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8日訊】上世紀七十年代美國和中共建交是基於共同抗衡蘇聯的擴張這一戰略目的，直到1991年底蘇聯解體為止，共同抗衡蘇聯一直是中美關係的基礎。蘇聯解體之後，這種基礎已不復存在。尤其當中共在1989年所製造的六四屠殺使得這個共產主義國家在國際上陷入空前的孤立之後，蘇聯出人意料的驟然解體對中共政權無疑是一個沉重打擊，因為蘇聯的解體不僅使得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徹底破產，而且讓中國作為世界上僅有的少數幾個共產主義國家中的「老大」，陷入所謂「敵對勢力」 的包圍之中，更重要的是蘇聯的解體使得原有的中美關係賴以存在的共同利益基礎不復存在。這一切都讓當時的中共惶惶不可終日，從上到下普遍都有大難臨頭之感。

在「亡黨」的深刻危機面前，原本已經隱居幕後的鄧小平罕見地高調出山，向當時熱衷於清算趙紫陽改革路線的江澤民、李鵬等政治局常委發出了「誰不改革，誰下台 」的最後通牒，一舉扭轉了六四之後普遍向「左」轉的政局，中國從此沿著官僚買辦資本主義的道路一發不可收拾。中共至今普遍吹噓鄧在1992年初的南巡，而掩蓋了鄧此舉是在蘇聯垮臺之後被迫向美國樹起白旗的實質。作為一個經驗豐富的政治老手，鄧非常清楚蘇聯的解體意味著當時因六四屠殺而正在遭到國際社會孤立的中共將被迫取代蘇聯的位置成為美國的頭號敵人，如果當時領導美國的是一貫「宜將剩勇追窮寇」的毛澤東的話，那麼中共用不了多久就會步蘇共的後塵。正因如此，鄧才會在蘇聯解體後不惜以最後通牒的方式急切扭轉當時江澤民等人所奉行的左傾路線，其真正用意在於向美國樹起白旗，以淡化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奉送經濟利益為條件換取美國對該政權手下留情。

如果當時美國的領導人具有長遠的戰略眼光，那麼今天美國人就無須為朝鮮的導彈與核武器而煩惱了。對中共來說，最幸運的是鄧所擁有的絕對權威、他對形勢的清醒認識和他一貫所表現出的果斷。對美國來說，最不幸的是沒有能夠在當時把握住推翻中共專制、催生民主中國的大好機會，在尼克松主義的錯誤外交路線之後繼之以更為錯誤的克林頓主義外交路線。前後三十年時間，美國硬是用本國的雄厚資源將中共這只奄奄一息的病虎養成現在張牙舞爪的惡虎，並且正在為此付出越來越沉重的代價—包括當前正在持續的這場經濟危機。

在蘇聯解體之後，儘可能地討好美國、迷惑美國就成了鄧小平一切政治行為的最大出發點。江澤民能夠藉助鄧的勢力扳倒楊尚昆兄弟，不僅僅是曾慶紅通過鄧樸方挑起了鄧對軍中勢力強大的「楊家將 」的猜忌，還有一個長久以來為人們所忽視的重要原因是在當時的情況下鄧的取捨要考慮到美國的觀感。政治權力不會出現真空，從來就是此消彼長。軍中有一個強勢的「楊家將」，江澤民勢必不安於位，而江的失勢則意味著他的政敵楊尚昆、李鵬等人的得勢。而後者由於在六四中所表現出來的強硬，勢必被美國視為中共內部的頑固派。如果讓美國認為中共內部頑固派的勢力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那麼很可能促使美國從此走上對中共更強硬的道路，而這正是鄧所最擔心的。相比之下，江澤民因為手裡沒有沾上六四的血，所以美國人對他很可能還抱有幻想。而扶植江澤民，把「楊家將」踩下去會讓美國人覺得中國的政局出現了不利於頑固派的變化，至少會讓他們繼續觀察下去，而不至於將針對中共的強硬措施立即付諸實施。而此後江澤民所表現出來的「戲子」天分和他在對外場合扮演「開明派」的成功也是鄧繼續支持江澤民，並不惜拋出在六四中擔任重要角色的陳希同來換取上海幫在北京站穩腳跟的重要原因。

直到「1999年7月之上，恐怖大王從天而降」（《諸世紀》）的那一天為止，江澤民一直遵循著鄧小平的路線走官僚買辦資本主義道路，扮演一個美國眼中的「開明派」。然而對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修煉團體長達十年之久的全面、血腥的迫害以及活摘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這一駭人聽聞的罪行的曝光終於讓全世界看清了江澤民兇殘偽善的真面目。

在過去的十餘年中主導中美關係的另一位關鍵人物，前中共總理朱鎔基也同樣是在蘇聯解體之後受到鄧的提拔重用，在1992年晉陞中共政治局常委，從而進入中共權力金字塔的最高層。鄧重用這位受到陳雲等黨內左派普遍猜忌的人物主管經濟，不僅僅是因為看好朱的強勢作風能夠強力推行他所期待的經濟改革，還因為朱是深受美國欣賞的「開明派」。鄧對江、朱二人的破格提拔與大力支持說穿了是需要通過這種人事佈局向美國表明「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誠意，以換取美國對中共政權的容忍。

應該說鄧對朱鎔基沒有看走眼，在此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朱鎔基成了中國的經濟沙皇，而朱對中共最大的貢獻在於在蘇聯解體後為中美雙方的利益找到了新的結合點，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新的中美戰略格局。我將此格局稱之為「雙塔」（The two towers），即中南海弄權的黑塔和華爾街煉金的白塔之間的戰略合作關係。扼要地說即中南海成為華爾街在中國的經濟利益的代理人，而華爾街成為中南海在美國的政治利益的代理人。以1999年中美雙方就中國加入WTO完成貿易談判為標誌，這種「雙塔」戰略格局正式確立。而江澤民、克林頓和朱鎔基三人對此 「雙塔」格局的形成起到了決定性的推動作用。這二十年間，代表大官僚、大買辦和大財團利益的江澤民路線改變了中國，在這條路線的領導下，中國走向了全民為美國打工的道路。與此同時，克林頓也改變了美國。

