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8日訊】（大紀元記者吳雪兒香港報導）香港人任文芳過去7年的日子裏，都在對人歡笑背人垂淚的痛苦中渡過。母親陳華英多年在中國大陸上訪的經歷，讓她有一種內疚感，認為自己當初不應該天真地鼓勵母親到北京上訪，致使老人家飽受冤屈，一次又一次失望而回，更遭到有關當局的恐嚇。任文芳一直為遠在家鄉的母親擔驚受怕，在最絕望的時刻，她甚至想到要和中共同歸於盡。4月3日，中共衛生部專家委員、北京大學司法鑒定室主任孫東東，在《中國新聞周刊》發表一篇題為《孫東東：把精神病人送到醫院是最大的保障》。任文芳看後感到很生氣，她說，孫東東所言的非他個人所想的，而是中共針對上訪人士訂下的未來「國策」。她預計今後大陸上訪民眾的上訪路走得更艱難。採訪期間，任文芳更毅然退出中共少先隊。

2002年5月31日，任文芳83歲的外祖母劉雪貞於福建省三明市沙縣的家中，遭孫女婿陳松殺害，屍體遭分屍6塊。案發後，公安簡單錄過口供後，判決書很快出來，判決書上只說已經把陳松處決了，整個調查過程只花了半年時間，有關當局並沒有向任文芳一家清楚解釋案情，也無從確認陳松是否已經服刑。

兇手為公安局長親兄

任文芳母親陳華英相信陳松只是從犯，而真兇是在背後教唆的岳母方喚霖，亦即受害人的大兒媳。陳松的親弟弟於案發時為當年福建省沙縣公安局局長。

母親的慘死讓陳華英很希望可以弄清老人被殺的來龍去脈，曾多次向公安機關和有關部門反映。陳華英首先到沙縣公安局反映，卻遭到痛罵，並叫她離開。接著陳華英到福建省三明市的公安局反映，見了縣政府的官員、政法委書記，得到的回覆是「人都被槍斃了、已經結案了、沒有證據」。陳華英曾嘗試找律師事務所，但沒有律師願意接她的案。據說，有關方面已經交待好，任何律師都不能插手這宗案件。就連打字中心，都不敢幫陳華英打字或複印有關案情的資料。

因為縣裏的人都不願幫她寫上訴材料，說縣裏有警告，即使熟人也因為怕得罪當地政府而不敢幫忙。目不識丁的陳華英用剪刀和膠水併貼，並到處請教不同人士一些句子如何表達及寫得通順，結果花了一年時間才把控告書寫下來，交到任文芳手上，「我看著全是錯別字的材料，心都碎了。」任文芳說。

「就是去中央上訪爛了也不給解決」

2008年9月10日，三明市公安局長接待日，陳華英也去了，三明市公安局副局長陳勝華是兇手陳松哥哥的老同學，見到陳華英和一些訪民便破口大罵：「滾出去，你們就是去中央上訪爛了，也不給你們解決！」

當時陳華英痛哭至暈倒，在心情受盡打擊的情況下，就在當天回家途中給電單車撞傷了。當時陳華英決意不讓公安局知道，免得換來落井下石的嘲弄，便自行到醫院求醫。

當時任文芳也打電話到三明市公安局質問他們為何要如此凶惡對待陳華英，得到的回覆是，對方否認對陳華英態度惡劣：「我們對她很好呀！」還說陳華英有精神病，著任文芳帶陳華英去看醫生。任文芳回答說：「我最清楚我媽媽，跟她說話有條有理！」

陳華英對公安局指稱的回應是：「他們說我有病，我如果有就是他們逼出來的。」

眼見投訴無門，陳華英不知從哪裡打聽到，可以到北京上訪，第一次去了北京，陳華英高興地對任文芳說：「孩子，我們有希望了，現在中央政府有文件下來，可以讓有冤情的百姓去上級信訪局上訪。」

