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7日訊】 控江中學趙寶禮說：我是畢業班班主任。初三有12門功課，有些教材又重又深。每門課又抓得很緊，差不多每天有測驗。這學期還要考全年的課程。學生的擔子已經很重了，跟随畢業來的是升學，自學，勞動等問題，于是又得進行思想教育等工作。這些工作教育局要管，青年團要管，管得學生更忙了，一聽大報告就是半天，大會之後又是小組讨論。有些團員和幹部還要先開幹部會，弄得學生功課學不好，缺了課又無時間補，身體也累垮了。我們班上就有兩個學生有嚴重的神經衰弱症。醫生讓他們休息，有一個還死不肯休息。做班主任的對此感到很沉痛，我要叫：“救救孩子吧。”。。。。。。他還提到了校舍問題。他說，我們榆林有些小學的校舍條件實在太差了，白天開電燈上課，60個人擠在一間陰暗的小教室裏，鼻子都碰得着黑闆。應該照顧孩子們的健康。
這些意見是教育者的反映，受教育者也反映出了問題。
5月19日，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學生沈澤宜和張元勳用大字報的形式發表了他們的詩《是時候了》，在首都高校迅速傳頌開來：“青年人放開嗓子唱，把我們的痛苦和愛情一齊都寫在紙上，不要背地裏不平，背地裏憤慨，背地裏憂傷，心中的酸甜苦辣都兜出來，看一看天光，批評和指責，急雨般落在頭上，新生的草木從不怕太陽照耀，我的詩是一隻火炬，燒毀人間的藩籬，它的光芒無法遮爛，因爲它的火光來自‘五四’，昨天我還不敢彈響沉重的琴弦，我隻能用軟和的調子唱和風和花瓣，今天我要唱起心裏的歌，作爲一支巨鞭，鞭笞死陽光下的一切黑暗，是時候了，向着我的今天，我發言，爲什麽有人說集體沒有溫暖，爲什麽有無數牆壁在我們中間，爲什麽你和我不能坦率交談，爲什麽。。。。。。爲什麽。。。。。。我含着憤怒的淚向我輩呼喚，歌唱真理的兄弟們，快将火炬舉起，火葬陽光下的一切黑暗！”
三天之内就貼出了幾百張大字報，提出了團委會無權向學生發号召，反對必修政治課，取消黨委負責制，徹底開放一切禁書，言論集會結社絕對自由，黨委不能以教育者自居，開辟自由論壇，對肅反被鬥錯的人要道歉——即以最後一點:肅反鬥錯的人，爲例：西語系顧文選原在杭州公安局工作，55年由反“胡風反革命集團”開始，在全國搞肅反運動，他在公安局裏親眼看到了大量無辜的人受牽連而遭迫害。他看不慣，替人說話，結果也被打成反革命并受到嚴刑拷打。他說：1949年他15歲，他在杭州“參加了革命”，入了團。1955年6月中旬開始肅反，“當時我對肅反并不在意，因爲我沒有問題，在國外也沒有什麽親友，我的親友中也沒有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肅反無論如何也肅不到我頭上來，頂多我和大家一起學習。可是想不到當天下午，我們機關裏的領導人就布置人鬥争我了。他們掌握的材料主要是：誣蔑打擊領導，拉攏小集團，文藝思想反動。”連續鬥他幾天，他仍不認罪，一天晚上遭到一群鬥争他的同事的歐打，打得非常厲害。他回手保護自己，結果，他的同事指控他“打人”，用手铐把他反铐，又用麻繩把他捆綁起來。這些人報告了“五人小組”之一的副局長後，就把顧文選送到杭州市監獄。在那裏把他上了腳鐐手铐關起來，關了四個月。他認爲逮捕他是違法的。理由之一是沒有逮捕證，以後也未補發，逮捕後36小時内一直沒有提審，完全破壞了逮捕條例。他還說，監獄内火食很差，蚊子很多，獄規很苛刻。他給出了種種細節，包括打他的人的名字，時間，地點，還一一告訴了監獄裏吃的東西。他說他說的都是事實，不會有一分造假，可以調查。他在大鳴大放中申訴了肅反中自己的冤情，相信毛主席的“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鬼話，結果，回答他的是，又劃爲右派，又一次打入監獄，屢經曲折，于文革中被槍斃。12在這一點上與筆者的經曆有一部份類似。筆者在前面已點到在肅反中所受迫害，到反右時被劃爲右派的理由之一是:“他說，肅反中的積極份子很陰險。”所以，我在勞改中要從垂死中掙紮過來，就是爲了能到後來給控訴中共的罪惡多留下一個活口。這就成了我後半生的人生意義。我和别人所經曆的事實表明，共産黨爲了證明他錯打你第一巴掌是正确的，如果你不服，他必然用更重的第二巴掌來扞衛第一巴掌的成果。但我硬是如有人所說:“不服教師挨死打”。當我的“錯劃”右派得到“改正”後，有一次領導跟我談思想問題，說“别的右派得到改正後，都表示感謝黨給了他第二次政治生命，要再努力爲黨工作幾年。沒有人像你一樣耿耿于懷，憤憤不平，像是黨欠你幾百大錢！”我說：“鄧小平，胡耀邦都說過，‘要講兩句話。’‘我感謝黨給了我第二次政治生命’——這隻是第一句話。”
“第二句話呢？”我看到他目光逼人。
“第二句話是：‘我的第一次政治生命哪裏去了？’”
“你這個人，右派本性未變。”
上海戲劇學院學生文徹赫恩的劃右派及其整個一生的遭遇，是上述論點和事例的再版。他是清朝皇帝的後裔，上中學時就跟随共産黨鬧學潮。他是這樣反思自己一生的:“我覺得國民黨腐敗，人民起來反對它。共産黨是代表人民的，所以有希望。特别是共産黨提出的口号我最爲贊成，共産黨的最高目标是解放全人類！我想我爲共産黨坐過牢，是對革命有貢獻的有功之臣，共産黨一定不會虧待我的。”“我有幾次去台灣的機會都自動放棄了，堅決留在北京，等待解放，迎接共産黨的到來。（後來他又參加解放軍，賣命爲共産黨打天下。）誰知，這竟成了我終身遺憾的大錯。”13文徹赫恩的遭遇是這樣的:
首先，在反胡風運動中，他被無中生有地栽贓個小集團“105樂團”。
“某天中午吃飯時，廣播開始，首先播放東方紅歌曲，然後，廣播人___我班同學曹宇文說:‘請大家注意，今天有重要廣播，請大家不要離開飯廳，聽完廣播再走。’接下來是正文:‘我院表三（表演系三年級）文徹赫恩是胡風反革命集團在我院的代表人，他是暗藏的潛伏的反革命分子。他們一夥在學校散布反動言論，煽風點火，攻擊無産階級專政，攻擊社會主義，反黨反人民。他們組織反革命集團，罪行累累……’最後一句話:‘文徹赫恩是皇帝子孫，快快坦白！’……每個人都盯着我看。”14
“軟硬兼施，逼、供、信、誘供，什麽手法都用盡了”。鬥他“小集團”，他始終沒有承認，但後來劃他右派時仍算一條；鬥他的“反動言論”，後來也又都算作右派言論:
第一個問題:攻擊蘇聯和蘇聯紅軍的問題。我的原話是:“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蘇聯紅軍趁機侵入東北，拉東北的機器、物質和糧食。比如鞍山鋼鐵公司，本來有九個高爐，被蘇聯拉走七個。蘇聯紅軍不但搶老百姓的财物和酒，并且強奸中國婦女。當時東北的大姑娘都剃了光頭，白天不能出門，怕碰上紅軍，甚至有的蘇聯紅軍女兵還強奸中國男子。”我承認講過，但不是造謠誣蔑，是事實，不信可以問問東北的父老鄉親。而且文人郭沫若1949年4月在南下工作團一次爲我們作報告時也解釋過這個問題，地點在北京朝陽大學，是清華大學的學生提出的，說:“領導叫我們一面倒，倒向蘇聯，那爲什麽蘇聯紅軍強奸中國婦女。拉我們工廠的機器和物質呢？”郭沫若回答:“是有此事，但那不是蘇聯紅軍幹的，是被紅軍俘虜的白匪兵幹的。機器是拉走了不少，但那些機器有毛病壞了，是蘇聯老大哥拉回去幫我們修理的。”而事實上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了。但是，郭沫若若不這樣回答，他就知道什麽叫做“羞恥”了。
第二個問題:關于一邊倒的問題。“我對蘇聯有看法，從曆史上看，在沙皇時代，俄國人對東北三省就有野心，占領旅順港和中東鐵路不走。雖然蘇聯是我們的老大哥，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但我們也應該提高警惕。”至于蘇聯專家援華，我也有想法:“蘇聯專家在我院教學的列斯裏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唯一沒有去世的學生，我看也沒有什麽特别的高招。列普斯卡娅和古裏涅夫并不比中國人高明多少，可他們的待遇超過我們的老師幾十倍！我認爲太不公平了，是不是我們有崇俄媚俄的思想……”
第三個問題:關于污蔑黨團員和醜化黨團幹部問題……15
（被打成胡風分子或集團的人，很多給鬥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文徹赫恩是單身一人，他也吃盡了苦頭。但于1957年春，總算平反了。
一個普遍的現象是，肅反中被誣陷的人，即便平了反，躲過了初一，在反右中也難于躲過十五。）
其次，共産黨整風，号召對黨提意見，“後來竟規定每人必須寫20張大字報。我心裏琢磨着:共産黨覺悟了，改過了，講民主自由了。他們過去一貫強奸民意，一言堂，獨斷獨行，剝奪了群衆的言論自由和一切個人權利。這回來争取群衆意見，看來态度倒是虛心誠懇。許多同學都叫我提意見:‘你受過那麽多委屈，也該出出氣了。提！有毛主席撐腰。’我回答:‘以前有些意見早就提過了，而且都寫在檢查裏了，我沒有新的意見。’其實我剛被鬥完沒多久，才平穩下來，哪還敢再提意見？還是少說話爲妙。随便他們怎麽動員，我就是一言不發。大字報的紙都擺在我的書桌上了，我就是一字不寫！
“不久全體教職員工和學生在教學大樓排練廳開反右動員大會，由黨委書記蘇坤作反右報告。會上點了許多人的名字，都是在鳴放時提意見和寫大字報的人。我心裏想，當時你們去征求意見時，稱贊這些人是好同志，是愛黨愛社會主義的，怎麽今天一翻臉就什麽都不認帳了？共産黨說翻臉就翻臉，給這些人扣上階級敵人的帽子，說他們有意向黨進攻，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反革命右派份子。沒想到最後還是把我點出來了:‘别看有的人大鳴大放時一言不發，一張大字報也不寫。那也不行，他内心是仇恨共産黨的。在肅反的時候，我們已經把他揪出來了，……這種人不但是右派而且是極右派的反革命分子，是雙料的反革命右派份子！”16
最後，他勞改了，詳情請看《苦難的曆程》。這裏僅再提一提他的第三件冤案:他勞改期滿後，結婚過日子，勞改隊的管教員強奸了他妻子，“反而被他們誣陷說是夫妻倆合夥預謀拉幹部下水。”爲逼他承認，白天要命地加重他的勞動量，晚上還要開會鬥争他，作“噴氣式”，打得遍體鱗傷，打掉牙齒，打昏過去，“一共鬥了我八個月，240天，一天沒拉。他們像餓狼似地失去人性，每天晚上把我的臉打得變形，遍體鱗傷，全身無處不痛。”17
在北大學生的鳴放中，物理系的譚天榮是被毛澤東稱爲“英雄”的人物。5月20日，他貼出題爲<一株毒草>的大字報：“我是從物理學本身發現辯證法的，不久我就看到，現在哲學已經江河日下，一切科學在形而上的統治下面已經面臨毀滅，一些着名的學者，例如周培源，錢學森，華羅庚，郭沬若，艾思奇等，在哲學科學常識方面存在多麽可怕的空虛和混亂啊。緊接着，我意識到，全世界面臨一次空前的變革，反對殖民主義和反對教條主義的兩支大軍在不同領域内顯示了自己的力量，北大的學生運動不過是一次世界規模的民主運動的序曲而已。全世界注視着中國，中國注視着青年學生，青年學生注視着我們北京大學，所以我們沒有權利放松自己的戰鬥。”這篇署名爲“一個強壯而又懷有惡意的小夥子”的大字報，說馬克思主義從1895年起就開始走向“自身的反面”，說《再論無産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是赤裸裸的唯心主義，說《人民日報》是“封鎖真理的長城”，說三好學生是白癡。（人民日報6月28日；7月4日又載：）在那些日子裏，北京大學每天晚上都有數百人甚至上千人的辯論會，辯論的題目有“要不要必修政治課”，“新社會人與人的關系”，“胡風是不是反革命”等等。還開了一些控訴會，有兩個在肅反中被錯鬥的學生（顧文選和周铎）的控訴，據費孝通在六月六日六教授會議上說:‘現在各大學的學生都起來了，情緒激烈。從這暴露出來的問題看，情況是十分嚴重的。聽說北大有兩個學生控訴在肅反中被錯鬥，有人聽了流淚。這種事情在我們知識份子看來是不能容忍的。想不到在解放以後還有這些事，簡直是太黑暗了。今天在我心中産生了一種新的感情，我對學生所揭發的這些事實是同情的。學生搞起來，事情很容易擴大。當然要收也容易。300萬軍隊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黨在群衆中的威信也就完了。又說，今天的問題主要是制度造成的。非黨人士有職無權，黨團員掌握大權，作威作福。我看不是個人的作風問題，而是制度所造成的。我已聲明不參加共産黨以表示态度。”（人民日報7月4日）