在過去的十年裡，這種「雙塔」格局不僅主導了中美兩國的關係，而且對全世界造成了重大而又深遠的影響。今天，中美兩國乃至全世界正在經歷的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這種「雙塔」格局所留給我們的遺產。然而，2008年始發於華爾街的金融風暴以及它所帶來的這場經濟危機不可挽回地、徹底地改變了過去的一切。「雙塔」格局實際上已經破局，而這種破局意味著在過去的近二十年中，在蘇聯解體之後維繫著中共和美國關係的共同利益基礎已經不復存在。無論是否情願，無論如何掩飾，雙方都必須面對這一無法迴避的現實，雙方也都不得不從新評估中美關係的現狀以及今後的走向，在此基礎上選擇對自身最有利的政策。

當前中美關係正處於十字路口，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公開挑戰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的舉動正是在這個關鍵的節骨眼上出現的。而且周小川拋出不利於美元的言論後不久，中共又有一位重量級人物—主管金融的副總理王岐山公開對此表示支持，這表明周小川的言論絕不只是他個人的立場。不僅如此，俄國和巴西也馬上表明了相同的立場，聯繫到不久之前中共分別與俄國和巴西簽署了貸款換石油的協議，以中共一慣使用的「統一戰線」伎倆來看，這種巧合無論如何脫不了 「反美元統一戰線」的嫌疑。

在美國正面臨二戰以來最嚴峻的經濟挑戰之際，中共突然對美元發難，此事本身就已十足詭異，更何況挑戰美元的急先鋒竟然是周小川，這就更讓整個事件顯得波詭雲譎。眾所周知，周小川是前經濟沙皇朱鎔基的親信，而且周的父親周建南曾任機械工業部長，是江澤民的老上司，周小川的仕途也與江澤民的提攜有關。按照正常邏輯來分析，周小川本人既是中美「雙塔」格局的主要受益者，同時又是主要的維護者。而這種「雙塔」格局之所以能夠成立並在過去十餘年中成功主導中美關係，那是以美國不挑戰中共的核心政治利益以及中共不挑戰美國的核心經濟利益為前提的。問題在於美元恰恰是美國的核心經濟利益，尤其在這場異常嚴峻的經濟危機中，美元更是無可替代地成為美國經濟的最後一道防線。身為「雙塔」格局的主要局中人之一，周小川本人應該非常清楚他對美元的發難顯然逾越了美國的底線，更何況是在美國正遭受戰後最大的經濟危機這一困難關頭。周小川的發難無異於落井下石，從背後捅了美國一刀。那麼周小川為何要明知故犯呢？又是什麼促使他這麼做的呢？

要解開這一謎團，首先必須瞭解周小川目前的處境。首先我們可以肯定，在事關中美關係這一重大問題上，周小川絕對不是一個決策者，充其量只是一個執行者。也就是說，周小川只是代人發聲，而他身後地位更高的大人物才是真正狙擊美元的黑手。其次我們可以觀察到，去年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近幾年對外投資，尤其是對美國投資的巨大損失不僅遭到曝光而導致輿論大嘩，並且在國內互聯網上流傳甚廣的一篇文章中，更是大曬中國金融高層的黑幕，其矛頭直指朱鎔基家族及其親信，而周小川恰恰是其中之一。朱鎔基在位期間，其強勢作風為他樹立了許多有權勢的敵人，這些人是絕不會放過這一良機的。必然會有人藉此攻擊朱鎔基和他至今盤踞在金融高層的親信，並企圖染指對金融的控制權。甚至有消息來源指出中共紀委先前曾調查過周小川，掌握了他的把柄，後在最高層的授意下將調查暫時擱置，這種做法通常意味著周小川要麼甘心身敗名裂，要麼從此對「保護」他的最高層俯首帖耳。在這種情況下，周小川那篇公開對美元發難的文章除了起到幕後指使者所期待的投石問路的作用之外，還有一個不為人知的隱蔽作用，那就是在中共內部鬥爭中常用的以公開表態來「站隊」的作用。

周小川對美元的發難既被視為對他原先所奉行的江、朱路線的背叛，也意味著周本人以這種方式改換了門庭。這一招妙就妙在旁人會將周小川挑戰美元的舉動視為他原先的「主子」的意圖，周小川捅了馬蜂窩後不久就有人通過香港媒體放風說周和江澤民關係如何親密，其目的就是掩護他現在的新主子。朱鎔基退休後完全不問政事，熱衷於自己最大的愛好京劇。而江澤民則因在對法輪功群體的迫害中犯下了嚴重的反人類罪行而深恐日後遭到清算，為此戀權不放，在朝野上下遍植黨羽，也因此和胡錦濤的團派勢力之間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然而從一直以來中共官員普遍見風使舵的表現、中共官場牆倒眾人推的潛規則以及江澤民本人愛吹噓賣弄的本性來看，顯然江澤民不會自曝其短，讓外界知道周小川已經倒向了自己的政敵。周小川捅的這個馬蜂窩讓戀權不放的江澤民有苦說不出，其政敵的政治手腕可見一斑。

在中國，官當到了周小川這個級別，即使貪污再多，沒有更高層的指示中共紀委也不會對他怎麼樣。現在的中共紀委雖然名義上的負責人是曾慶紅的親信賀國強，可是實際掌握大權的是副書記何勇。有消息來源稱何勇已經投靠了胡錦濤的心腹令計劃，雖然該消息還未經最終證實，然而中共紀委近來頻頻拿江澤民的心腹周永康所把持的政法系統開刀，接連抓捕最高法院副院長黃松有、公安部部長助理鄭少東等政法系統高官卻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不難看出真正躲在幕後狙擊美元的 「黑手」正是在倫敦G20峰會上和美國總統奧巴馬握手言歡的中共黨魁胡錦濤。而胡錦濤不宣而戰，對美國發動貨幣戰爭這一看似不可思議的行為背後有其深層原因，那不僅是出自深深影響胡錦濤的共產原教旨主義的需要，也是胡錦濤所在派系的需要，更是共產黨繼續存在的需要。

