏之國，泱泱禮儀之邦，英雄豪傑輩出，仁人志士不窮，包公會再世，海瑞能重生。基於此，我更堅信：世上總有陽光，黑夜畢竟很短！

湖南邵陽冒死維權教師蔣祥生
二OO九年五月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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