王書瑤寫的《從史達林的錯誤中應得到的教訓》大字報，實際上就是抨擊“黨天下”，他說：“任何時代，權力的高度集中，不論是集于個人，還是自稱爲一貫光榮正确偉大的集團，都是極大的危險，而當人民被麻痹、被愚昧，就有更加百倍的危險。因爲如果這個集團犯有嚴重錯誤或變質，就沒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史達林錯誤的原因是什麽呢？——無論是蘇聯共産黨，還是中國共産黨都未能作出令人滿意的答覆。因爲他們都不免有統治者的共同弱點，他們害怕說出問題的原因，是由于共産黨對國家政權的絕對控制，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于這種高度集中的權力，才使史達林後期可以膽大妄爲，犯出一切錯誤。”（對這個問題，年輕的王書瑤比年邁的鄧小平看得更正确更徹底更早20多年！如果共産黨不反右，你鄧小平就可以避免兩次被打倒，也不會餓死4000多萬中國人，也不用經曆一次空前大浩劫，也不用英明領袖華主席的“一舉”，“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當年你口出爛言:“較量了，他們失敗了。”你勝利了嗎？毛勝利了嗎？黨勝利了嗎？如今你又說“必要的”，還要反資産階級自由化20年！真是俗話不俗:“虎走千裏總吃肉，狗走千裏總吃屎。”）
楊路說，“對民主的看法——你們把民主當作手段，愛怎麽使用就怎麽使用。而我卻認爲民主是神聖的權利，真正的民主自由是一個人在不妨礙别人的前提下愛怎麽生活就怎麽生活，愛說什麽就說什麽。你們是隻知道有資産階級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而不承認還有一般意義上的民主原則。”（他在那時就講出“普适價值”的意思）
正是毛澤東在《關于正确處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定稿中，把民主規定爲手段的。雖然他原來是說“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但翻雲覆雨，乃是毛澤東的家常便飯。
王存心說:在我們國家裏選舉流于形式，人格沒有保障。“三害”到處都是。當然不是社會主義所固有的，爲了我們社會主義更好，不少有認識的青年人投身于“五．一九”這樣的運動中。他們要求擴大社會主義民主，不滿足于用思想改造的方式來除“三害”，主張在理論上作一些必要的修正，制度上作一些徹底的改良。（《略談“五．一九”》）
王國鄉的一份大字報：《有頭腦的人，不要那樣想！》把民主與法制的關系說得簡明扼要而中肯綮；在20多年後鄧小平才也這樣說，可當年他卻是把如下言論都當成了反動的右派言論的:“民主，不能是空頭支票，必須有法律的保障。而如今，我國尚未頒布刑法、民法等必要的法律。人民的民主隻是領導者的恩賜，這怎麽會沒有“三個主義”？
“我們要求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擴大民主，保障人權和人格獨立——這就是我們的鬥争的目的。”
學生鳴放的刊物《廣場》的發刊詞，這樣寫道：“人與人的關系要重新調整，一些過去習以爲常的正面和反面的東西要重新進行肯定和否定，對于現代的一些論點與觀點要重新進行估計、評價和探索——。總之，這裏整風運動爲主流的大變革是一次偉大的社會主義思想意識的改造運動，或思想意識的大革命，對一切都要勇敢地再認識。
“大鳴大放成爲這次運動的精神實質。毫無顧慮地發言，爲真理而作好争論，以及爲證明一些新生的主張、觀點、天才的創造，都将如雨後春筍般地誕生！”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林希翎在北大的辯論會上發表了演說（連在本校，共發表了五次）。她說，原本對斯大林看法是通過看電影、書報，是很崇敬的，看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簡直是毛骨竦然，怎麽肅反能對自己的戰友濫殺500多人呢？怎麽社會主義能發生這樣的事情呢？，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我們必須接受教訓。對斯大林的評價，不能歸到個人崇拜，要從制度本身去找。斯大林事件所以能産生在俄國，要按曆史條件看，蘇聯沒有典型資本主義基礎，這和中國有共同之處，在一些封建主義制度上建立社會主義。這些錯誤大部份受封建主義之害，如“三害”就是這樣。又說“三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上層建築的某些政治制度不好，不适合公有制經濟基礎，如等級制度，人事制度與保密擴大化。說到胡風，她說，胡風向黨中央提的意見書，郭沬若說是“反社會主義綱領”，實際上那些意見是對的，現在這些鳴放都是從胡風處抄來的，如反對宗派主義，反對庸俗社會學皆是。她認爲，隻憑人民日報公布的三批材料，說胡風是反革命證據蒼白無力。她的演講，不時爲師生的陣陣掌聲所打斷。
6月30日，人民日報所發表的新華社長篇通訊《毒草識别記——中國人民大學學生駁倒了林希翎的謬論和謊言》中說：“她說：‘胡風的意見基本上是正确的。黨現在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争鳴，同胡風所提的基本一緻。”
當時我在中學教書，一位比我梢大點的王姓青年教師，告訴我人民大學鬥林希翎的會場情況:“林希翎提出要跟他們辯論，他們哪裏是她的對手？不光是知識、才華、口才不是對手，她指出的違法亂紀、‘三害’事件都是經過調查的，無可置疑的事實。下面一再往上遞條子:‘林希翎:支持你！’他們辯論無詞，場面尴尬，光憑嗓門高，亂起哄:‘打倒林希翎！’”王老師眉飛色舞，我認爲他有正義感，不料，到反右時他上前就揭發我說過:“劉書記是菜包。”我校劉書記的确是個不懂教育的菜包子，但王當時卻說得更兇:“什麽菜包？是熊包！”他說給我的所謂“右派言論”多了。當他一直揭發我。氣得我不行時，我冷靜地想:“你要虧心你虧心，我不來這一套。共産黨要的正是知識份子都來這一套，他好漁翁得利。”所以我對他是來而不往，讓他倒是僥幸跺過了這一劫。
還來說林希翎的演講，她說“基本一緻”，“從胡風處抄來的”也好，說“證據蒼白無力”也好，說明文藝界，甚至各界知識份子都當真把實現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當作美好的遠景。毛澤東看準了這點，就把雙百方針當作給知識份子的誘餌抛了出來，又怕你不去吞食，特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明：“胡風的文章還是可以寫的，他住班房是因爲他搞秘密團體。”大家都想：“我又不搞秘密團體。”雖然心存怕釣魚的顧慮，但經不起毛的“猴不上竿直敲鑼”，終于連餌帶鈎一并吞進魚腹。之後，你再“腹诽”，說“毛澤東你不仁！”也隻是徒喚奈何了。與此異曲同工的是，當時大學之間的串聯很叫校長感到頭痛，人民大學副校長鄒魯風作報告，要求同學不要與外校聯系。林希翎反駁說：我校學生未患流感，爲何要隔離？主席講，學生鬧事要鬧個痛快，而現在還沒有鬧事就這樣封鎖。根據筆者的記憶，當時傳達毛主席的講話大意是這樣說的：共産黨要得到教訓的。學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樣的事情，同志們要看作好事。學生要鬧事，就要讓他鬧夠，問題暴露了，領導的問題由領導負責解決，暫時沒條件解決的，要解釋清楚，學生的問題，要說服教育。對鬧事的頭頭，不要開除。。。。。。我當時直覺到，毛主席的胸懷、氣量，多麽仁慈、廣闊！誰知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單用指出處理湖北漢陽縣一中學生因爲畢業後大部份不能升學，發生了800多學生罷課遊行的事例，足可說明。8月5日新華社報導：湖北省漢陽縣最近在蔡甸鎮舉行了群衆大會，揭發和控拆了反革命分子（學校師生）王建國，楊松濤，鍾毓文，胡斌，餘心平等利用漢陽第一中學學生的升學要求，煽動和組織近千名學生舉行罷課遊行的暴亂事件。9月6日在蔡甸鎮舉行了有一萬群衆參加的宣判大會，當場處決了王建國，鍾毓文，楊煥堯三人。楊松濤等四人被判處了有期徒刑。
１３，文藝界追求人性複歸，把矛頭指向《講話》
毛澤東用陰謀和公安手段，背信棄義，濫殺無辜。我說的“無辜”，是中共自己都承認的。如上述“小匈牙利事件”，他們爲此事作出決定，正式平了反。但死者已矣，隻能感謝黨的平反之恩于地下了。從教育思想講，這是推行他“階級鬥争爲主課”的，把受教育者培養成階級鬥争工具的奴化主義教育思想。他要消滅的是要民主、自由、人權的和尊重主體性的教育思想。他以同樣的思想來對待文學藝術。這在反胡風及其之後的反右派鬥争中得到了惡性地展開。胡風文藝思想的核心是“主觀戰鬥精神”，是一種很強烈的主體精神。毛澤東說他有“可殺之罪”，隻是認爲“殺了不利”，才刀下留人。他到底何罪當斬？“胡風分子”詩人綠原在《胡風與我》一文中這樣概述他與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互别苗頭：反對将文藝當作政治的附庸，不同意“政治标第一”，反對文藝脫離曆史真實，不同意“以歌頌光明爲主”，反對把作家藝術家當作宣傳政策的工具，傳聲筒，主張以群衆喜聞樂見作爲審美标準。（《新文學史料》1989。3）
右派在大鳴大放中對文藝方面所發表的意見，是和胡風一脈相承的，大多是或明或暗地，有意識或潛意識地把矛頭對準《講話》，認爲它是扼殺文藝生機的利刃。例如，反對公式化，概念化，教條主義是具有普遍性的意見。什麽公式化，概念化？就是<講話>提出的工農兵方向（用瞞與騙唆使工農兵去賣命），服從一定時期所規定的任務的文藝工作一元論定位（即作“齒輪和缧絲釘”），政治标準第一的文藝批評（甚至瘋狂到，有時是“政治标準唯一”。），杜絕“人性論”（否認人類統一的人性，隻承認“階級性”），對共産黨隻能歌頌光明（對資産階級才能刻劃黑暗。不歌頌共産黨的功德，就是革命隊伍中的蟗蟲），要文藝工作者進行思想改造；什麽教條主義？就是把《講話》拜作圖騰。所謂右派文藝觀點，基本上是反<講話>的觀點。這表現在文藝思想理論，創作實踐和組織工作三方面。
讓我們從電影的鑼鼓敲起。中國的大鳴大放是在1957年的春末夏初，鍾惦?的文章《電影的鑼鼓》卻是在1956年12月15日發表于《文彙報》（《文藝報》同時發表）。所以，也可以說它是鳴放的開台鑼鼓。鑼鼓是這樣敲起的：《文彙報》爲了貫徹雙百方針，準備就着電影沒人看，70%以上收不回成本（有的連廣告費都收不回）的問題展開讨論，記者姚芳藻采訪了鍾惦?。他立即表示：“電影問題非常多，完全值得讨論。。。。。。。電影題材狹窄，故事雷同，内容概念公式化，看了開頭就知道了結局，誰愛看呢？”在展開讨論中，《文彙報》發表了近50篇文章。導演陳鯉庭提出：“導演應該是影片生産的中心環節。”實際上，導演也隻是按着<講話>照本宣科的演員，真正的導演是黨委書記（毛是總導演是用不着說的）。導演孫瑜要求尊重觀衆，尊重導演，尊重藝術。他說：“今天的觀衆在走進戲院的時候是以主人翁的姿态走進去的。他們不能容忍乏味的，公式化概念化，沒有思想性和藝術性的作品，我們不能不尊重他們。他們要政治，但不要政治口号。”導演吳永剛在文章中指出：“政論不能代替藝術。人們花了時間和金錢，但是得到的不是藝術的欣賞，卻是像在聽一個報告，讀一篇政論，這樣的電影怎麽能使廣大的觀衆接受呢？”經過兩個多月的讨論，鍾惦?，作爲中宣部文藝處負責電影的幹部，被《文彙報》約請寫一篇總結性的文章，這便産生了不同凡響的《電影的鑼鼓》：
“電影的鑼鼓先從上海方面敲起來，是有道理的。這裏是我國電影的發祥之地和我國着名電影藝術家的彙集之處。經過七年的歲月足以辨明，電影——這一群衆性最廣泛的藝術，究竟怎樣才是。按照過去的經驗，無疑應該丢掉一些東西，但亦需要保留一些東西，而其中最主要的是電影與群衆的聯系，丢掉這個，便丢掉了一切。。。。。。