胡錦濤當初是團派政工幹部出身，由於深受宋平的賞識和極力推薦才有機會成為今日的中共黨魁，而宋平正是中共左派大佬陳雲的親信。胡錦濤上台伊始就口出驚人之語，稱「管理意識形態，我們要學習古巴和朝鮮。朝鮮經濟雖然遇到暫時困難，但政治上是一貫正確的」。這番與時代嚴重脫節的話簡直讓人難以相信是出自一個當今大國的首腦之口，讓人不禁有重回文革年代之感。從胡錦濤上台後這幾年的表現看，基本可以斷定胡和他的派系思想陳腐，不學無術，做秀有餘，治國無能。所謂的「科學發展觀」無非是對「發展是硬道理」這一長期主導中國社會的鄧小平思想的稀釋和變相否定。而從胡錦濤前後兩次對臧人的血腥屠殺以及他本人「政治問題一旦出現，要嚴厲打擊，不要熱炒，不要授人以柄。」的講話來看，這是個陰險狠毒，城府極深的人，不宣而戰、秘密打擊是他的一貫作風。陳良宇固然罪有應得，可是大量挪用社保基金的又豈止上海一個城市，其他各路「諸侯」怎麼就沒事？還不是以查社保案為名，行剷除異己之實。

這些年來胡錦濤以「創建和諧社會」為名逐步強化對輿論的鉗制，同時不斷對中國人灌輸反美、反民主的極左意識形態。早已被掃入歷史垃圾堆的所謂「紅色經典」影視劇又被胡錦濤的手下像寶貝一樣淘出來，幾乎都被他們重新翻拍了一遍。自從文革結束之後，三十多年來共產原教旨主義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氾濫過。從中我們不難透過胡錦濤那張貌似忠厚的臉，看到他靈魂深處的，對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以及自由女神手中那光耀全球的火炬—美利堅合眾國的深深恐懼和刻骨仇恨，這種恐懼和仇恨與本拉登的本質上並無區別，只要存在機會，只要美國露出破綻，被這種恐懼和仇恨所主宰的原教旨主義者就會毫不留情地瞄準美國的致命弱點發動攻擊，無論是以軍事超限戰的方式，還是以金融超限戰的方式。

回首當年，胡錦濤上台之初被中國民眾普遍寄予厚望，甚至被冠以「胡溫新政」的美名。這並非是因為胡錦濤和他的團派有什麼非凡的建樹，而是因為他的前任實在太爛，太招人恨的緣故。不僅因為那場完全建立在謊言和暴力基礎上的，遍及全國範圍的對成千上萬善良的法輪功修煉者的殘酷迫害，而且在整個「中南海 —華爾街雙塔」格局的主導之下，中國的官場腐敗、權力濫用、市場壟斷、股市騙局、樓市天價、環境污染、剝削繁重、道德淪喪、治安惡化、貧富兩極分化等等所有這一切都已經到了史無前例、觸目驚心的地步。事實證明，所謂的中美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實質上是中南海和華爾街及其代理人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所謂的中美雙贏實質上是中共政治權貴和華爾街金融寡頭的雙贏，而這種雙贏正是以中美兩國人民的雙輸為代價的，今天全世界都在為這黑白雙塔的巨大雙贏在買單。恰恰是江澤民為自己所爭取到的 「全民公敵」地位成就了胡錦濤前幾年的人氣。可是醜媳婦早晚總要見公婆的，就憑胡錦和他的團派那兩下子，露底出醜是早晚的事。大家遲早會認識到皇帝的新衣是根本就不存在的。即使是在中共內部，只會翻來覆去玩弄「河蟹」的團派也越來越成為茶餘飯後的笑料。

胡錦濤的任期還剩下三年，而他原先所屬意的接班人李克強也在十七大上被擠到了一邊，上海幫和太子黨聯手將習近平拱上了接班人的位置，這個結果當然是胡錦濤打心眼裡不願意接受的。縱觀胡錦濤這幾年的執政生涯，政績實在是乏善可陳，既沒有讓「浦江兩岸生巨變」，也沒有把中國建設成「和諧社會」。在餘下的三年裡，如果胡錦濤繼續無所建樹，那麼幾乎可以肯定他退休之後團派必將式微，因為習近平所代表的太子黨和上海幫顯然傾向於代表大官僚、大買辦和大財團利益的「三個代表」路線，而且比起那些政工出身的團派大員，他們也更善於和華爾街之流拉關係、打交道。顯然中美關係的和諧並不符合標榜「和諧」的共產原教旨主義者的根本利益，相反，對擅長玩弄原教旨主義意識形態的團派來說，和美國對抗的社會環境更能讓他們如魚得水。一旦中國正式進入和美國對抗的軌道，那麼在整個體制自身的巨大慣性下，太子黨和上海幫原有的優勢就失去了用武之地，而身為共產原教旨主義者的左派就可以大顯身手，從而掌握中國社會的主導權。

當然在正常的條件下，和美國這一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對抗必定要付出沉重的代價，然而目前這場重創美國經濟的危機卻成為了中共左派眼裡千載難逢的機遇，極大地煽起了他們的野心。而「貨幣戰爭」、「金融超限戰」等毀國不見血的理論武器應運而生，更是大投陰險狠毒的胡錦濤之流所好，鼓動他們向美國不宣而戰，憑藉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發動一場「 金融超限戰」。

