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9日訊】只要有機會，共產黨總是不忘信誓旦旦地向世人表白，自己和人民是僕人與主人的關係，自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謀幸福的。果真如此，它倒也真稱得上「光榮偉大正確」了。然而事實究竟如何呢？
一個眾所周知的常識是，不論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物質財富都是勞動者創造的，政府本身從來都不是物質財富的創造者。不過，政府雖不創造財富，但卻是財富的獲取者之一，更是財富的分配和使用者之一。政府獲取多少財富，特別是如何分配和使用它所獲取的財富，讓誰受益，再直接再充分不過地體現了政府為誰服務，為誰謀利益的問題。在這一點上，最有說服力的當然是數據。那麼，就讓我們來算筆賬，看看共產黨到底是不是像它一貫表白的那樣，是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謀幸福的。
一.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確實積累了大量的物質財富，且不論取得這些財富整個中華民族及其子孫後代為之付出了怎樣巨大的代價，付出這樣的代價究竟是否值得，單就它們的歸屬來說，大家共同關心的是：哪個群體從中得到的財富最多？誰是「改革開放」最大的受益者？
按照美國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教授陳志武的研究，現今的中國社會主要包括三大群體：政府(包括中央、省以及地方政府)、城鎮居民和農民。如果以1995年的100為基數，到2007年中國的財政稅收總體增長了5.7倍，達到670，平均每年上升16%；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2年裡增長了1.6倍，平均每年增長8%；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1.2倍，年均增長6.2%。可見，國家財政稅收的增長要遠遠高於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
所謂國家財政稅收，或曰政府的收入，也就是政府獲取的物質財富，。如果我們把國家的物質財富看成一個「大餅」，那麼一個國家財政稅收的增長遠遠高於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究竟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政府從這個「大餅」中獲取的份額越來越多，而城鄉居民獲取的份額則越來越少。換句話說，財富越來越多地流進了政府的腰包，而不是老百姓的口袋，「改革開放」最大的受益者當然是政府。經濟學家把這種狀況稱之為「國富民窮」。而在黨政不分，黨領導一切的中國，所謂政府，其實也就是黨。所以說到底，「國富民窮」實際上也就是「黨富民窮」。
二.
相對於裝進政府口袋裡的財政收入，政府花出去的錢則叫財政支出。共產黨為誰服務，為誰謀幸福，不僅要看它獲取了多少財富，更要看它是怎麼分配和使用這部份財富的，也就是要看政府財政支出的結構，看政府是怎麼花錢的。
按照民主社會的準則，政府財政支出最基本和最應該優先保證的部份，理應是對包括社會保障、教育、醫療保健和公共服務在內的公共福利的投入，而不是政府花在自己身上的那部份錢，即政府自身運轉所需要的行政管理費（又叫行政成本）。在西方國家，這一點早已成為現實。中國則相反，政府財政支出的前三項中，比重最大的是行政管理費，其次是經濟建設費，而直接投入公共福利的支出所佔比重最小。
具體來說，西方發達國家用於公共福利的支出普遍佔到政府財政支出的70%-80%，而中國只佔25%。相反，在行政開支方面中國卻是全球最高的。如2006年中國行政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18.73%，遠遠高於日本的2.38%、英國的4.19%、韓國的5.06%、法國的6.5%、加拿大的7.1%以及美國的9.9%。若加上預算外支出，估計中國的實際行政支出至少占政府全部財政支出的 30%以上，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25%。從1982年到2005年，中國的公共福利支出增長了36倍，行政管理費則大幅攀昇到了76倍。因此有專家稱：「我們擁有世界上最昂貴的公務和最昂貴的政府！」與之構成正反對照的是，根據中共中央黨校社會學教研室教授吳忠民的測算，中國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排名倒數第一，比非洲的貧窮國家還要低。
可見，西方發達國家的財政是以納稅人為本位的民生財政，而中國的財政則是以政府為本位的官員財政，重心截然相反。
三.
那麼，在這種政府本位的財政體制下，中國政府對公共福利的低投入究竟又低到何等程度呢？我們先來看教育。
在現代化過程中，各國都把發展教育事業視作實現現代化、振興國家、進行國際競爭的戰略性產業。據聯合國統計，世界百萬人口以上的 130個國家平均公共教育經費占GNP的比例由1980年的4.4%提高到1996年的4.8%，低收人國家由3.4%提高到3.9%，高收人國家已達5.5%，其中美國、加拿大、丹麥、瑞典等國高達7%～8%左右。由於教育經費的增長快於經濟的增長，各國教育彈性係數均在1%以上。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公共教育投入占 GDP的比例至今一直徘徊在2%左右，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從歷年的情況來看，1970年占1.2%， 1985年占2.8%，1995年～1997降至 1.8%，2003 3.1%， 2005年占2.8%，排在世界各國的末尾，比非洲窮國烏干達還低。由於公共教育投入長期落後於 GDP的增長，中國的教育彈性係數一直低於1%；按人口平均計算，2003年為290元，僅35美元，相當於美國20世紀90年代1400多美元的2.7%。
四.