“上海《文彙報》在11月份發表的24篇文章，就問題的性質看，可分爲兩類:一是屬于電影的組織領導的，即以行政的方式領導創作，以機關的方式領導生産；一是屬于電影的思想領導的，這便是中國電影的傳統問題，題材偏狹問題，與所謂‘導演中心’等問題。
“……我們有許多領導人對列甯所說的:‘電影是教育群衆最強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藝術中，電影對于我們是最重要的。’理解得很不正确。因爲它重要，深怕它搞不好，也就出現了像<祝福>電影中魯四老爺教阿牛描紅的情景。關心過多也就往往變成幹涉過多。
“……目前有許多有經驗的電影藝術家不能充分發揮出創作上的潛力，而隻能唯唯聽命于行政負責人員的指揮，尚未進入創作，已經畏首畏尾，如何談得到電影藝術的創造？沒有創造，如何談得到電影事業的繁榮！
“藝術創作必須保證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必須充分尊重藝術家的風格，而不是‘磨平’它。所謂‘導演中心’乃是指爲了克服當前導演在攝制組工作時感覺婆婆過多而且過嚴，某些藝術描寫的細節都要遭受幹涉的情景而言。祥林嫂手中的魚掉不掉？何時掉？這完全是創作人員，首先是導演自己的事。如果這樣的事都須由行政決定，要導演幹什麽？。。。。。。”
這番鑼鼓聲聒噪火了毛澤東，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出批判：“共産黨裏也有右派有左派，中宣部有個幹部叫鍾惦?，他用假名字寫了兩篇文章，把過去說了個一塌湖塗，否定一切，這篇文章引起批評了，引起争論了，但是台灣很欣賞這篇文章。”
“成績是主要的”這是一個鐵定的公式，誰也不能違反。56年鍾惦?違反這一點，受到毛的批判:57年誰違反這一點誰當右派。從毛澤東，劉少奇直到鄉村基層幹部，從上到下，衆口一詞：“成績是主要的”。毛澤東時常扳着手指說教，成績與缺點相比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問題。即便餓死幾千萬人，成績仍然是基本的。彭黃張周們違反這一點，他們就株連了300多萬幹部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分子。農民用幹部開會作報告的腔調，耍貧嘴道：“成績是基本上的！蛋（但）有缺點，是屄染（必然）的嘛！”我真是不理解，當時面對的是包括他們親人在内的餓殍遍野，村裏餓死的人都沒有人去埋了，面對如此悲慘世界竟還能發出這種黑色幽默！難道這就是阿Q們發洩憤恨的方式？
在全國正式反右派幾個月之前，鍾惦?已被欽定爲右派了。《文彙報》8月4日發表了後來成爲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革委會副主任的徐景賢的文章《否定成績改變方向篡奪領導——揭露<電影的鑼鼓>一文的右派論點》：
“和所有的右派論調一樣，《電影的鑼鼓》首先從根本上否定電影的成績。。。。。。。總之，鍾惦?之故意把工農兵方向和教條主義，宗派主義串在一起，決不是爲了幫助我們克服缺點，而正是爲了把工農兵方向連根拔掉。。。。。。。”
在右派的文藝理論方面最爲有系統，有份量的，要數秦兆陽的《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這篇文章的思維方法是上前就與《講話》唱對台戲的。因爲它是從審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定義所規定的“藝術描寫的真實性和曆史具體性必須與用社會主義精神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民的任務結合起來”這一點出發的。可是，在《講話》中毛是這樣說的：“我們讨論問題，應當從實際出發，不是從定義出發。如果我們按照教科書，找到什麽是文學，什麽是藝術的定義，然後按照它們來規定今天文藝運動的方針，來評判今天所發生的各種見解和争論，這種方法是不正确的。”而我則認爲，别的什麽事如果可以“不是從定義出發”的話，那麽，“我們讨論問題”則是絕對地應當從定義出發的，這是一條邏輯規則。即以毛上述的話爲例，是他先從“實際”，“定義”，“文學”，“藝術”的定義出發之後，才說出“不是從定義出發”的。否則，說者和聽者就都将陷于五裏霧中——“應當從x出發，不是從y出發”，如果你不首先對X、Y加以定義的話（當然，“心照”就甭“宣”了），那麽，你所雲者何？一句話說絕，理論思維必須從定義出發。但，如果定義是錯誤的，則應首先把錯誤糾正過來，這還是從定義出發。因爲正确的定義就内涵着“合乎實際”這一規定。不緊扣從正确定義出發的讨論，必将引起混亂；雙方對同一概念作出不同定義的讨論，一定會是“褲裆裏放屁——到兩叉裏”，雞同鴨講，無共同語言；違背正确定義的讨論，一定是胡說八道。民諺說得好：“先明後不争”。這一句話可理解爲，先明确定義，在讨論問題時就不會引起無謂的歧義的紛争了。像毛這樣的違反邏輯常識的錯誤，不但沒人敢指出，而且還必須當作圖騰來崇拜；這使我想起，鄧小平爲吳晗碑亭書寫的“吳晗亭”中的“晗”字，多寫了一點，把口上的“今”字寫成了“令”字。我在報上看到時，脫口而出:“怎麽旁邊的人就不随時指出這個筆誤？”“誰敢？”沒有人敢，于是這個錯字，便像征着鄧小平的威風而百世流芳了。有興趣者可前去看一下，是否今天“威風”依舊？
秦文說：首先，如果認爲“藝術描寫的真實性和曆史具體性”裏沒有“社會主義精神”，因而不能起教育人民的作用，而必須要另外去“結合”，那麽，所謂“社會主義精神”到底是什麽呢？它一定不是存在于生活的真實和藝術的真實之中，而隻是作家腦子裏的一種抽像的概念式的東西，是必須硬加到作品裏去的某種抽像的觀念。這就無異于是說，客觀真實并不絕對地值得重視，更重要的是作家腦子裏某種固定的抽像的“社會主義精神”和願望，必要時必須讓血肉生動的客觀真實去服從這種抽像的固定的主觀上的東西，其結果，就很可能使得文學作品脫離客觀真實，甚至成爲某種政治概念的傳聲筒。
其次，這所謂“社會主義精神”既是作家主觀上的一種觀念，那麽，它必定是作家的世界觀的一部份。。。。。。。作家的思想——世界觀，是探索，認識，反映客觀真實時，伴随着形象思維，起其能動性的作用，因此，這種作用是有機地表現在藝術的真實性裏面，是無須乎在藝術描寫的真實性之外再去加進或“結合”進一些什麽東西去的。
在我們中國還跟另外一些庸俗的思想結合起來了，因而更加對文學事業形成了種種教條主義的束縛。這些庸俗思想，就是對于《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庸俗化的理解和解釋，而且主要表現在對于文藝與政治的關系的理解上。
首先，必須考慮到，文學藝術爲政治服務和爲人民服務應該是一個長遠性的總的要求，那就不能眼光短淺地隻顧眼前的政治宣傳的任務，隻滿足于一些在當時能夠起一定宣傳作用的作品。其次，必須考慮到如何充分發揮文學藝術的特點，不要簡單地把文學藝術當做某種概念的傳聲筒，而應該考慮到它首先必須是藝術的，真實的，然後它才是文學藝術，才能更好地起到文學這一武器的作用。即便是一篇雜文，一段鼓書，一篇特寫，也不能忘了它的文藝性。此外，還必須考慮到各種文學形式的性能，必須考慮到各個作家本身的條件，不應該對每個作家和每一種文學形式作同樣的要求，必須要盡可能發揮——而不是妨害各個作家獨特的創造性，必須少用行政命令的形式對文學創作進行幹涉。
說“政治标準第一”，是因爲，自古以來沒有無傾向性的文學，是因爲人民所需要的是那種爲自己的利益服務的文學。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結論，以是否配合了每一個臨時性的政治任務爲文學作品的最重要的标準，也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是藝術标準并不重要。政治和藝術标準必須統一。（我認爲，隻有在政治理論與政治行爲中，才是“政治标準第一”，如果你要求劉少奇在“八大”上作的《政治報告》有藝術性，是可以的，但你如果硬堅持必須“藝術标準第一”，那麽，你就是混蛋。如果你要求文學藝術作品，比如齊白石畫蝦，不是“藝術标準第一”而是“政治标準第一”。而且對違反者嚴懲不怠，我說，這就遠甚于混蛋了！）
正因爲我們在這些問題上有一些糊塗觀念，于是，就發生了多種多樣的，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的混亂思想，例如：不應該寫過去的題材呀，過多地從是否配合了任務來估計作品的社會意義呀，出題目作文章并限時交卷呀，必須像工作總結似的反映政策執行的過程呀，以各種工作方法爲作品的主旨和基本内容而忘記了人物形象呀，不應該寫知識份子呀，不應該以資本家或地主富農爲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呀，作家最激動和最熟悉的“過去的題材”不要寫而硬要去寫那些不激動不熟悉的東西呀，生活本身就是公式化的呀，離開了形象及其意義去找主題思想呀，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去領導創作呀，政治加技術（藝術）呀。。。。。。還有：你說描寫新英雄人物才是“社會主義精神”呀，而他又說人道主義精神才是‘社會主義精神’呀。。。。。。
姚文元爲批秦兆陽，雲裏霧裏寫了三萬多字，不見真貨色，唯有帽與棍。什麽“修正主義思潮”，什麽“不要馬克思列甯主義”，什麽“沒有政治立場的‘寫真實’的虛幻性”等等帽子。同樣，他對江蘇省一些青年作者陳椿年，高曉聲，葉至誠，方之，陸文夫，梅汝恺，曾華想組織一個《探求者》文學月刊社所草拟的“章程”和“啓事”，也是批之爲“反動”，“夢想資本主義在中國複辟”。他說：“《探求者》們的反社會主義綱領中，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他們是國内外修正主義思潮無保留的狂熱的擁護者。。。。。。。他們在理論上是秦兆陽的弟子，他們手裏揮舞的也不過是從秦兆陽的修正主義那裏搬來的破刀爛槍而已。然而當這種種修正主義思想被他們剪貼起來湊成一套主張時，就成爲非常完整的一個反社會主義的綱領。”（71）
探求者文學月刊社啓事和章程中說：我們是同人刊物，有自己的主張，自己的藝術傾向，我們把編輯和作者混同一起，稿件的主要來源就依靠同人，我們将在雜志上鮮明地表現出我們自己的藝術風猊。目前，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剛建立不久，如果說建成社會主義的道路還在探索，需要不斷地積累經驗，吸取教訓，那麽，在建成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人生的道路就更爲複雜，更需要多方面進行探讨。舊時代遣留下來的思想意識中間，有壞的，也有好的，必須加以辨别。近幾年來，把一切舊東西看成壞的，把一切新東西看成好的，這種教條主義的觀點已經造成了嚴重的危害。教條主義把浩瀚統一的社會生活歸結成支離破碎的教條，僵化了人們的正常生活。
再者，我們過去在長期的階級鬥争中，由于當時的需要，把政治态度作爲衡量人的品質的主要标準，往往忽略了社會道德生活的多方面的建設。在階級鬥争基本結束，社會的主要矛盾表現在人民内部的今天，我們看到了人們道德面猊上存在着各種缺陷，也看到了階級鬥争給人們留下了許多陰影，妨礙了人們之間正常關系的建立。人情淡薄，人所共感。鑒于以上種種，我們将勉力運用文學這一戰鬥武器，打破教條束縛，大膽幹預生活，嚴肅探讨人生，促進社會主義。文學創作有過漫長的曆史，積累了多種多樣的創作方法。我們不承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最好的創作方法，更不承認這是唯一的方法。
刊物不發表空洞的理論文章，不發表粉飾現實的作品。大膽幹預生活，對當前的文藝現狀發表自己的見解。不崇拜權威，也不故意反對權威，不趕浪頭，不作謾罵式的批評，從封面到編排應有自己獨特的風格。本刊系一花獨放，一家獨鳴之刊物，不合本刊宗旨之作品概不發表。（72）
有一些作家點明叫響地要“修正”和“發展”毛《講話》的精神，少的如劉紹棠，認爲其中“策略性理論”不應守舊地，片面地，機械地執行；老的如姚雪垠，認爲《講話》是在一定曆史條件下産生的，“曆史條件在不斷變化，許多真理也要跟着發展。”《長江文藝》1957年10期上有篇文章這樣揭露和批判姚雪垠：