中共發動「金融超限戰」最終目的在於利用當前這場巨大的經濟危機將美國的經濟推下懸崖，從而徹底擊碎長久以來一直威脅中共獨裁體制的「美國夢」，贏得意識形態戰場的勝利，以此緩解迫在眉睫的執政危機，延長中共政權的壽命。當前這場嚴重的經濟危機非但徹底打破了原先的「雙塔」 格局，而且重創了中美兩國的經濟。對於民主國家美國來說，這只是一場經濟危機，可是對於專制國家中國來說，這不僅僅是一場經濟危機，更是一場社會危機、政權危機。1989年的六四大屠殺使得中共完全喪失了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從那以後，經濟的增長一直被中共賦予政權合法性基礎的角色，失去了這種基礎也就意味著失去了政權的合法性。長年以來「發展是硬道理」這一強詞奪理的拜金觀念被中共千方百計以各種方式灌輸到中國民眾的頭腦中，這也是中國在六四大屠殺後的這二十年中一直無法擺脫「GDP魔咒」的最關鍵原因。當這種發展驟然停滯之後，最恐慌的不是中國民眾，而是統治這個國家的中共政權。

經濟發展一旦停滯，抓不到老鼠的貓就無法繼續辯稱自己是好貓，於是各種政治改革、民主憲政的要求也必然紛至沓來。尤其是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奧巴馬的當選，更是開創了美國民主政治的新紀元，同時也賦予了美國夢新的輝煌，由此而產生的「奧巴馬旋風」給萬里之外的中國帶去了震撼性的影響，使更多的中國民眾渴望用自己的雙手選出一位中國的奧巴馬。對於無法繼續從中美「雙塔」格局中撈取政治資本的中共來說這簡直就是要命的事。無論美國的政治領袖如何淡化對中國的民主和人權事業的支持，可是作為自由女神手中的火炬，美國的繁榮和強大這一現實的本身就是對所有專制政權的最大威脅，尤其是深陷經濟危機，喪失了合法性的中共政權。

這場經濟危機全面爆發以後，中共的智囊認為該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深層原因所引發的，他們斷言美國將從此步入衰退，並且很有可能導致經濟的崩潰。然而他們最擔心的恰恰是在美國經濟還沒有崩潰之前，中共的政權就已經崩潰了，換言之就是他們認為從目前的發展趨勢看，中共很可能支撐不到美國經濟崩潰的那一天了。因此如何在延緩中共政權崩潰的同時加速美國經濟的崩潰就成為他們所研究的主要課題。用中國近來一部暢銷書中的話說就是「勝負往往就在毫釐之間，兩敗俱傷你比他多一口氣，你就是贏家」。而阻擋中共在這場經濟危機中成為贏家的最大障礙就是—美元，更確切地說是具備國際貨幣功能的美元。

由於克林頓在江澤民改變中國的同時也改變了美國，在他們聯手打造的「雙塔」格局下，美國的製造業大規模向中國等亞洲國家轉移，實體經濟的日益沒落促使美國的經濟重心完全轉移到了虛擬經濟之上，金融成為了美國的真正心臟，而這場金融風暴恰恰發生在美國的心臟—華爾街。形象地說，當前山姆大叔的病症就是心臟動脈血管瘤破裂引發大出血，主治醫師奧巴馬領導著他的團隊正在全力搶救。在目前動脈血管的大出血還沒有止住的情況下，大量的輸血就成了維持山姆大叔生命的唯一選擇。換言之，美國經濟命懸一線，而這「一線」正是美元。在這種生死攸關的形勢下，美元失去原有的國際地位意味著美國金融的崩潰，也意味著美國經濟的崩潰，同樣意味著全球經濟的崩潰。

可是對於面臨絕境的中共來說，這無異於當年的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絕對是一個起死回生的天大喜訊。正因如此，毛澤東後來才不無得意地說：「我曾經跟日本朋友談過。他們說，很對不起，日本皇軍侵略了中國。我說︰『不！沒有你們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就不能團結起來對付蔣介石，中國共產黨就奪取不了政權。所以，日本皇軍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好教員，也可以說是大恩人，大救星。』」對於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來說，美國相當於當年的蔣介石，而這場經濟危機就相當於當年的日本皇軍。表面上中共一定會信誓旦旦地承諾和美國結成共同對抗經濟危機的統一戰線，而事實上中共也一定會在美國的背後瞅準致命要害捅上幾刀，因為它真正期待的結果是讓美國被經濟危機打垮，從此一蹶不振。非如此不足以擊碎「美國夢」，非如此不能贏得意識形態戰場的勝利，非如此無以延續中共政權。

當前中共政權正越來越深地陷入六四之後最深刻的危機之中，長期的政治黑暗、官員腐敗和對人民的瘋狂掠奪使得社會民間怒火高漲，在中共的暴政壓制之下，這長年積累的怒火無從宣洩，因而如岩漿一般在地下不斷積聚能量，越來越接近爆發的臨界點。如果最終在社會內部爆發，那就是民主革命的暴風驟雨；如果向外部宣洩，那就是侵略戰爭的腥風血雨。從當前的社會總體形勢看，中國已經成了一座即將爆發的巨大火山，最終的爆發已經毫無懸念，問題只在於它將何時爆發，以何種形式爆發。對此中共也已經心知肚明，因此它現在所做的就是向外轉移社會矛盾，轉嫁政治危機。

在互聯網上所流傳的一篇題為《戰爭離我們不遠，它是中華世紀的產婆》的內部講話中，當年製造六四大屠殺的主要劊子手之一，前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遲浩田上將坦言：「六四平暴後我們一直在考慮如何防止中國和平演變以保住共產黨的領導權，我們想來想去，想不出好辦法…… 如果我們拿不出好辦法，中國的和平演變將是不可避免的。經過我們黨的深刻反思，我們終於得出結論：只有把發展起來的國力轉變為打出去的拳頭力量，帶領人民走出去，才能永遠博得中國人民對共產黨的擁護和愛戴，我們黨才 能永遠立於不敗之地，人民就少不了共產黨，就會永遠心甘情願地跟共產黨走。」