我們再來看醫療衛生。
中國政府對醫療衛生的投入明顯低於全球絕大多數國家，而且占GDP的比例長期徘徊在 0.4%～0.5%之間，並呈歷年下降趨勢。更嚴重的是，就是這部份很少的投入大多也都用在了公務員身上。中國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曾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健康產業論壇上披露，中國政府每年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都是花在了850萬黨政幹部身上，其他13億人只分到20%。
再從政府投入占醫療衛生費用的比例來看，以2000年為例，發達國家的政府負擔了全國醫療衛生總費用的73％，新興國家的政府負擔了70％，最不發達國家的政府負擔了59.3％，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政府負擔了57.2％，而中國政府只負擔了39.4％。
1998年前，擁有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正式編製的人，才能享有公費醫療的權利，其他人都是自費醫療人群。現行的醫保方案雖然是全民醫保，仍然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和不公，只有公務員才由財政兜底，平均可以報銷醫療費用的90%以上；而城鎮職工這一比例是70%～80%，城鎮居民(俗稱一老一小，指沒有工作單位的城鎮居民)只有50%左右，到了農村則只有30%，甚至更低。
據衛生部第三次衛生服務調查，目前中國50%以上的城市人口、87%的農村人口無任何醫療保障。城鄉低收人者應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達41%，應就診而未就診採取自我醫療的比例城市占47%，農村貧困地區未就診、未住院比例高達70%～90%。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今天中國有近九成農村人口和近五成城市人口在遭遇疾病風險的時候無法得到政府的救助，處於生不起病、看不起病、吃不起藥的境地。很多家庭往往因為一個親人身患惡疾就傾家蕩產，更多的農村老人有病只能抗著忍著，根本不敢去醫院。媒體經常報導無名病患者孤獨地坐在藥店邊或躺在路邊死去的消息。
五.
那麼，在政府本位的財政體制下，中國政府昂貴的行政管理費用究竟又高到何等程度呢？公務員的收入和黨政官員的職務消費向來是行政管理費用的主體，就這兩者而言，它們無一不與中國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費構形成了懸殊的反差。
我們先來看收入。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扣除價格因素，2007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78年實際增長6．5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6．3倍。至於這期間公務員的收入增長情況，目前筆者還沒有見到官方發佈的數據，但有資料表明，從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間，中國的行政管理費用從不到50億元升至7000億元，增幅高達140倍，而且近年來年均增長達23％。既然25年間政府的行政成本增長了140倍，遠遠高於同期城鄉居民收入6倍多的增幅，而公務員的收入又是政府行政管理費用中的一個主要部份，據此不難推斷，這期間公務員收入增長的幅度肯定也要遠遠高於同期城鄉居民收入的增幅。而這和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實際感受也是一致的。
前不久，有位網民描述自家的情況說，他母親2004年從國有企業退休，經過三次企業養老金上調，退休金才剛過1000元。退休以後，到一民營企業當了名倉庫驗料員，工資700元，父親與母親同在一家單位，內退後每月只開工資1000元。為了改善一下家庭收入，也去打了份工，工資800元。他自己2004年大專畢業，現在在一私人企業負責行政後勤，這幾個月由於受經濟危機影響，工資降至1100元左右。全家人五份工作，總收入才4600元。而他的的大姨夫，原是市政府一部門的一個小頭頭，退休金高達4700元，據說還要漲。他感歎說，「爸媽和我五份工作的工資總和還趕不上一個公務員的退休金，想想寒心啊！」這篇題為《五份工作趕不上一個公務員的退休金》的帖子，從一個側面生動地反映了大陸黨政官員與普通百姓的收入差距之大！
六.
消費方面的反差同樣驚人。
根據經濟學家陳志武的研究，今天中國民間消費水平稀有地低。1951年，中國的民間消費占當時GDP的68%，政府消費是GDP的16.5%，而今天民間消費只是GDP的37.5%，政府消費是GDP的28%。相比較而言，今天韓國和日本的民間消費分別占GDP的52%與55%，巴西民間消費占59.9% ，印度為55%，美國最高，民間消費是GDP的71%。陳志武認為，「這說明過去幾十年的制度安排，把收入和財富逐步從民間轉移到政府手裡，讓民間變得更窮，而且支撐這種轉移的制度還沒有改變。」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07年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比1978年實際提高7．2倍。而在從1978年到2003年期間，中國公務員的職務消費則增長了140多倍，佔全國財政總收入比例從1978年的4％上升至2005年的24％，增幅接近l／4。
什麼是職務消費？通俗地說，一個人在政府部門擔任了某個職務，於是乎他個人的吃喝玩樂便都由公款支付，而且職務越高，公款消費的權力便越大。所以，職務消費說到底其實就是赤裸裸的特權消費。
「三公消費」（即公款消費、公車消費和公款旅遊）的急劇膨脹是大陸黨政官員職務消費高速增長中最惹眼的風景。據官方媒體披露，目前全國每年公車消費4000億元左右，公款招待吃喝玩樂2000億元左右，公費出國3000多億元左右。以上「三公」消耗共計9000億元左右。儘管每年中共「兩會」上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慷慨陳詞，新聞媒體口誅筆伐，而公款不合理消費的這「三座大山」卻是年復一年「我自巋然不動」。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今天的中國老百姓依然過著遠算不上富裕的日子，有相當一部份人甚至還沒擺脫貧困，但自稱是「公僕」的黨政官員們卻拿著納稅人的血汗在肆意揮霍，盡情滿足自己的私利和私慾。
由於官方的封鎖，目前我們還無法掌握全部統計資料。儘管如此，憑以上所列舉的一系列公開數據，我們也已完全足以對共產黨究竟為誰服務，為誰謀幸福的問題做出應有的判斷了。
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基本事實是，共產黨從社會財富的總盤子中拿走的份額越來越多，而創造這些財富的勞動者拿到的部份則越來越少。當然，如果拿走這些巨額財富後，共產黨能把其中的主要部份用來改善民生，那也是件好事。但實際上被它用於改善民生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份，而大部份財富都被它拿去滿足自身的私慾，揮霍掉了。換句話說，「公僕」的花費，遠遠超過用於民生的經費，擠佔了「主人」的用款。這樣的黨究竟是在為人民還是在為自己服務，為人民還是為自己謀幸福，那還不是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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