他歪曲地說“今天除了提到文藝爲工農兵服務外，也提到爲知識份子服務。這就是發展。企圖偷天換日地以“爲知識份子服務”來代替“爲工農兵服務”的根本方向，他誣蔑執行毛主席的方針是‘原地踏步走，背去年的皇曆”。姚雪垠攻擊毛主席提出的文藝批評的政治标準和藝術标準的正确原則爲“不僅是簡單的，而且是死的”，一個“總原則”而已，說“如果有人企圖拿着一個總原則認爲是找到了萬能的鑰匙，随便使用，他難免不跌進教條主義的泥坑。”從這一根本的反動前提出發，他把黨對文學事業的政治，思想的領導，誣蔑爲教條主義的統治。說什麽教條主義“上有領導，下有群衆，形成了一種巨大的，沉重的社會力量。”認爲教條主義已成爲“一種時代空氣，或者像流行性的感冒，散布在我們日常生活的環境中”。因此，“作家在進行創作時，不能不縮手縮腳”，“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于是姚雪垠以反對教條主義爲幌子，進而提出了資産階級“百無禁忌”的文學自由的主張代替黨的文藝方針。
黃藥眠在政治上被批爲“章羅聯盟的參謀長”，但他畢竟是個文藝理論家。他在《文藝報》1957年第6，9号上分别發表了兩篇文章講了自己的意見。一篇是《由“百花齊放”所想到的》：
有些人處理問題時，硬要把黨的事業的文學部份，和黨的事業的其他部份刻闆式地等同起來，來一個機械同均化，而無視文學的特性。還有人處理問題硬要來一個标準化，要以少數人的文學趣味服從多數人的文學趣味，或甚至相反。這樣就抹殺了在爲工農兵服務的總方針下個人愛好的廣大原野。甚至有些人神經過敏，一談到個人的藝術愛好，就說你是個人主義，一談到幻想，就說你是唯心主義或違背現實主義，一談到應講求形式，就說你是形式主義。文學固然要反映出現實的本質，反映出社會生活中人的本質。但不應忘記，文學要通過生活本身的形式來反映現實的，因此對于“本質”也不能了解得過于死闆。人的生活是多方面的，同時又是多種關系交錯着的，因此，它是豐富的，多彩的。文學的描寫就是要具體反映出人的各個側面，和人和人之間的交錯着的關系，寫出細節，而描寫的方法可以不同，描寫的風格和情調也可以多種多樣。因此，文學裏面所表現的東西，是通過生活現象來表現本質，但它不限于本質，某些方面它可以比本質多些，同時某些方面又可能比本質少些。有些人忘記了文學是要通過生活現象本身來反映現實的，所以就要求文學要按着決議案來創作，人物的一言一行都要根據他是不是表現了本質去檢查。這樣一來，作品自然就失去生活的豐富性，而人物也就失去了個性。文學不是生動的，動人的宣傳，而成爲簡單的的說教。有人說，文藝是生活的反映，生活裏面本身就有着美，作家的任務就是對生活中的這些美加以集中概括，使它比生活更高，更有典型意義。但我們應認識到，人們的主要任務在于改造世界。在實踐中，人們認識了世界，也産生了自己的态度，有時還帶着強烈的情緒色彩。有些人忘記了這些，認爲作家的任務隻是在檢集生活現象并加以組織。甚至有人還把作品中所描寫的故事，人物去一一加以核對。認爲生活裏有的，就是現實主義的，沒有的，就違背了現實主義的原則。照這樣的看法，創作就不可能有，文學隻能是資料的搜集和堆積，想像就不可能有，文學隻能是已有事實的記載，同樣，作家不是在改造世界的實踐中去體驗生活，而隻能是消極地感受生活，客觀世界給我們刺激一下，而我們也就認識它一下。。。。。。。
另一篇是《解除文藝批評的百般顧慮》：
當前文藝界的主要矛盾，在于我們的文藝創作和廣大讀者的要求不相适應。我們印出來的作品，中學生讀起來，大體上說還認爲可以，但大學生就覺得不夠味，不滿足了。他們的興趣是讀外國小說。近年來，存在着一種不好的風氣，那就是對于名作家的作品，照例是捧。如趙樹理的《三裏灣》就是這樣。這種風氣也影響了讀者。一般說大學生本不十分喜歡中國現代作品，但你問他，他還是說好。爲什麽呢？因爲《文藝報》說好。批評家與作家的關系不諧調。批評文章有時并沒有體會出作品的味道，就來分析它的優點和缺點，有時則沒有把握住分寸，太重，因而引起了作家的輕視和不滿，這是一個方面。另外，如果作家不服氣，寫了個反批評，但刊物又往往以“不宜讨論”爲由拒絕刊載。挨了批評不能反擊，這也是造成了雙方關系惡化的原因。在領導思想方面，對世界觀與創作的關系有簡單化的理論。我們的創作質量不高，和簡單化的理論也不無關系。世界觀指導創作，這是無可懷疑的，但世界觀對創作的直接指導作用，隻限于作者看事物的立場觀點和基本的态度方面。至于作家對人物的心理狀态，情緒等等的體驗，世界觀就不能直接指導。解決這個問題，要靠積累生活知識，有豐富的生活體驗。根據我們很多同志的理論，仿佛無産階級的世界觀有了，就可以解決創作問題。強調思想改造，這是對的，必要的。但思想改造是長期的事情，我們不能等到作家思想改造好了才能讓他們創作，而且思想改造也決不止是讀幾本理論書。這幾年來作家們總是讀了些書了，但爲什麽有些人還是寫不出作品來？如果說，思想進步了，他就可以寫出作品，那爲什麽這七，八年來，作家的思想進步了，而還是寫不出作品呢？我認爲世界觀對創作的影響有一部份是間接的曲折的，可是過去我們恰恰忽略了這一點。領導把理論與創作之間的關系看得過于簡單化，因此領導的方式就必定會是生硬的，反過來又影響了創作的發展。。。。。。
作家常常埋怨批評家給創作制定了不少清規戒律，但文藝批評所受的清規戒律何嘗就少呢？幾年來我寫的文章很少，但就這一點點經驗來說，也不難體會到寫批評文章之難！不能粗暴，不能諷刺，不能說俏皮話，要照顧到權威，要照顧到大作家，要照顧到新生力量，要照顧到領導首長，要照顧到老先生，要照顧到統戰，要考慮将來政策轉變時爲自己留退步。腦子裏這樣許多“照顧”，許多“考慮”，于是自己的主意越來越少。文章力求委婉，力求面面俱到，力求不緻引起别人的反駁。許多重複了不知千百次的，爲人所熟知的大道理，大原則，也不妨假定讀者有“百讀不厭”的精神再來一次重複。肯定之後，必須來一個“但是”，否定之後必須來一個解釋。文字上力求多加一些“在一定條件下”，“在某種程度内”等等。。。。。。
以前我寫文章，好不好是另一個問題，但寫起來，心情有舒暢之感，現在我寫文章，往往是爲了完成任務，時間又催得緊，以至有些文章，連自己也不滿意。
《人民日報》8月14日登了一篇《打碎黃藥眠的賣藥葫蘆》，其中說：這裏所謂“以前”者，解放前之謂也。沒有共産黨領導的那年頭，對他真是“海闊憑魚躍，天空任鳥飛”，不要說“百般顧慮”，那真是一點顧慮也沒有，自由得很。他所謂的“影響了創作的發展”的根源，一找，就找到了“領導思想”。
北師大中文系文藝理論組編寫，登在<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57年第2期上的《黃藥眠的文藝思想是反黨反馬克思主義的》，全文2萬多字，詳述了他在文藝爲工農兵服務，作家的思想改造，黨對文藝事業的領導等方面“反黨，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這些也是對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反對。
戲劇家吳祖光可以說是做到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以他的性格，他才不管你“言者有罪，聞者不戒”哩！5月31日，他在文聯第二次整風座談會上說：
文藝界的“鳴”“放”之後，陳其通同志的文章表示了怕“亂”，他是很有代表性的。但我的看法是：事實上早已亂了。“百花齊放，百家争鳴”就是爲了平亂。我活到40歲了，從沒有看到像這幾年這樣亂過。遇見的人都是怨氣沖天，不論意見相同或不相同，也不論是黨員或非黨員，領導或被領導，都是怨氣沖天，這說明了“亂”。黨中央提出整風是爲了平亂，使今後能走上合理發展的道路。過去從來沒有像這樣“是非不分”，“職責不清”，年青的領導年老的，外行領導内行，無能領導有能，最有群衆基礎的黨脫離了群衆。這不是亂，什麽才是亂？
解放後有一個現象，那就是組織的力量非常龐大，依靠組織，服從組織分配，已成爲人民生活起碼的道德标準。組織和個人是對立的，組織力量龐大，個人力量就減少。過去作家藝術家都是個人奮鬥出來的，依靠組織的很少。馬思聰之成爲馬思聰是他個人苦學苦練的結果。現在一切“依靠組織”，結果，變成了“依賴組織”。個人努力就成了個人英雄主義。
作家，演員，長期不演不寫，不作工作，在舊社會這樣便會餓死，今天的組織制度卻允許照樣拿薪金，受到良好的待遇。做了工作的會被一棍子打死，不做的反而能保平安。聽說一個文工團的團長寫了一個劇本，其中寫了一個反面人物，結果受了批評，把立的功也給撒銷了。鼓勵不勞而食，鼓勵懶惰，這就是組織制度的惡果。解放後我沒有看到什麽出色的作品。一篇作品，領導捧一捧就可以成爲傑作，這也是組織制度。
組織力量把個人的主觀能動性排擠完了。我們的戲改幹部很有能耐，能把幾萬個戲變成幾十個戲。行政領導看戲，稍有不悅，藝人回去就改，或者一篇文章，一聲照應，四海風從。這是因爲黨有如此空前的威信。政府如此受人愛戴。但是聲望應起好的作用，現在卻起了壞的作用。過去搞藝術的有競争，不競争就不能生存。你這樣作，我偏不這樣作，各有獨特之處。現在恰恰相反，北京如此，處處如此。北京是《白蛇傳》，《十五貫》，于是全國都是《白蛇傳》，《十五貫》。
我感覺黨的威信太高了。咳嗽一下，都會有影響，因之作爲中央的文藝領導就更要慎重，小心。當然，不可能有永遠正确的人，有些作家藝術家兼任行政領導，他們自己也口口聲聲說不願作，但是作官還是有瘾，作官跟作老百姓就是不同，政治待遇，群衆看法等都不一樣，所以有些作家，他們打心裏還是願意作官的。很多作家，藝術家原是朋友，但現在卻成了上下級了。
組織制度是愚蠢的。趁早别領導藝術工作。電影工作搞得這麽壞，我相信電影局的每一個導演，演員都可以站出來，對任何片子不負責任，因爲一切都是領導決定的。甚至每一個藝術處理，劇本修改。。。。。。也都是按領導意圖作出來的。一個劇本修改十幾遍，最後反不如初稿，這是常事。
吳祖光說過文藝工作又對肅反提了意見：“肅反是搞重了，面搞寬了，北大，戲曲學校。。。。。。都很嚴重。肅反很欠思考。有些人解放前對革命忠心耿耿，做了很多工作，而肅反中卻狠狠地鬥了他。這是不公平的。如電影局，在肅反時，有位同志被鬥，她的愛人因之便和别人離了婚，後來證明她是被鬥錯了，結果卻拆散了人家的夫妻。”
吳祖光還發表文章<談戲劇工作的領導問題>：
我們誰都會談所謂“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可是他在培養文學藝術人材這方面表現了什麽呢？對于解放以來，工，農，兵的每一條戰線上都是人材輩出，蓬勃前進，而文藝戰線上獨獨新人寥落的具體現象我們又該如何具體解釋呢？
解放以後的新社會産生了新的生活習慣，這種新的生活習慣形成了新的制度，我感覺到這種制度可以叫做組織制度，革命的成功正是把全國人民的力量組織起來的結果，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但是就文學藝術的角度看，我以爲組織力量的空前龐大使個人力量相對減少了。
從黨中央提出黨内整風以來，在這短短的時期内，僅從報紙雜志上看到的一些被壓制，被埋沒的人材的事實就足以使人觸目驚心。我們今天的生活制度由于組織一切包幹的結果，竟使不勞而食成爲合理合法的事情，因而恰巧有許多辛勤勞動出來的作品反而受到無情棍棒亂敲亂打，于是索性不寫不做反而落得平安無事。可惜的是藝術家們和剝削階級不同，他們對于不勞而食并不認爲是幸福，而認爲是恥辱與痛苦。
“服從組織分配”在革命鬥争當中，在軍事行動當中，我想它應當是屬于鐵的紀律。但是到了今天，在我們文藝園地裏施行組織分配的辦法就使人很難理解了。無論如何，寫作，演，唱總是屬于個人的行動，一個口齒不清的人總不能由于集體力量，大家幫忙而能使他變得伶牙利齒起來，但是在我們的工作當中，由于萬能的組織分配的結果，卻是什麽樣颠倒因果，亂點鴛鴦的事情都做得出來。我想在文藝工作的安排上，“組織分配”決不能絕對化。如果“組織分配”隻占五分（而且是經過深思熟慮，公平合理的分配），自願也占五分的話，事情便會變得好一些的。所謂“組織”亦就是指的領導。領導的權限無限擴展的結果，必然是日深一日的目空一切，自以爲是。從主觀主義開始，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必然接踵而來。從文藝工作說來，誰都懂得“爲人民服務”的道理，但是今天無數的藝術團體的領導，偏偏就從不估計人民群衆的需要，認爲群衆渾噩無知。對群衆需要的東西，用無數清規戒律斬盡殺絕，把群衆不喜愛的東西塞給群衆作爲對群衆進行教育。