至於如何對外侵略擴張，遲浩田上將是這麼說的：「現在的中國與當年的德國相比，歷史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他們都認為自己的種族最優越，他們都有受列強欺凌的歷史而有復仇心理，他們都有崇拜自己權威的傳統，他們都感到生存空間嚴重不足，他們都高舉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兩面旗幟所以自稱為『民族社會主義 』，他們都崇拜『一個國家、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

作為自由女神手中光芒四射的火炬，美利堅合眾國必然是中共實現其帝國主義野心的最大障礙，對此遲浩田上將有著清醒的認識，他說：「解決『美國問題 』就是解決其它一切問題的關鍵……解決了『美國問題』，歐洲西方國家就會向我們屈服，台灣、日本和另外小國就更不在話下了。所以，解決『美國問題』就是歷史交給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任務。」 他又說：「雖然從歷史上來講，美國沒有像俄國和日本那樣侵佔和危害中國，而且在抗戰時幫中國打日本，但是它將來必然會是我們民族復興的阻力, 而且是最大的阻力！長遠來講，中美關係就是這種冤家路窄、你死我活的關係。」

遲浩田上將用了偷換概念的詭辯伎倆，中國和美國之間並不存在冤家路窄、你死我活的關係,而恰恰是中共和美國之間存在著冤家路窄、你死我活的關係。從歷史上看，一旦中共認定了和誰存在這種關係,他們就會不擇手段，瞅準機會，千方百計將對方置於死地。包括當面討好獻媚，麻痺對方，暗中安插間諜，收買叛徒，從背後下毒手，當年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們對蔣介石就是這麼幹的。如果蔣介石當年讀過「九評共產黨」，那麼即便周恩來的演技再高超，蔣介石也不會被中共「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毛澤東語）的伎倆所矇騙，以至於讓整個國家蒙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損失。

正如遲浩田上將所說的，現在的中國與當年的德國相比，歷史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中共和納粹，他們都高舉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兩面旗幟所以自稱為『民族社會主義 』；他們都崇拜『一個國家、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他們都把本國所有的問題均歸罪於「敵對勢力」的陰謀；他們都在戰前得到過華爾街的大力支持；他們都以傾國之力舉辦了一次炫耀「民族崛起」的奧運會；他們都經歷著一場全球性的經濟危機；他們都暫時性地與俄國保持著親密關係；他們都巧妙地將帝國主義政策偽裝成維持現狀政策；他們都以時刻掛在嘴邊的「和平」迷惑了西方的政治家；他們都藉助西方的綏靖主義政策而得以擴張勢力；他們都以集中營來對付自己要迫害的群體；他們也都犯下了極為嚴重的反人類罪行。

中共也清楚目前自己那點軍事實力根本就不是美國的對手。然而中共一貫的做法就是暗中尋找對方的致命弱點，對該致命弱點發動出其不意的攻擊以圖一舉擊倒對手。通過這種攻擊關鍵弱點的手段，往往可以打敗原本比自己更為強大的對手。同為亞洲人，中共的這種思路和偷襲珍珠港的山本五十六以及製造911恐怖襲擊的本拉登不謀而合。通過長年累月的大量間諜工作，中共終於找到了美國的致命弱點，那就是美國的強大過於依賴經濟與高科技實力。雖然在旁人看來這兩項都是美國的優勢，然而以中國人獨特的辯證思維來看，最大的優點與最大的缺點往往是同在的，換個角度看，最大的優點就成了最大的缺點。既然美國的力量來自經濟和高科技，那麼只要集中力量對準美國的經濟和高科技下手，就能夠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這也就是為何中共近年投入巨資培養黑客，打造「鬼網」 （Ghostnet），頻頻發動網絡入侵，並在美國的電力網上植入破壞性程序的根本原因。因為這種攻擊成本較低，破壞性巨大，隱蔽性極強，令人防不勝防，而且不會留下中共作案的直接證據。這種超限戰的方式最符合中共陰暗殘忍的變態心理，當然金融超限戰也是配合當前的經濟危機暗中打擊美國的「大戰略」中的重要一環。

近年以《貨幣戰爭》一書在中國一舉成名的宋鴻兵先生，其人1994年留學美國，主修信息工程和教育學，獲美利堅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碩士學位。曾在美國媒體遊說公司、醫療業、電信業、信息安全、聯邦政府和著名金融機構供職。近年來，他曾擔任美國最大的非銀行類金融機構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的高級諮詢顧問，主要從事房地產貸款自動審核系統設計，金融衍生工具的稅務計算分析，MBS(資產抵押債券)的風險評估等方面的工作。據他本人說，赴美留學之初就開始著手整理世界金融的發展脈絡，此後他利用在美國多個行業、多家機構工作的機會，認真瞭解美國社會的運作方式，同時到浩如煙海的政府文獻、法律檔案、私人信件和報刊文章中，去搜尋各種與西方重大金融事件相關的信息，試圖梳理世界金融發展的脈絡和邏輯。為此還犧牲了很多週末休息的時間，甚至也包括睡眠時間。橫豎怎麼看宋鴻兵先生在美國主要從事的都是對該國金融情報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工作啊。

身為房利美和房地美的高級諮詢顧問，主要從事的又是房地產貸款自動審核系統設計和風險評估等與次貸問題直接相關的工作，宋鴻兵先生在兩房任職期間有無就次貸危機爆發的風險向公司發出預警，提交相關報告我們不得而知，我們只知道次貸危機就這麼爆發了，兩房因瀕臨破產被國有化了，房地美的首席財務官自殺了，而宋鴻兵先生因為在他的《貨幣戰爭》一書中準確預言了次貸危機將爆發，以及次貸危機的性質和爆發的大概時間而名利雙收，滿載而歸。2007年年底，宋鴻兵從華爾街回到了北京，2009年年初，他又開始擔任新成立的環球財經研究院院長，正式以公開的智囊身份為高層獻計獻策。