第一次去北京，陳華英獲得接見，對方收下材料後，著陳華英回去等。當時任文芳和家人都滿懷希望支持陳華英，任文芳更鼓勵陳華英繼續上訪反映意見，「但沒想到換來的卻是媽媽的眼淚，官員的辱罵和關押。」

要交上訪材料先要接受拘留

等久了，沒有消息，陳華英再次到北京，前後到過北京上訪4、5次。上個月中共全國人大及政協「兩會」會議期間，陳華英再次到北京上訪，當時陳華英和6、7位老太太一起做伴，當中有人得到靈通消息，說歐盟有官員去北京。

3月9日她們決定去截車，一行人脆在接待歐盟官員的車前不動。當時一位中國年輕人下車，禮貌地問她們因何事要截車，她們表示有冤情，年輕人著她們交出上訪材料。年輕人拿到材料後便打電話，接著就對陳華英說：「如你願意接受拘留，就可以幫你解決問題。」在絕望中，陳華英對這種不合理的「條件」欣然接受了。就這樣被關到看守所。

就這樣，陳華英失蹤了兩天，直到沙縣公安局打電話給任文芳家人，才知道陳華英被關押了。沙縣有關人員於3月14日到了北京，匆匆把陳華英帶走，連行李、身份證都沒有討回。當地公安一直不幫陳華英拿回身份證，最後是陳華英的親戚幫忙要回來的。

而陳華英被送回家後，一直受到有關當局的恐嚇，一次恐嚇要把陳華英國內女兒的社交舞教室的執業證取消；又恐嚇陳華英要取消她弟弟的執業牌照。

4月6日，公安局要求陳華英去走一趟。在場的有婦聯辦、政府上訪部官員、政法委書記、當地公安等人，公安稱該次會面的目的是「協調」，但他們叫陳華英死心，指每次她一上訪就會令當地被罰款及扣分，並恐嚇陳華英說，如果她再次到北京上訪就會判她刑。

公安又對陳華英說：「這是你的家事，是孝順和道德的問題，叫你兒子賠償吧！」

會面過程中，一直有自稱是記者的人士錄影。任文芳和陳華英均認為很可能所傳達的訊息是黨正在為訪民解決問題，畢竟畫面和事實不合是很平常的事。

任文芳說，知道陳華英上訪，又不能在身邊，可以做的就是每晚打電話，「聽到她平安就好了。」

母親被抓後，任文芳和香港的友人交談，友人勸她說：「在中國國內你們一定要懂得死心、認命，你外婆的性命是連一隻螞蟻也不如的！根本沒有公義存在，否則會把自己推向深淵！」聽了友人的勸說，任文芳當天下班，人站在巴士站不能自我地哭，當時很想到立法會、中聯辦遞交請願信，但心裏很清楚知道都不會有任何結果。當時就感到很無助。

任文芳說，她對中共的控訴並不始於母親上訪，而是小時候已經很不喜歡身邊的環境，質疑為什麼看醫生要給紅包，要看人臉色。

「小時候我經常唱的《社會主義好 共產主義好》，現在想起極其愚蠢，在中國我們百姓的性命連一隻狗都不如，中共是土匪惡霸、腐敗、造假之黨，恨不得有一天有顆炸彈讓它滅亡。我和媽媽也願意與它一起滅亡，因為我們在中共腐敗政府下生活已沒意義了！」

退出少先隊

採訪期間，任文芳更毅然退出中共少先隊。

這種想法不時出現在任文芳腦海中。過去幾年的痛苦也不能在自己家人面前表現出來。上班時感到很難過時，就到廁所裏哭。

任文芳看到孫東東的文章後，感到很生氣，她認為，所謂專家，沒有中共在後台撐腰，是不可能寫出這種文章的，而文章的內容正是中共準備下一步如何整治訪民的「國策」。痛苦的經歷也讓任文芳得出一個結論：「信訪辦是做給外國人看的！」(//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