我們的傳統戲曲藝術有着悠久的曆史，我們的優秀的表演藝術家們代代相傳，每一個都身懷絕技。作爲新文藝工作者得到與民間藝人合作的機會正應該好好地抓住機會向他們學習一下，但是絕大多數的同志們卻是頤指氣使，發号施令，還沒有摸到傳統藝術的規律，便神氣活現地以改革者自居，把自己的一知半解硬去套人家的脖子。中國的傳統戲曲節目之豐富是盡人皆知的，但是這些年來把擁有幾萬出戲的古典戲曲生生擠兌得隻剩下廖廖幾出戲在舞台上苟延殘喘，這種大殺大砍的手段真是令人驚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真是這些戲改幹部的活活寫照。
對于文藝工作者的“領導”又有什麽必要呢？誰能告訴我，過去是誰領導屈原的？誰領導李白，杜甫，關漢卿，曹雪芹？誰領導莎士比亞，托爾斯泰，貝多芬和莫裏衰的？
他劃爲右派份子是無可挪移的，對他的這些無可反駁的金玉良言進行批判，自然盡是些由衷的和不由衷的胡說八道，不值一提。倒是他的妻子新鳳霞不爲“領導”的威脅利誘所屈服，把愛情堅持下來，被傳爲一段佳話。這是他、她，兒輩和家庭的驕傲，這是右派份子、知識份子的驕傲，這是美好人性的僅存碩果！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文化部劉副部長逼她離婚，她堅持不離，一心要等吳祖光回來。
“你能等多久？”
“王寶川等薛平貴等了18年，我能等28年！”
吳祖光“改正”後，仍是在公開場合仗義執言。1988年4月5日在全國政協小組會上，吳祖光以《要信任知識份子》爲題作了發言：
新中國成立以後，進入50年代，黨和知識份子的關系逐漸發生了變化。對《紅樓夢研究》，對《武訓傳》，對“胡風”的批判一步步轉入政治問題的範疇。到1957年的反右鬥争，以号召向黨提意見爲名而向數十萬響應号召提出各種意見的知識份子進行了殘酷的政治迫害，罪名提到反革命的高度，迫使千家萬戶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八個字可不是空洞的詞句啊！對于所有右派，都是血淚深仇），成爲曆史上罕見的人間悲劇，盡管在幾十年後大部得到“平反”和“改正”，但巨大的創傷卻是永遠難以彌補的。而發生在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卻又是從迫害知識份子開始，十年浩劫，幾乎使國家民族瀕于毀滅。。。。。。。再三再四殘酷踐踏中國知識份子的尊嚴以至生命，真是使人痛心，使人傷心。。。。。。。
中國的曆史可以說明，知識份子是建設國家的主要力量。秦始皇焚書坑儒，不過二世而亡。漢高祖也知道“馬上得天下”卻不能“馬上治天下”。宋太祖治天下也得依靠半部《論語》。到了近代，推翻滿清政府的國民黨人孫中山先生和他的大批戰友，壯烈犧牲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絕大部份都是知識份子。再說，馬克思，恩格斯，列甯，哪一個不是知識份子？古今中外一切的生活現實都得不出仇視知識份子的結論。
“寫戲的不滿，演戲的火更大。在不得不服從指揮棒轉了數年之後，中國京劇一團團長李萬春終于有了說話的機會:‘中國戲劇本來就是人情法理、善惡因果的社會反映，是好的教育，是寓教育于社會人生的，也是促使改變不善的人心。凡一詞一句，經過了文學家審慎的堅定，一排一演，經過了許多藝術家設計指導。如此而成爲劇，流傳數百年……這是它的價值，也是中國戲劇的曆史光榮。’‘中國劇的重點反映“忠奸功罪”四個字，當然離不開帝王将相、富貴貧賤。也有呼帝王萬歲，那是表征實情事實，何謂封建以及資産階級？要以這是“封建餘毒”，那麽……共産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皆是封建餘毒。’“（轉引自《陽謀》頁173）
不管話說得直接了當還是委婉曲折，你仔細看吧，筆鋒都是指向黨天下，指向毛澤東思想，指向<講話>。在文藝創作中，也出現了一批離經叛道的“寫真實”，“幹預生活”，揭露陰暗面，反對“三害”的右派作品。着名的有劉賓雁的《在橋梁工地上》，《本報内部消息》。姚文元批判道：“他用自己反黨的眼光把陳立棟醜化了，他恨陳立棟執行黨的指示，所以他把陳立棟醜化成一個沒有任何優點的人。作者在竭力假造出這樣的一個公式：執行黨的指示=官僚主義=獨斷獨行=教條主義和黨八股。同其他右派一樣，他在這裏攻擊的不是官僚主義，而是黨的領導。作者把黃佳英當作英雄的先進人物來表現的，在黃佳英身上寄托了他反對‘官僚主義’的全部理想。然而黃佳英是怎麽樣一個人呢？那是一個被美化了的‘反現狀’的個人主義者。但盡管作者想把她寫成娜斯嘉型的人，在劉賓雁的筆下，在階級鬥争十分尖銳的中國，黃佳英卻不是娜斯嘉，而是反黨的個人主義者。”“整個報社的氣氛十分暗淡。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如同一塊大石一樣壓在每一個人的頭上。總編輯陳立棟。。。。。。是一個壓制任何合理的政見的獨斷獨行的專制主義者。。。。。。。作者帶着深刻的嘲諷描繪這一切。”（73）
南有姚文元，北有李希凡。李希凡在《從<本報内部消息>開始的一股創作上的逆流》中說：“絕不能低估《本報内部消息》在一部份青年中的影響，尤其是在有着濃厚的資産階級，小資産階級思想的青年中間，黃佳英起了極大的煽動作用。在反右鬥争中，很多青年右派份子，正是披着黃佳英的外衣出現在群衆的面前。。。。。。。難道林希翎之流不正是劉賓雁的黃佳英的模特兒嗎？。。。。。。早在劉賓雁的第一篇特寫《在橋梁工地上》裏，就已經流露了陰暗的反黨思想，如把老幹部寫成不學無術，思想僵化，不能領導複雜的現代化工業的人，誣蔑我國建設進度緩慢，并武斷地說我們建設中的缺點不是由于缺乏建設經驗等複雜的原因造成的，根源好像全在領導上的保守無能等。不過，這篇特寫的缺點究竟還非常隐蔽，劉賓雁在當時也不敢露骨地大膽地宣傳他的反動思想。隻有在他的<在橋梁工地上>發表，并受到《文藝報》，《人民日報>等大肆吹捧以後，劉賓雁才敢寫《本報内部消息》這樣露骨的反動作品。自從這篇作品又受到某些報刊的贊揚以後，所謂‘揭露生活的陰暗面’，和歌頌黃佳英之流的‘青年勇士’的作品，就大量出現了。《組織部新來的年經人》裏的林震，實際上是黃佳英的男性翻版。”（《中國青年報》9，17）
李希凡批判王蒙抨擊北京某中共區委機關官僚主義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認爲“這種官僚主義滿天飛的。。。。。。黨的區委會，在離開中央較遠的地區。。。。。。還有若幹可能性，但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這是不能相信的。”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有些同志批評王蒙說他的<組織部新來的年經人>寫得不真實，中央附近不該有官僚主義。我認爲這個觀點不對，我們要反過來問：爲什麽中央附近不會産生官僚主義呢？中央内部也産生壞人嘛！”（李文見《文彙報》，2，9，毛談話于2，16。）狗比主人狂吠的調門高，純屬正常現象。
青年詩人流沙河寫了一篇散文詩<草木篇>，遭受到圍剿。批判者對詩中寫了“糾纏着丁香，往上爬”的藤是罵共産黨員和積極份子，說是對“人類曆史上最民主最先進制度的污蔑”。（原詩是:他糾纏着丁香，往上爬，爬，爬……終于把花挂在樹稍，丁香纏死了，砍作柴燒了。他倒在地上，喘着氣，窺視着另一株樹……）說詩中的梅花把自己給了冬天的白雪”，被批爲“變天思想”，盼望國民黨卷土重來。（原詩:在姐姐妹妹裏，她的愛情來得最遲。春天，百花用媚笑引誘蝴蝶的時候，她卻把自己悄悄地許給了冬天的白雪。輕佻的蝴蝶是不配吻她的，正如别的花不配被白雪撫愛一樣。在姐姐妹妹裏，他笑得最晚，笑得最美麗。）“有的文章說“<草木篇>是極少數不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分子感到一個階級滅亡，充滿了沒?的情緒，要咿咿唔唔地爲舊社會的滅亡唱挽歌！”本省文聯一位領導說：“我一看見<草木篇>就想起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對這種反動腐朽的東西，一棍子打死也未嘗不可！”（《文彙報》5月16日）根據我的記憶，好像傳達的毛講話是說，作者與共産黨有殺父之仇，一有機會就<草木篇>。《草木篇》中的其他篇章是:
《白楊》:她，一柄綠光閃閃的長劍，孤零零地立在平原，高指藍天。也許，一場暴風會把它連根拔去。但，縱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誰灣一灣！
《仙人掌》:她不想用鮮花向主人獻媚，遍身佩上刺刀。主人把它逐出花園，也不給水喝。在野地裏。在沙漠中，她活着，繁殖着兒女……
《毒菌》:在陽光照不到的河畔，他出現了。白天，用美麗的彩衣，黑夜，用暗綠的磷火。誘惑人類。然而，連三歲的孩子也不去采它。因爲，媽媽說過，那是毒蛇吐的唾液……
對《草木篇》也有另一種評價。6月4日，在四川文聯舉行的座談會上，張默生教授提出“詩無達诂”。何劍董教授說道：“我認爲，《草木篇》反映了一部份知識份子在曆史運動，尤其是在肅反運動以後的痛苦、失望和一定程度的恐怖的情緒。《草木篇》所反映的那種現實是存在的。尤其在肅反運動以後，一部份知識份子，是懷着一定的痛苦，失望，甚至恐怖的情緒的。”但這些人們，也大都劃了右派。
開封師院（即解放前的和現在的河南大學）的“蘇聯文學”教授李白鳳，在《人民文學》（7月号）上發表“寫給詩人們的公開信”中說：“我感覺到詩歌的創作被限制在如此狹窄的領域裏，詩人們替自己限定了寫作範圍，就在這樣的小天地裏回旋着。你們，從你們中間最優秀的詩人裏選定不那麽太多的詩歌的寫作方法，把它看成衡量一切詩歌的尺度，有時甚至很少考慮到文學史上曾經不斷出現的一些現象——風格的多樣化，像希臘神話故事裏的柏魯克拉士那樣，把一切詩歌都放到自己的床上，加以‘拉長’或‘截短’。”他還引用馬克思的話，反對壓抑寫作的創造性和獨特的個人風格:“每一滴露水在太陽照耀下都閃耀着無窮無盡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陽，無論它照耀着多少個體，無論它照耀着什麽事物，卻隻産生一種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誰能說這樣的見解不切中肯綮呢？但他卻因此劃了極右派。我和他在一個農場勞動教養，受盡迫害折磨、勞困饑餓。一次，我們去貼标語:“高舉三面紅旗奮勇前進！”“大躍進萬歲！”……他端着半碗糨糊跟在後面，當要用糨糊粘的時候，發現他快把糨糊喝光了。我們急中生智，又給碗裏續了些水，把标語“胡弄”在牆上。随後被風刮掉，雖然心裏害怕，但又奈之何呢？可見，即便是像他這樣的大詩人，文人學士，在久餓之下，肚裏也就沒有詩意，甚至連人格尊嚴的資料也沒有了。1962年解除勞動教養歸家，要說無業也有業，死前的職業是拉闆車。可他在農場時，有時還要向我們數說他當年的“威風”:“柳亞子、臧克家拍着我的肩膀，‘白鳳、白鳳’的；無話不談。”
雜文以其鋒利深刻，最适宜于反映事物的時代變化，人物的知情意行，而且可收短平快的效果，所以許多報刊都發表了廣受歡迎的雜文，而且有的設了專欄，如《中國青年報》的“辣椒”，《河南日報》的“蒺藜草”等。在鳴放中的雜文，論質論量，首推徐懋庸。他有很高的馬列水平，我們在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時，都學習他的文章《矛盾論在思想改造中的應用》。在他的雜文中，被用得得心應手，文筆流暢，意蘊深長，以馬列之矛，攻馬列之盾，揭出人人心中有之之社會弊端，讀後令人驚，令人喜，令人思。他出手很快，短期内即寫有上百篇。姚文元就其中兩篇，《不要怕不民主》和《苦悶》進行批判：