當然《貨幣戰爭》此書無非是通俗演義的性質，真正向高層提交的正式報告就不會那麼寫了。還有多少個宋鴻兵留在了美國，留在了華爾街我們不得而知。只是從最近幾部在中國國內熱播的電視劇中我們知道，當年中共能夠以弱勝強，打贏內戰，最主要的是得益於地下黨的「潛伏」之功。孫子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華爾街的底細中共已經摸得八九不離十了，餘下的無非是如何佈局，如何收網的問題了。周小川行長公然挑戰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這一看似魯莽的舉動也無非是佈局中的貨幣戰爭裡的一個環節而已。

宋鴻兵等海歸智囊已經對美國金融所正在承受的巨大壓力洞若觀火，在他們看來，美國的金融之所以還沒有崩潰，完全是仰仗著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只要來它個釜底抽薪，規模龐大的美國金融就會如世貿中心一般被自身的重量所壓垮。拜中美「雙塔」格局所賜，美國的實體經濟已經在相當程度上轉移到了中國，金融一旦崩潰，美國的經濟就徹底完了。而要剝奪美元當前的國際貨幣地位，首先就是要動搖全世界對美元的信心。而中國作為美元外匯最大的持有國，同時也是美國國債最大的債權國，在倫敦G20峰會之前這個萬眾矚目的時刻，以中央銀行行長周小川之尊公開提議改革國際貨幣體系，以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特別提款權 (SDR)作為主要儲備貨幣。並提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理想目標」，亦即終結美元、創造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並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其直接目的是為了動搖全世界對美元的信心，其最終目的就是要革美元的命。同時中共試圖以這種在正常國家眼中不可思議的自殘國力的打法來標榜其大公無私的新興國家利益代表的形象。

當然，事關美國經濟的生死存亡，中共事先就料到了美國絕對不會接受，歐洲和日本也不會接受這顆包藏禍心，欲置美國於死地，欲陷天下於大亂的糖衣炮彈。事實上排擠美元，壓縮其流通空間，削弱其國際地位的招數正在接二連三地使出來。中共已經與韓國、香港、馬來西亞、白俄羅斯、印尼、阿根廷等六個國家或地區簽署了總額6500億人民幣的雙邊本幣互換。中共也在加快跨境貿易中使用人民幣結算的試點工作。2009年4月8日，中共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決定在上海市和廣東省廣州、深圳、珠海、東莞4城市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自去年年底以來的一系列密集行動表明，中共正試圖通過人民幣的區域化與國際化，在國際貿易金融領域壓縮美元的流通空間，從而達到在現實中削弱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的作用。

經濟危機爆發後，原先大量湧入中國的境外熱錢紛紛撤離中國，為此中共的外匯管理局在今年初還表示要嚴控熱錢的大逃亡，可是轉眼到了4月，外管局反而表示近期會開放境內機構直接對外投資，由嚴控資金外流到鼓勵資金外流，整一個180度的大轉彎，這種罕見的急劇政策轉向該如何理解呢？要麼是在當前嚴峻的經濟危機面前，中國的外匯在短短的幾個月中就已經積累到足夠抵禦風險，無須擔心熱錢外逃的地步了；要麼就是高層認為美元將在不久之後大幅貶值，急需在美元大幅貶值之前利用民間企業為掩護，抓緊時機收購境外資產保值增值。我認為後一種可能性更大。而且在大舉收購境外資產的同時就意味著大舉向流通領域拋出美元。比起直接在資本市場拋售美國債券，這種通過購買實物資產間接拋出美元的方式更隱蔽，也更有利於保值增值。事實上我們看到經濟危機爆發以後，中共所控制的國有企業在全球範圍內大把撒錢，大舉收購資源。我們不禁要問，在「中國製造」的最大買家美國消費者的需求大幅縮水並且近期毫無復甦跡象的情況下，在中國當前的用電量環比明顯下降的情況下，有必要如此急於購入資源嗎？究竟是為了抄底，還是為了以此為掩護大量拋出美元，或兩者兼而有之。當然，更多的，更敏感的收購必須藉助民間企業打掩護，這就是為何中共要急於放開境內機構直接對外投資限制的根本原因。

2009年3月，中共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並原則通過將上海建設成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意見。2009年4月，《上海市推進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條例》作為上海的地方法規啟動了立法程序。在美國金融業陷入水深火熱之際，中共大張旗鼓地將上海推上未來國際金融中心和航運中心的地位，明顯是趁火打劫，步步進逼，通過扶植上海威脅紐約的國際金融中心和航運中心地位來進一步製造看衰美國的氛圍，削弱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對深陷經濟危機泥潭中的美國又往下推了一把。

西諺有云：「過河之際不換馬」。當前普遍以美元計價的國際經濟體系已經暴露出自身的嚴重缺陷，然而正當席捲全球的經濟危機肆虐之時，無論是狙擊美元還是進一步削弱美國的經濟實力都非但無助於解救世界經濟，反而會在原有的危機之上雪上加霜。在共同的危機面前，全世界主要的經濟體應該加強彼此之間的溝通與合作，共渡難關。中國作為舉足輕重的主要新興經濟體，理應抱著同舟共濟的宗旨加強與各國之間的合作，這才符合一個負責任的新興大國的國家形象，同時也符合中國自身的國家利益。然而中共卻為其一黨私利，再次重演「假合作，真對抗」的故伎，在全球性的經濟危機面前不思與各國同舟共濟，相反卻趁火打劫，不惜以全球陷入嚴重經濟衰退的代價實現其搞垮美國經濟的野心。在此一事上，再次暴露了中共反民主、反人類的邪惡本質。可見中共一日不滅亡，中國就一日不會有民主，世界就一日不會有安寧。一個自由、民主、繁榮的中國才是全世界所真正需要的中國。

