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6日訊】近來，北大教授孫東東公然汙衊在中國大陸那些成千上萬的上訪者們，他說「上訪者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偏執型的神經病患者，應該送到精神病院治療」。此言一出，立即受到所有訪民和社會正義力量的強烈譴責，儘管孫東東做了所謂的道歉，但是，人們仍然是餘怒未息。

對此，我作為一名經歷過12年的上訪人員，同時也是作為一名曾經是國家公安機關的信訪工作者，感到有話要說。

首先，我想說的是，這位自己已經身患嚴重神經病的瘋子、狂人不但能夠來到北大當上教授，而且竊據到國家衛生部專家委員和北京大學法醫鑑定委員會負責人的要職，的確證明瞭我們這個社會出了問題，至少是我們這個國家在用人的制度上出了問題。也難怪，正是有了這樣的「專家」，我們的國家才出現了SARS（非典）肆虐北京而得不到及時預防，才有了毒奶粉殘害兒童這樣惡劣的事件在中國出現；正是有了這樣的「法醫鑑定委員會負責人」，我們的社會才出現那麼多冤假錯案。因此，我們不但要譴責這位尸位素餐的孫東東，更要認真審視我們國家的用人制度，在這個龐大的國家機器中，究竟有多少像孫東東這樣不負責任的所謂專家學者在糊弄著政府和人民才是問題的根源。

其次，我敢負責任地說，在中國出現的訪民沒有一個是無緣無故進行上訪活動的，也更沒有一個原本就是「神經病患者」的。我是在1991——1995期間年從事公安信訪工作的，在我四年的信訪工作接待中，接待過數百人次來訪者，在他們中間，有反映公安人員違法亂紀的，有反映基層派出所不能夠依法辦事的，有遇到困難向公安機關求救求助的等等，而從沒有遇到過一個有神經病患者的。與此同時，也正因為我在信訪接待工作中認真負責，連年受到徐州市公安局和地方政府的嘉獎。特別是我在後來幫助家鄉農民維權時，我更加注意到，農民們的上訪活動都是合情合理的，問題都是出在基層政權中的官僚主義，是他們公然違反對抗國家的法律乃至共產黨中央的政策後才導致農民們不得已進行上訪的，當然，他們更談不上是「神經病患者」。相反地是，是地方基層政權及其工作人員患上了官僚主義的神經病才導致了農民們依法正常上訪的。至於我本人歷經12年（除去二年的冤獄）時間的上訪而問題至今未得到解決是怎麼回事，恐怕也就只有天知、地知和所有接待過我的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知道了。

好在這次的孫東東事件也引起了國內媒體的關注，同時讓人感到欣慰地是，包括中央電視台和北京廣播電視台都對此有著比較合情合理的評論，比如，北京電視台的評論說的「是訪民們病了，還是這個社會病了」就是是非曲直的關鍵問題；中央電視台談到的「是訪民們上訪前病的還是上訪後病的」也是不容忽視的現象。如果說國家有關部門能夠把這兩個問題重視起來並找到答案，然後再去認真負責的解決問題，我想中國的上訪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否則，國家和中央政府還是不能夠從根本上重視上訪現象並從源頭上杜絕，不從政治體制上找原因，僅僅是讓孫東東這樣不負責任的人作出道歉甚至把他開除也於事無補。因為，上訪的根源就是地方政府的權力濫用而不受制約所致，也是官僚主義無法克服的具體表現，也就是說，沒有民主監督和法律至上的社會必然產生一個通病，那就是大權大用，小權小用，無權無用，而那些掌握各種權力的人一但患上不同的神經病，人民就會遭殃，而且歷史早就證明瞭這一點。

我在2005年被非法軟禁時，就曾經斥責過指使軟禁我的人是「神經病」並論述過什麼是「神經病」。至今我仍然認為，中國人的確曾經集體患過神經病，但那不是中國人民的錯誤，而是專制淫威的結果。而且我敢斷言，只要專制不除，人們都將會隨時患上各種各樣的神經病，如恐懼權力症、整體健忘症、集體失語症、麻木不仁症、包括像今天孫東東此類的胡說八道症。

在中國，因為政治體制和官僚主義所導致的人民上訪已經是與世界文明格格不入的現象了，我們很難想像在美國和歐洲甚至台灣會有成群結隊的上訪者出現在國家機關的大門口，我們很難想像本來是打擊社會犯罪、保衛人民利益的人民警察們去到處抓捕那些含冤忍辱的弱勢群體，當然，我們更難以想像還有著孫東東那樣的「高級知識分子」竟然昧著良心任意侮辱自己的弱勢同胞，…… 縱覽以上，統觀全局，我們在強烈譴責孫東東這樣的「叫獸」之餘，當更多地應該思考到之所以發生在中國大地上到處含冤上訪的人群是如何形成的，冷靜地觀察到那些原本是保衛人民的員警們為什麼對最弱者卻是毫不留情的，再想想原本是最應該具有良心的知識分子為什麼會成為「叫獸」並滋生在中國這塊土壤上的，如果人們都能夠想得通這些，我想，中國人再犯神經病的概率也就自然小得多了，或者說，我們的民族也就大有進步了。

看來，還是北京電視台的評論說得好：「是訪民們病了，還是這個社會病了」？那就讓我們在歷史的進程中拭目以待吧！

──轉自《自由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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