徐懋庸之流高喊“不怕黑暗”，“揭露黑暗面”的人，卻把我們社會說成似乎沒有“民主”，要“享受民主”，就要向“官僚主義者”争取。徐懋庸的腦子裏，其實是裝滿了資産階級民主，他所要“享受”的，是一種不要集中的絕對民主。“我們就不能等到他們自己放手”，這“我們”和“他們”，就表示在根本立場上他是把自己同各級領導幹部（他們當然可能有某些缺點）處于對立地位，同黨的領導處于對立地位，既然“他們”不肯“自動放手”，那就隻有“鬥争”了。于是，當社會上右派猖狂進攻，“言論一放，意見紛紛”之時，徐懋庸也就挺身出來作右派的喉舌，他大呼“這是好現象”，“現在的人愈多的感到社會的苦悶”，“苦悶多極了”。怎麽擺脫這不是個别事件而是整個“社會的苦悶”呢？就是要在社會主義思想之外“生出更好的思想來”。這“更好的思想”是什麽？。。。。。。我們在某些“揭露陰暗面”的作品中所看到的，不就是徐懋庸所推銷的反對領導，反對民主集中制的“更好的思想”嗎？（74）
徐仲年在鳴放中發表了雜文《烏“晝”啼》。反響很大，不光文筆好，切反映了知識份子當時所焦心的一種真實存在。摘抄如下，以供今人觀賞。
烏“晝”啼
烏鳳和鳴葉元龍教授在上海市共産黨宣傳工作會議上，提出了“鳳鳴”與“烏鳴”的問題。“風鳴”指的是“報喜”，“烏鳴”指的是“報憂”。葉先生勸共産黨黨員：鳳鳴要聽，烏鳴也要聽；尤其不要因爲不喜歡烏鴉叫，當烏鳴的時候，就一槍開去。因爲一槍開去，烏鴉固然沒法再鳴，可是連鳳凰也吓得不敢開腔了！我不知道從何年何月起，烏鴉變成了“不吉利”的動物。我沒有在這個問題上用過考證功夫，因此作不出結論。不過可以肯定：１烏鴉是益鳥，——向人“報喜”的喜鵲反而是害鳥；２古人以爲烏鴉是能“報喜”的（可查：“樂府古題要解”中關于“烏夜啼”的解釋）。一般人以爲鳳凰是很美麗的鳥，其實不然！它是：“鱗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颔雞喙，五色備舉”（“說文”），實在沒有什麽好看！何況還有假鳳凰，爲數相當的多！因此對于鳳凰和烏鴉的估價，應當辯證地看。能夠烏鳳和鳴，那是最好的好事！我摹仿“烏夜啼”，作“烏晝啼”。是否提防獵人的槍？不在考慮之内！毛毛雨下個不停和風細雨……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矛盾，因此解決人民内部矛盾的時候，用不着大張旗鼓，隻須和風細雨就夠了。在原則上，這是對的。然也要看具體情況，不該以不變應萬變！毛毛雨下個不停是有害的：下得久了，秧要爛，棉不結鈴。田初濕時是軟的，容水過度就會變硬。“清明時節雨紛紛”，尚且要：“路上行人欲斷魂”；不幸而淫雨一半載，老百姓就得餓死不少！和風細雨自有他的妙處，但迅雷烈風也有掃蕩陰靈之功！某些時候，錯誤嚴重，态度頑強：那就用得着迅雷烈風了；在這種情況下，和風細雨不足以息民憤！尤其不希望對自己和風細雨，對人迅雷烈風；對黨外人士要求自我的批評，對黨内人士則要求批評别人！我聽了許多代表所反映的内容，有些事真令人發指！小民主解決小偏差，大錯誤就得用大民主來糾正，正如對症下藥，有些病該用霸藥來治。小論帶坑臭有那麽一種說法：舊知識份子在舊社會裏生活得久了，難免有股“帶坑臭”！話是對的。但是有一點，我不太明白：據我所知道，共産黨黨員不是從太上老君的八卦爐裏煉出來，确确實實也是從舊社會中來的。那麽，在他們的身上，難道就沒有一絲一毫的臭氣麽？有人說：他們早就參加了革命，不論是“地下”或“地上”，因此他們身上的臭氣早已拍掉了：這就叫做“發展觀點”！我回答道：承教了！發展觀點是唯物史的基本原則據我所了解，所謂：“發展”有“縱”的發展（時間上的發展）和“橫”的發展（空間上的發展）：二者缺一就不行的。“帶坑臭”這頂帽子隻往舊知識份子的頭上戴，而且幾乎在任何運動中，對于知識份子的“評定”都是斷章取義，不問發展，不問聯系，——要不然隻追究“壞的”聯系，——這樣就造成了：我發展，你不發展的嚴重偏差！于是高牆聳立起來了，嗚呼！（原載《文彙報》1957年6月18日，略有删節）
由于此文遭受到張春橋潑婦罵街式的批判，遂使此文更形轟動，以至毛澤東也曾給予“垂青”（見<毛澤東選集>第五集頁446）。張春橋寫道：“烏鴉”徐仲年，曾對“烏鴉”做過一番高深的考證。考證的結果，認爲“可以肯定”：“烏鴉”是“益鳥”，而且能“報喜”。。。。。。。爲了“學習怎樣研究分析”，我倒要給徐仲年的考證，試作一點粗淺不堪的注釋。注日：“烏鴉”徐仲年，系政治動物，在台灣“四大家族”的屋檐下，華爾街老闆們的園裏。。。。。。均有“益鳥”之譽，“烏‘晝‘啼”者，向主子們“報喜”也。。。。。。。“烏鴉”又是“食腐肉”爲生的動物。根據我們的常識，哪裏發生戰争或饑荒，哪裏就有“烏鴉”盛集，斜飛怪叫，以搶食死屍的腐肉爲樂。因此，在“烏鴉”身上，“臭氣”沖天，令人掩鼻。也許就是這個緣故，在勞動人民的心目中，“烏鴉”便成爲“不吉利”的“害鳥”。（徐仲年身爲“烏鴉”，居然說“不知道從何年何月起，烏鴉變成了‘不吉利’的動物”，足見“烏鴉”還是一種善于撒謊的動物。）證之徐仲年，他把共産黨比作“牛鬼蛇神”，比作“閻王殿上戴着‘一見生财’的帽子的活寶”，深仇大恨，不共戴天，切齒之聲，發自内心。而徐仲年畢竟是個“知識份子”，不像葛佩琦“少将”那樣的“武藝高強”，動辄喊“殺共産黨人”。但是，這又恰好顯出了“烏鴉”的本性，他既要不勞而“食”，隻好和葛佩琦“少将”來一個分工：你去殺人，我來啃死屍。論殺人，葛佩琦當然不如蔣介石。那麽，什麽是“烏鴉”的“發展”“觀點”？也就“昭然若揭”的了。“烏鴉”就是這樣無恥，這樣狠毒的動物。社會主義時代，勞動人民的天下，決不許“烏鴉”猖狂！徐仲年如果甘心永遠做“烏鴉”，那末，“烏鴉”的命運就是這樣：自取滅亡！
人民日報，9月4日載，《丁玲的夥伴李又然的老友江蜂的手足吳祖光的知心艾青長期奔走于反動集團之間》。我這裏單單是介紹報“揭露”的，艾青是“吳祖光的知心”:
艾青和吳祖光在一起是“無話不說”的。在吳祖光面前，他誣蔑黨内陰森恐怖，說“黨内沒有民主”，“黨内沒有溫暖”，并說:“你不是黨員還好點”，“黨是無情的，專整人。”他向吳祖光表示:後悔入黨，入了黨不自由。還說:“入黨有啥好處，入了黨還不是被人家指着鼻子罵。”…。。艾青甚至在黨的會議上，也散布“黨内做人難”，“一批人整人，一批人挨整。”等荒謬言論。
人民日報，，9月24日載，徐遲的文章<艾青能不能爲社會主義歌唱？>。批判艾青及其詩作<黃鳥>等:
這些年來，艾青的情緒是非常陰暗的。由于犯過錯誤受到黨的處分，他認爲自己是處在逆境之中了。但是，和丁玲一樣，他也經常把外國出版的他的翻譯詩集和關于他的詩論文集捧來捧去給人看，并以之作爲處于逆境中的安慰以及對黨驕傲的資本。
《黃鳥》一詩是作于1953年，發表于去年8月26日《北京日報》，内容是:喜鵲怒了，向黃鳥挑戰似的沖去……黃鳥飛走了……喜鵲占領了樹枝……小麻雀跳到他身邊，流露谄媚的神氣。喜鵲對小麻鵲說，“她長得怪模怪樣，歌聲裏有妖氣，我們雖然吱吱喳喳，說起話來卻有條有理”。小麻雀說:“對，對，對”……很久很久沒有聲音……微風……黃鳥又在歌唱了。
這是首諷刺寓言詩。無論如何是在諷刺什麽人的。艾青顯然自比爲黃鳥，那麽喜鵲和小麻雀呢？倒要問問他指的是誰？
《養花人的夢》講一個人隻養月季花，養了幾百種。夜裏他夢見牡丹、睡蓮、牽牛、石榴、白蘭等花來訴苦，石榴說:“冷淡裏面就含有輕蔑”，仙人掌說:“隻愛溫順的人，本身是軟弱的；而我們卻具有倔強的靈魂。”最後所有的花都說:“能被理解就是幸福。”
月季花說，其實她們也很寂寞。
養花的人從夢中醒來了，感慨起來，不滿于自己的偏愛，說“我自己也越來越覺得世界太狹窄了”。這句話實際上就是說詩人覺得他很不自由。這是艾青的“草木篇”。其惡毒不亞于劉沙河的。
《蟬的歌》寫一隻八哥，聽蟬早晨就“知了知了”唱早晨的歌，中午還“知了知了”唱熱的贊美詩；傍晚唱夕陽，夜晚唱月亮也是同一的“知了知了”的歌，八哥說:“我一聽你的歌，就厭煩極了，原因就是它沒有變化；沒有變化，再好的歌也會叫人厭煩的。你的不肯休息，已使我害怕，明天我要搬家了。
這篇寓言裏，艾青對我們的詩歌的估價，和右派份子李白鳳的“狹隘的領域”等說法豈不一樣？而“明天要搬家”則又和流沙河相似，不知艾青要搬到什麽資本主義的自由世界去！艾青忽然也愛上了寓言這形式。這和馮雪峰的寓言，和臭名遠揚的流沙河的草木篇等，是形式内容上，思想感情上都十分一緻的。
“艾青是一位詩人，去年七八月裏他忽然寫起寓言了。寓言這種文藝形式，在過去反動統治的時代裏，作家受着壓迫不能暢所欲言地直接表現個人的思想，往往取這種借物寓意，指桑罵槐的表現形式，去諷刺打擊反動的壞東西，但艾青的諷刺對像卻是正面的新事物。”這是臧克家着文《艾青的近作表現了些什麽？》，對艾青的大批判。《養花人的夢》，“這篇寓言等于一篇宣言，鮮明地表現了艾青對‘百花齊放’方針的惡意諷嘲。艾青首先諷刺了那位院子裏‘種了幾百棵月季花’的養花人，說他的‘院子裏呈現出了一種單調的熱鬧’。于是，在艾青的筆下，出現了‘自尊’的牡丹，‘冷淡裏就含有輕蔑’的石榴，‘能體會性格美’的白蘭，‘帶來了信念’的迎春，說着‘隻愛溫順的人，本身就是軟弱的，而我們卻具有倔強的靈魂’的仙人掌。。。。。。。他的思想，他的情緒，表現了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主導力量的不滿，對毛主席所提出的文藝工農兵方向的抵觸。他覺得月季花雖然‘專寵’，但‘實在寂寞’。艾青對我們的新社會制度（月季花就是它的象征）是不滿意的。他覺得它‘太單調了’，‘太窄狹了’。對于各種各樣的花他付以最大的熱情。他贊美她們的‘輕蔑’，‘性格的美’，‘倔強的靈魂’。。。。。。而爲她們不‘被理解’而憤憤不平。艾青不是站在黨的立場，社會主義的立場，對于一切非工人階級思想的東西去進行鬥争，說服，反倒以極度熱情去鼓吹資産階級思想化身的東西向社會主義制度進攻。艾青近兩年來，由于政治熱情的衰退，由于遠遠的脫離群衆，由于資産階級個人主義思想情感的濃重，他對于新社會的事物，不但不感興趣，有時發生抵觸情感。最近被揭露的他的反黨言行，就是他寫這類反社會主義作品的根源。”（《文藝學習》1957年第10期）
這個詩人藏克家，在大鳴大放時期，在人民日報（5月3日）上發表了一篇雜文《六親不認》。望題而知其要寫“新社會”的人情炎涼。他在後來寫的反悔之作《從交心談起》中說：“這篇文章寫作的目的，是想提出同志之間情感交流，心和心交通的問題。這篇文章發表以後，引起了人們的注意，許多人同情它，喜受它。事後證明，這些人的思想情感都存在着問題。我當時隻感覺到它的階級觀點不大對頭，決沒想到，在右派向黨進攻的時候，它被利用爲射擊的子彈，起了嚴重的破敗作用，給黨造成了很大的損失。同志之間的情感交流，過去的确存在着一些問題，提出來商讨是可以的。我的重大錯誤，是在把‘友誼’的不能建立的原因說成‘多半是由于氣候的關系’，把知識份子的不敢‘熱情率真’的傾心，說成是由于幾年來的‘一些運動’的關系。這顯然是歪曲了，誣蔑了政治運動的重大意義和它的成果。”我讀了那篇文章，特别是其中提到：許多朋友之間的促膝談心，都進入了檔案，成爲肅反的材料。這在當時，于我心有戚戚焉，至今思及，仍會出一身冷汗。這是中共，國家向人民施行的政治上，心理上的恐怖主義。大多數人是不得已而生活在恐怖之中的，藏克家則認爲生活在恐怖之中是應該的，正常的，正确的，因爲，“不講統一意志隻談個人心情舒暢，不講批判清掃，隻講什麽話都講，這樣講友情，是純粹個人主義的，不但沒有站在無産階級立場上講話，在這情況下交談出來的話是會不利于社會主義集體的。”根據藏克家這種認識，你若是他的好友，在私下與他交談中，如果被他發現你的話是“落後的”，他用毛主席的“六條标準”或鄧小平的“四項堅持”衡量之後，會不會打小報告，裝入你的檔案，在運動中整你或讓公安局抓你的“現行”？說實在話，與現在相比，那時候這個情況可是嚴重地存在的，甚至這個問題存在于夫妻之間。所以他寫的《六親不認》反映了客觀的真實和主觀的良心，而《從交心談起》卻是曲意奉承的昧良心之談。何謂“統一意志”？領袖意志也。如果他不是昧着良心，怎能在文革之後，毛的罪惡已經非常昭彰，大白于天下時還要興風作浪掀起一陣陣擁毛熱？擁毛個什麽勁兒？是擁他鎮壓了幾百萬“反革命”，“右派”，餓死了幾千萬老百姓，迫害絕大多數“老幹部——走資派”？還是他禍國殃民把中華民族推入瀕臨崩潰的邊緣？藏克家掀擁毛熱是不遣餘力的，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當然不能指望他對艾青态度公平了，連良心都昧了還講什麽“公平”？如果誰不知道“洗腦”或“思想改造”是什麽玩藝兒，臧克家這個模特兒告訴你：就是泯滅良心，泯滅得越多改造得越好，喪盡天良就改造徹底了。但任何人都不可能喪盡天良，所以便有“活到老，改造到老，臨死還有三分沒有改造好”的說法。