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為了轉移日益加劇的國內矛盾，轉嫁深刻的政權危機，中共正在意識形態方面加劇對輿論的控制和對民眾的洗腦。其主要表現為利用共產原教旨主義將人民對中共權貴及其依附者紅頂商人和知識犬儒的強烈憤恨轉嫁到美國以及所謂的「親美人士」身上，以此對抗普世價值；同時利用民族社會主義（即法西斯主義）煽動侵略擴張思潮，在 「憂國」、「愛國」等漂亮的幌子下將諸如「天命所歸」、「消除逆向種族主義」、「管理比現在中國所具有的更大更多的資源」以及「中國核心經濟利益到什麼地方，解放軍的力量就應該覆蓋到什麼地方」等赤裸裸的法西斯主義思想灌輸給中國民眾，尤其是灌輸給被他們稱之為「火炬一代」的中國年輕人，其手法與當年的納粹如出一轍。

結合遲浩田上將那篇《戰爭離我們不遠，它是中華世紀的產婆》的內部講話，再回顧這幾年諸如圍攻美國大使館、圍攻日本領事館以及衝擊家樂福超市等一些列鬧劇，不難看出當前中國國內的共產原教旨主義回潮以及法西斯主義的崛起並非是某些民間知識份子和所謂的「憤青」一時的極端情緒，而是中共在背後極力操縱和推動的結果。這一現實和89年六四運動期間中國社會各階層普遍嚮往自由民主的那一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平心而論，這二十年間，民主價值觀在中國的倒退，很大程度上美國要負主要責任。如果「布拉格之春」事件後沒過幾年，美國就和蘇共就卿卿我我，打得火熱，就像克林頓領導下的美國和江澤民統治下的中國那樣，那樣還會有柏林牆的倒塌嗎？還會有東歐的天鵝絨革命嗎？還會有蘇聯的解體嗎？還會有冷戰的結束嗎？

最近「精神門」 事件在中國鬧得沸沸揚揚，起因為北京大學教授孫東東將「99%的老上訪者定義為「偏執型精神障礙患者」，認為將這些人送進精神病院進行強制治療才是對他們的人權的最大保障。孫東東的無恥言論引發了訪民的怒火，也因此被視為中共的走狗。然而據瞭解孫東東過去的中國過渡政府議長，著名法學家袁紅冰先生介紹，孫東東在六四民運期間非常支持學生的民主運動，積極保護參加民運的學生。這樣一位曾經熱心支持民主運動的高級知識份子、北大教授，如今淪落為權門走狗，其事何等令人扼腕，其歷史背景又是何等令人痛心。孫東東既是一個群體的縮影，也是一個時代的悲劇。像孫東東這樣曾經滿腔熱血追求民主，現在厚顏無恥熱衷名利的知識份子在中國何其之多。「中南海—華爾街雙塔」格局毀了整整一代中國知識精英，其後果之嚴重不亞於「反右」。我倒想問一問克林頓先生，沒有東歐知識精英的良心哪來的天鵝絨革命？哪來的推倒柏林牆？哪來的蘇聯解體？究竟是什麼讓美國最終贏得冷戰的？難道不就是當年的蘇聯和東歐領導人那些順應歷史潮流的抉擇嗎？難道不就是促使他們做出那些抉擇的普世價值觀念嗎？

外交是國家力量的大腦，如果外交上出現重大失誤，那麼國家即使擁有再強大的力量也無法在正確的方向得到正確的運用，從而有效地維護國家的真正利益。而外交的質量則是所有決定國家力量的事物中最重要，也是最不穩定的因素。外交的質量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過去的外交傳統的影響，然而最具決定性的因素則是國家領導人的素質。「尼克松—克林頓主義」外交路線注定將會載入教科書，因為它用了整整三十年時間，憑藉美國所具備的雄厚國力將中共—一個原本陰險而虛弱的敵人扶植為如今同樣陰險卻又強大的敵人，強大到對美國自身構成了致命的威脅。從綏靖主義政策的運用來看，尼克松和克林頓兩位總統顯然比張伯倫首相更為成功，因為張伯倫只是綏靖，而「尼克松–克林頓主義」外交路線是扶植加綏靖。當然中共對自己的野心和帝國主義政策的掩蓋和偽裝也比當年的納粹更出色，它說自己是「和平崛起」。問題是「和平崛起」需要《國防動員法》嗎？

中國是一個擁有幾百萬軍隊的核大國，非但在過去的三十年中沒有戰爭，而且這幾年裡中共以大量割讓本國的領土為代價與曾經為邊界糾紛而兵戎相向的俄國、越南等國重新劃定了邊界。在海峽對岸，有台獨傾向的民進黨政府也已經下台，陳水扁本人也已淪為階下囚。用正常的眼光來看，無疑中國近期捲入戰爭的可能性為零。對於這樣一個對外宣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家，一個在過去的戰爭時期都沒有《國防動員法》的國家，為何要在全球性的經濟危機爆發後，於 2009年4月啟動了《國防動員法》的立法程序呢？遲浩田上將在內部講話中的原話就是最好的解答。他說：「毛澤東同志教導我們，要有決定正確的政治方向。什麼是我們最大的正確方向？就是解決美國問題。」在中共高層眼裡，解決美國問題不但是解決十幾億中國人「生存空間」的需要，更是反「和平演變」，延續其罪惡政權，保障其既得利益的需要。既然中共高層已經認識到了「現在的中國與當年的德國相比，歷史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他們自然不會忘記在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在奧運會、大蕭條、民族社會主義的崛起、迫害少數民族和英法綏靖主義政策之後接踵而至的是什麼，一場空前慘烈的世界大戰。