多數隻能做到昧良心，昧良心還是有良心的，隻是昧着而已。這裏，爲中國民主運動提出一個重大的“啓昧”課題。民運的一個迷思是認爲隻要把毛，共令人發指的罪惡讓世人皆知，把民主，自由，人權的理念讓國人皆知，然後由曠世英雄登高一呼，群起響應，揭竿而起，風起雲湧，一杆到底，大功告成。事實并沒有這麽羅漫蒂克，相反，已具備上述要素的留學生卻仍粉飾罪惡，歌功頌德，甚至有民運人士回國助其建造防火牆，以助纣爲虐，爲虎作伥。探其因果，實乃昧良心所緻。相對而言，宗教雖也受中共打壓，但仍能屢壓不衰，其原因就在于它在搞靈魂工程。我說的“啓昧”就是促其良心發現，也是靈魂工程。這一點，是民運要在自己原有軌道上再吸收宗教（如法輪功的“真善忍”）的成功經驗之處。反右派運動，唯“心”而論，便是一次昧良心運動，所以在運動中能稱得起左派而不昧良心者，未之有也。對被劃爲毒草的從維熙的小說《并不愉快的故事》，老舍在《北京文藝》上着文時竟說：“從維熙寫《并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動農民造反。”（75）可見，連老舍也必須作昧心之談。
北京日報記者、從維熙的夫人張滬，16歲參加革命，因提意見:“五一勞動節搞大規模慶祝，實屬勞民傷财”，和在辦公室寫陶行知式打油詩:“大老倌坐小汽車，小老倌坐大汽車，沒車坐的吃灰。”成爲夫妻右派，受到嚴酷懲處。（詳見《走向混沌》）
被批判的名篇還有:鄧友梅的《在懸崖上》；張賢亮的《大風歌》；被姚文元批爲“明顯地看到這種修正主義思潮影響”的“具體作品”宗璞的《紅豆》，李國之的《改選》等；徐遲的相聲《開會迷》；公劉，邵燕祥的詩；丁聰，廖冰兄，李濱聲，沉同衡，王複羊等的漫畫……
在鳴放中還出現了巨量的漫畫，諷刺小品，詩歌（還包括古雅的填詞，下裏巴人的打油詩，快闆），見報的有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黃萬裏的《花叢小語》，自稱是小說，反映的問題是北京新修的馬路質量太壞，到處翻漿。文章說：“盡說美帝政治腐敗，那裏要真有這樣事，納稅人民就要起來叫喊，局長總工程師當不成，市長下度競選就有困難！我國的人民總是最好說話的。你想！沿途到處翻漿，損失有多麽大，交通已停了好久，倒黴的總是人民！”這篇“小說”的開頭，他填了一首《賀新郎百花齊放頌》：
“綠盡枝頭薛。怎當他春寒料峭，雨聲凄切？記得梅花開獨早，珠蕾卻曾迸裂！盼處士杳無消息。桃李臨風連影擺，怯輕寒羞把嫩芽茁。靜悄悄，微言絕。忽來司命護花節。乘回風撥開霾氣，宇清如沏。人間烏煙瘴氣事，一霎熏銷燼滅。翻潋滟芬香洋溢。好鳥百花叢裏翠，這當兒鼓起笙簧舌。心自在，任翔逸。”
在文藝界，聲望顯赫的右派要數丁玲和馮雪峰。很多回憶反右的文章，都把這歸結爲是由于周揚與他們的宗派鬥争，并且揭示出許多寶貴的第一手材料。說明這是确鑿可信的。但是，許多人又是隻知其一、不知其二。現在又有新的出土文物:
周揚是按名單抓右派
一九五七年，文藝界的許多着名人士被打成“右派份子”，每隔兩三天便有轟動效應。當時主其事者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第一副部長、中國文聯黨組書記周揚。後來文藝界對周揚自然是怨氣聲聲、怒氣沖沖。“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共産黨的老幹部中，陸定一和周揚是大徹大悟、痛改前非的。周揚在思想解放運動中大聲呼喊，爲平反冤、假、錯案也出力甚多，但當年的“右派份子”對他在一九五七年的所作所爲仍不能原諒。七十年代的“右派”如丁玲等人後來變成了“左派”，而八十年代的周揚在反自由化運動中卻變成了“右派”，前者對後者依然耿耿于懷。
周揚是代人受過。
我曾聽到周揚透露文藝界反右派的一個重要情節，公諸于衆，以存史實。
一九七九年胡耀邦主持的理論工作務虛會期間，周揚是我所在的第三組的召集人。那時他已有七十好幾了，而且因患肺癌動過大手術，主持會議，帶頭發言，卻未嘗懈怠。有一天，他沒有來。次日，問以故。他說參加（馮）雪峰的追悼會去了。他一進靈堂就痛哭流涕，見了雪峰的照片深感“愧對故人”。
我們小組有人直率地問：“那麽當年你怎麽下得了手呢？”
周揚這才說出：“抓右派之前，主席給我一個名單，名單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彙報‘戰果’。我說，有的人鳴放期間不講話，沒有材料，怎麽辦？主席說，翻延安的老賬！我當時常常說‘在劫難逃’，許多人聽不懂。”不知内情，誰能聽得懂？
周揚是有自我批評精神的，他說：“在中宣部，陸定一和我都‘左’的不得了。即使沒有主席的這個名單，恐怕也好不了多少。”
以前隻知道按“指标”抓右派，居然還有按“名單”抓右派！
有人問：“這個名單是哪裏來的？”周揚說不知道。
有幾位自作聰明的同志說：“一定是江青那個壞女人提供的。”
我說：“不一定。江青不過是看家狗一條！”後來審判江青時，果然她說：“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叫我咬誰就咬誰。”
我相信周揚的爲人，但所說的這件事沒有證據。我私下對周揚說：“這叫死無對證。”意思是提醒他，可能有人會懷疑他推卸責任。
他說：“你去看看一九五八年一月份的《文藝報》。”
我有印象，說：“好像專門登了幾位作家在延安時代寫的作品。”
“那就是爲了爲了翻老賬。你再仔細看看‘編者按語’，是不是主席的話？”
我把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出的《文藝報》第二期找了出來，“編者按語”的題目叫做《再批判》。确實，那口氣非毛莫屬，印證了周揚所說的情節。
後來我又從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内部發行）第七冊找到了這個“編者按語”，那就是鐵證了。注解中說：“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文藝報》準備在第二期出一個特輯。《文藝報》拟的按語，毛澤東不甚滿意，改寫和加寫了許多段落。”
《再批判》的全文如下（[……]中的文字就是毛澤東改寫和加寫的段落）：
“[再批判什麽呢？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節有感》，蕭軍的《論同志之“愛”與“耐”》，羅烽的《還是雜文的時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還有别的幾篇。上舉各篇都發表在延安《解放日報》的文藝副刊上。主持這個副刊的，是丁玲、陳企霞。]丁玲的小說《在醫院中時》，是在一九四一年發表在延安的文藝刊物《谷雨》上的，次年改題爲《在醫院中》，在重慶的《文藝陣地》上重新發表。
“王實味、丁玲、蕭軍的文章，當時曾被國民黨特務機關當做反共宣傳的材料，在白區大量印發。蕭軍、羅烽等人，當時和丁玲、陳企霞勾結在一起，從事反黨活動。丁玲、陳企霞等人在此後的若幹年中進行了一系列的反黨活動，成爲屢教不改的反黨分子。
“[丁玲、陳企霞、羅烽、艾青是黨員。丁玲在南京寫過自首書，向蔣介石出賣了無産階級和共産黨。她隐瞞起來，騙得了黨的信任，她當了延安《解放日報》文藝副刊的主編，陳企霞是她的助手。]羅烽、艾青在敵人監獄裏也有過自首行爲。
“[這些文章是反黨反人民的。一九四二年，抗日戰争處于艱苦的時期，國民黨又起勁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實味等人的文章，幫助了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派。]
“上述文章在延安發表以後，立即引起普遍的義憤。延安的文化界和文藝界，針對這些反黨言論展開了嚴正的批判。十五年前的那一場鬥争，當時在延安的人想必是記憶猶新的。去年下半年，文藝界展開了對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鬥争和批判。許多同志在文章和發言裏，重新提起了他們十五年前發表出來的o一批毒草。
“[一九五七年，《人民日報》重新發表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其他文章沒有重載。‘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許多人想重讀這一批‘奇文’。我們把這些東西搜集起來全部重讀一遍，果然有些奇處。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寫反革命的文章。鼻子靈的一眼就能識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騙。外國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許想要了解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們重新全部發表了這一批文章。]”
“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這兩句陶淵明的《移居》詩，從此就有了新的含義。如果哪篇文章成了“奇文共欣賞”，經批判家們“疑義相與析”，必定是“毒草”，對作者則發出“打倒”的信号。故流行的成語詞典都要特别注明：“現常用于貶義”。隐逸世外的陶淵明，決沒有想到他的詩句會成爲毛澤東進行階級鬥争的武器。請繼續看“編者按語”：
“[謝謝丁玲、王實味等人的勞作，毒草成了肥料。他們成了我國廣大人民的教員。他們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們的敵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開通起來，天真爛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許多世事。]
“爲了幫助讀者理解這些文章對于我們有些什麽教育作用，毒草何以變成肥料，我們發表了林默涵、王子野、張光年、馬鐵丁、嚴文井、馮至同志的六篇文章，而把每一個批判對象的原文附在批判文章的後面。當然，這個批判還是不夠的。我們希望文藝界利用這個材料，在各地的文藝刊物上發表深刻的批判文章，給讀者以更多的幫助。”
馬鐵丁是郭小川。上述六位批判别人的人，後來也遭到批判，有的被打倒甚至受迫害至死。
丁玲、陳企霞早在反右之前已被打成“反黨集團”，“再批判”之後又加上“右派份子”帽子。（郭羅基《動向》2003年11月号）
上面就是我說的“其二”，下面我再來把“其一”說一下:
簡單說來，可以說是一言而盡。周揚作爲丁玲的頂頭上司對她進行宗派鬥争，無中生有，栽贓陷害，把她和陳企霞打成“丁陳反黨集團”。
複雜起來，又可以說是一言難盡。他把馮雪峰也拉進“丁陳反黨集團”來，把時間追述到30年代。詳情可參看參與處理此事的當事人、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長兼機關黨委書記李之琏的回憶錄《我參與丁、陳“反黨小集團”案處理經過》（<炎黃春秋>1993年3月号）和《不該發生的故事》（<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3期）以及機關黨委副書記兼作協機關黨總支書記黎辛的回憶錄《我也說說“不應該發生的故事”》（<新文學史料>1995年第一期）從他們的回憶錄中可以看出，共産黨内部勾心鬥角的鬥争是多麽殘酷無情！是多麽喪良昧心！是多麽漆黑一團！什麽狗屁“左”呀，“右”呀的！看看李之琏是怎麽說的？——“對揭發的問題無限上綱是‘左’；無中生有的，颠倒是非的，就不隻是‘左’了。因爲處理每個案件都是由一定的人主持的……這個主持人如果經常說了不算，或朝秦暮楚，毫無定見，或以個人好惡來認定是非，或感情沖動……他就不可能處理人的是非曲直。”周揚具體主持處理“丁陳”案件是如此；毛澤東總體主持處理一切案件也莫不如此。把剛到延安的丁玲誇成一朵花的是毛澤東，有詩《臨江仙》爲證:
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軍。
今日又把丁玲親手打成右派的，還是這個毛澤東:“去年下半年，文藝界展開了對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鬥争和批判……。重新發表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寫反革命的文章。”“謝謝丁玲、王實味等人的勞作，毒草成了肥料，他們成了我廣大人民的教員。”
要說丁玲“右”，可大大地冤枉了她，直到“改正”後，她還聲稱《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是對毛的獻媚，而且自作多情地慶幸毛沒對她落井下石，其實毛對她是“推井下石”。不過，《三八節有感。>倒可以說是她思想上民主底色的最後閃現。
同樣，馮雪峰也是周揚搞宗派主義的受害者，不過，變受害者爲“害人者”，這種颠倒是非乃是共産黨内政治運作的常規。共産黨總是把事情搞得與事實适得其反；請看，宗派主義受害者馮雪峰迫不得已所作的檢讨:“我對于周揚同志等，在1933年的時候，，已經形成宗派主義的成見。1933年底我離開了上海，1936年4月底回上海時聽了胡風、周文等人的一面之詞，立刻又加深了我的宗派主義的看法。因此，我沒有事先同周揚同志等商量，而倒是聽了胡風的意見，提出了‘民族革命戰争的大衆文學’這口号。這首先是違背了黨的組織原則的做法，是撇開了黨的做法，是我的反黨行爲。1936年7月至9月之間，我的宗派主義、狂妄自大、我個人就是黨的那種最惡劣的态度和作風，發展到極端的地步。我竟至于懷疑周揚同志等，要調開周揚同志和停止黨團活動，都沒有成功，我就從外面對周揚同志等加以打擊，也就是對上海黨組織加以打擊，這就是魯迅先生的《答徐懋庸的信》和我以呂克玉筆名寫的那篇文章。這是我給同志以宗派主義的打擊和違背黨組織原則的反黨行爲登峰造極的表現。”（9月4日在作協黨組擴大會第25次會議上的檢讨）他這個老布爾甚維克本可以不必自己誣蔑自己，而讓周恩來、張聞天等當時作此決策的領導人出面作證，自會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但他卻舍此途而取給自己身上潑污水的“下策”，足見他已看穿了黨和領導人，以及黨的任何“組織原則”，而對之不抱任何希望了。他不是一般的說假話，而是整個颠倒了“是”和“非”。這樣做隻是爲了苟且偷生。如果誰責備他這樣做法“可羞恥”，還不如說，一個參加過共産黨打腫臉充胖子的所謂“兩萬五千裏長征”的高級知識份子的下場實在是“可悲可歎”。至于“兩個口号”之争，一方是魯迅的“民族革命戰争的大衆文學”，另一方是周揚、夏衍等提出的“國防文學”，這已廣爲人知，無需我再來贅述。
正如所有“運動”，都是一場競賽。共産黨的所有運動，上前就是比賽“誰在昧良心上表現得更無恥”？四大不要臉之首的郭沫若在會上批判道:“20年前在上海分裂文藝戰線，鬧出兩個文藝口号之争，完全是馮雪峰在作怪，今天被揭發了，而他卻把責任全推到魯迅身上去了。”（人民日報，9月28日）魯迅之妻（準确說是妾）猛地站起，對馮雪峰怒氣沖沖地說:“馮雪峰，看你把魯迅搞成什麽樣子了？！騙子！你是一個大騙子！”（黎辛《我也說說“不應該發生的故事”》，<新文學史料>第78頁）。對這樣一個當年深受魯迅本人信任，如今年高德劭，令世人敬重的文學家，她竟能潑婦罵街似的用如此污言穢語大張撻伐，實在是令人無法設想！無奈，她這是一貫的，她曾前此也利欲熏心地對遭受文字獄大禍的胡風，也是昧于事實，落井下石:“魯迅愛人民，胡風反黨反人民。劃清界限，胡風絕無絲毫似魯迅。胡風隻不過是魯迅的叛徒。”（《文藝報》1956年2月号）如果她作爲愛徒和愛妾，真的就是魯迅的傳人，也就是說，魯迅跟她是一路貨，那麽，我們對人們廣爲存在的下述疑問:“先生若在世，當在反右運動中作何表現？”倒可以察知一二了。
在對丁玲的批判中，瑪拉沁夫在出賣靈魂方面，決不在許廣平面前示弱。在所有對丁玲的栽贓陷害中之一，是說她曾提倡過“一本書主義”:“一個人隻要寫出一本書來，就誰也打他不倒，有一本書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事實并非如此，她是這樣對青年作家說的:“作爲一個作家，首先是要寫出書來，有作品；一本書也寫不出來，還算什麽作家呢？”前後兩種說法，意思迥然相反。瑪拉沁夫是清楚明白這一點的，但他卻要以她的學生的身份，來作“公雞能下蛋”的“親眼見”的見證人。他在《文藝報》第22期發表文章《清除靈魂裏的垃圾》，賣師求榮道:“據說，前年批丁玲的‘一本書主義’時，她不服氣，申辯自己沒說過‘一本書主義’這五個字，其實問題不在于是否說過這五個字，而在于丁玲是否有這種思想。記得丁玲在1954年左右，突然到處強調作家最主要的是寫出來作品來，寫出好作品來。初聽起來，或從字面上看來，這句話本來沒有什麽錯誤，但是一次、再次老是聽她講這句話時，就使人感覺到這句話還摻雜着旁的一些情緒。（我也是老師出身，要是碰上你這号惡意地從雞蛋裏挑骨頭的學生，老師還怎樣開口？還怎樣打發日子？___紫丹）……她給我們講過這樣一個故事:在她發表作品以前，請也頻參加什麽聚會時，請柬上總是寫‘也頻先生及其夫人’，她說，一看見這幾個字就生氣，她說不當别人的附屬物，因而拒絕出席。後來當她發表了作品，轟動了文壇，出了名時，那些過去瞧不起她的人，都開始向她巴結了，新聞記者們也蜂擁而來，要求拜見，可她以拒絕會見來給以報複。有一天，忽聽有人扣她家門，她開門一看，原來又是那些記者，于是她隻說一句‘我對你們說過，我不接見你們’，便‘啪’的把門一關，把他們頂了回去。在舊社會，拒絕那些庸俗無聊的新聞記者的訪問，并不是什麽值得指責的事。在這裏我引了她這段話，是說在30年後的今天，丁玲對前去拜訪她的青年作者們，津津有味地大談這些話，不能說是‘不過随便談談而已’。這話裏顯然包含着這樣意思:當你一旦寫出好作品來，身價即刻提高百倍，腰闆也就硬了。将這話再與最近報刊上揭發的丁玲所說的‘一個人隻要寫出一本書來，就誰也打不倒你’以及她對許廣平先生所說:‘你現在不管做多少工作，都算得什麽呢？寫東西才是自己的。’等等言論聯系起來，就不是一般的‘家常話’了。”從這裏可以體察到極權社會的師生關系是多麽令人毛骨竦然！同時也透露出，許廣平也沒放過在丁玲身上争取立功的大好機會。人呀人！“壞”的甜頭，勾引人在“施壞”中互相厮殺、你死我活。這對男女，一個在施壞中爬到中國作協黨組副書記；另一個更高:全國人大常委、全國婦聯副主席、全國文聯副主席都當上了。經我加上這一結尾，文章才算言之有物，放矢有的:《清除靈魂裏的垃圾》
但是，你壞他壞，千壞萬壞，任誰也比不過總壞根毛澤東更壞。他以一貫的潑皮無賴、蠻橫惡霸、鐵石心腸、窮兇極惡的刀筆，宣判了馮雪峰的死刑。馮雪峰任《文藝報》主編時，據說“壓制”了“小人物”李希凡、藍翎批判“權威作家”俞平伯對《紅樓夢》研究的文章，毛澤東借題發揮，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其他有關人員寫了一封信，說:“這是30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30餘年的胡适派資産階級唯心論的鬥争，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産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産階級的俘虜……”（毛澤東選集，五卷，頁134）袁水拍聞風而動，1954年10月28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質問<文藝報>編者》:“<文藝報>在這裏跟資産階級唯心論和資産階級名人有密切聯系，跟馬克思主義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新生力量卻疏遠得很，這難道不是顯然的嗎？”（據《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争鳴到兩家争鳴》一書說，這句話是毛澤東在審稿時加上去的；以下毛批馮的話，也是引自本書，頁363:）
馮雪峰挨了批評，就在1954年11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檢讨我在<文藝報>所犯的錯誤》，從毛澤東對這篇檢讨作的一些批語可以看出他對馮的意見有多麽大了。例如，馮在檢讨中說:“我犯了這個錯誤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内胡适派資産階級唯心論長期地統治着的事實，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沒有認識這個事實和它的嚴重性。”這裏“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内胡适派資産階級唯心論”顯然是從毛澤東的原信中引來的。毛批道:“限于古典文學嗎？應說從來就很注意很有認識，嗅覺很靈。”毛的原信中有這樣一句:“他們同資産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作資産階級的俘虜”，馮即據以檢讨說:“我對于資産階級的錯誤思想失去了敏銳的感覺，把自己麻痹起來，事實上做了資産階級的錯誤思想的俘虜”，毛批道:“一點沒有失去，敏感得很。”馮檢讨說:“我感染有資産階級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風，缺乏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戰鬥精神”，毛批:“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資産階級泥潭裏了。不是‘缺乏’的問題，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馮的檢讨裏說他自己“不自覺地在心底裏存在着輕視新生力量的意識”，毛批:“應說自覺的。不是潛在的，而是用各種方法向馬克思主義作堅決鬥争。”
經殺人毛王這樣不講情理地一“批”，馮在政治上還有活路嗎？毛真是個狠心賊，鐵石心腸。說起“鐵石心腸”，平常人就根本想像不出毛鐵石心腸得一點也不近人情。當毛岸英在朝鮮被美機炸死的時候，他對兒媳封鎖消息二年半。這期間，兒媳逢上周末或節假日，往往要到他這裏來。他和她幽默風趣地談着“岸英，岸英”的，甚至拿“岸英”開玩笑、鬥樂子，好像岸英還活在人間。爲父的一絲也流露不出愛子已死的氣息，爲妻的一毫也覺察不出丈夫已命歸黃泉，兩人談笑風生，摟抱撫摸，其樂也融融。尤有甚者，他們的作派曾爲江青撞見，後者便像倒了醋瓶似的罵出最難聽的話，并采取防範措施，通過侍衛長，吊銷了兒媳的中南海特别出入證，使公爹與兒媳的過從，中斷一時。像毛澤東這種人，對自己的妻兒都能這樣禽獸般地無恥，鐵石般地冷酷，那就别怪他對親密戰友劉少奇、林彪那般絕情了；更别提對一般老戰友、老幹部了；當然馮雪峰這樣的“革命”知識份子就更不在話下了:資産階級知識份子，特别是資産階級右派，自然是都有“可殺之罪”。隻是“殺了不利”才讓他們作爲賤民，得以苟延殘喘，苟且偷生，或者生不如死，或者饑餒、勞累、折磨而死。當然，如“殺了有利”，則格殺勿論。
以上所引右派言論，隻是挂一漏萬，但就此已經可以看出：共産黨統治大陸今年整整６０年，把問題從廣度上說得如此面面俱到，概括一切；從深度上說得如此深刻，如此透辟；從高度上說得如此超前，如此尖端；從精度上說得如此專業，如此科學；從風格上表現得如此嚴謹而又理直氣壯；實實在在是除右派而外，再無出乎其右者。經過曆史檢驗，再回頭來看，所有左派批判當年右派鳴放、桀犬吠堯的假大空文章，可以統統用“普通勞動婦女”的話來定論：“都是放屁”！難道能有人找出一篇不是放屁的嗎？右派言論是大陸60年來最來之不易的一筆帶血的精神遺産，其偉大的曆史意義，将與日俱增地展現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