1935年納粹德國以其他國家不履行裁軍以及俄、法兩國的擴軍為由否定了《凡爾賽和約》中的裁軍條款，如果拋開其隱蔽的意圖，僅僅就事件本身來看，納粹的做法也不無道理，可問題在於它只是整個帝國主義政策中的一環。1938年，納粹以民族自決的名義吞併同文同種的奧地利，如果孤立地看此種做法也是符合當時所流行的「 民族自決」的法律原則的。1938年，納粹德國又要求對捷克斯洛伐克境內的德語區領有主權，當時希特勒宣稱這是崛起的德國在歐洲的最後的領土要求，他信誓旦旦地說德國的外交政策是在歐洲現狀的大框架內運作且無意顛覆這一框架，作為對他維護和平的善意的回報，《慕尼黑協定》又一次滿足了納粹德國的要求。直到 1939年3月底，距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5個月，納粹德國掠取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和對波蘭的領土要求才終於讓西方確信一個表面上看起來是維持現狀的政策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帝國主義政策。然而為時已晚，到那個時候，歐洲的力量對比早已產生了有利於納粹德國的變化，正是這種力量對比的變化讓納粹在戰爭初期佔盡了上風，讓法國淪陷，讓英國岌岌可危。

在今天的綏靖主義者看來，中共強權當前所提出的的要求，所實施的政策也都是正常的、理性的，這些要求和做法的目的本身與維持現狀是相容的，而且必須以照顧其合理性或妥協退讓的方式予以滿足或容忍。他們的錯誤在於看不到這些一連串的要求和做法的嚴重的非分性及其背後的險惡意圖，因此也就看不到它們是一條以推翻現狀為終點的鏈條上的一個個環節。

基於共同經濟利益的中美雙塔格局已經隨著這場經濟危機的降臨而徹底破滅了。現在的中共僅僅是希望在現有的總體框架之內做出調整呢，還是尋求推翻現有的力量分配格局？對這一問題的判斷將決定美國的命運，而錯誤的答案往往意味著致命的危險或實質性的毀滅。在現實面前，美國，你往何處去？

按照教科書的觀點，對於中共當前這種隱蔽的帝國主義政策，美國應該採取遏制的對策。然而在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下，在沉重的經濟危機壓力下，美國是否有決心、有能力遏制中共的帝國主義野心呢？對此我們並不太樂觀。現實中我們看到無論是在朝鮮核訛詐的問題上，還是在網絡攻擊和間諜問題上，還是在金融改革的問題上，都是中共在主動叫牌，美國在被動應付。況且中共似乎汲取了當年納粹敗亡的教訓，在當前軍事實力還不足與美國抗衡的情況下，憑藉過去在「雙塔」 格局中所積累的龐大外匯儲備，目前採取經濟先行的手段擴張勢力，遊說各國，收買精英，迷惑國際社會。在開放的資本主義社會體系，面對以經濟為手段的帝國主義政策以及金融超限戰的攻勢顯然缺乏足夠有效的遏制手段。尤其在當前經濟危機肆虐全球的時刻，有多少國家、多少公司、多少個人會對中共手裡的大把美元說不呢？許許多多的顛覆手段都可以在現有的規則所允許的範圍內，以合法的形式公開進行，孤立地看，它們並不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單獨的威脅，可是許許多多的環節組合在一起，就構成了一條足以勒死美國經濟的絞索。沒有了強大的美國經濟，也就沒有了強大的美國。

俗話說「狗改不了吃屎」。當昔日不可一世的美國在經濟危機的泥潭中苦苦掙扎的時候，貨幣戰爭理論的出現對於手握龐大的外匯儲備而又一向視中美關係為「你死我活的關係」的中共來說，絕對是一個不可抗拒的誘惑。因此對美國來說，現在的中共事實上是比當年的蘇共更陰險，更狡詐，也更危險的敵人。如果今天的美國無視中共正在發動的網絡超限戰和金融超限戰，無視中共正在國內極力煽動的共產原教旨主義和民族社會主義，無視中共為下一場需要全國動員的戰爭而制定的《國防動員法》，那麼我們幾乎可以肯定 —上帝已經不再保佑美國。

前有來勢洶洶的金融風暴，後有陰險狠毒的中共威脅，眼下的形勢對美國而言實在不容樂觀。然而如果美國能夠及時調整它的外交政策，拋棄已經被證明徹底失敗的「尼克松—克林頓主義」外交路線，將它的力量在正確的方向加以正確的運用，美國完全有能力戰勝危機。回顧過去戰勝蘇共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當時美國強大的物質力量只是遏制了蘇聯的軍事擴張，而最終為美國贏得冷戰勝利的，是美國強大的精神力量，是自由、民主和人權的價值觀的偉大力量。正因如此，美國總統奧巴馬在他的就職演講中說道：「回想先輩們在抵抗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之時，他們不僅依靠手中的導彈或坦克，他們還依靠穩固的聯盟和堅定的信仰」。今天，十幾億期待民主為社會帶來正義的中國人民就是美國最可靠的盟友，而「真善忍」就是數千萬法輪功修煉者最堅定的信仰。

《九評共產黨》一書所引發的三退（退黨、退團、退隊）大潮正在從根本上改變著中國。目前唯一的懸念只是時間，究竟是美國的經濟先崩潰，還是中共的政權先崩潰。還是那句話：「勝負往往就在毫釐之間，兩敗俱傷你比他多一口氣，你就是贏家」。如果美國現在不打贏這場不流血的戰爭，在不久的將來就不得不打一場流血的戰爭。如果美國現在不憑藉價值觀和中共作戰，在不久的將來就不得不使用導彈、坦克甚至核武器和中國作戰。

今年是 2009年，是西藏人民起義五十週年，也是六四大屠殺二十週年，還是中共迫害法輪功十週年。上述三大事件分別代表中共對人民的民族迫害、政治迫害和信仰迫害。如果美國政府決心改變以往失敗的綏靖政策，那麼今年正當其時。奧巴馬總統的就職演講，言猶在耳，美國將何去何從，我們拭目以待。

──原載《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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