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9日訊】 尊敬會議主辦方並請轉致全體與會者：

女士們、先生們，多餘的客套話我就不講了。三月五日被中共當局正式阻攔參會之後，我就一直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中國大陸距民主自由究竟還有多麼遠？我還能不能為我的祖國（不是令人憎惡的黨國）做一些事情？

思考中，有一點令我的反應特別強烈，統治者之所以如此懼怕人們思想的自由而又不擇手段地撲滅這種自由，究竟是顯示了威權主義的強大，或是封建專制制度的沒落呢？——我的切身感受是後者。但是，處在如此一個已可分明感覺得到的歷史拐點上，我可斷言特權官有制的維護者必將拿出百倍的瘋狂來反抗，其首要打擊目標就是代表自由民主的先進力量。換言之，也正是體現並凝聚了這種力量的自由文化運動才恰恰點到了他們的死穴——黨官們當下不遺餘力的屏蔽，和對異議者的抓捕或監控等等「維穩」措施，就是最好的證明。所以，我一直認為袁紅冰先生等志士仁人發起的、以重建中華文化為目標的自由文化運動乃具有不可低估的現實意義和歷史價值。正是有感於此，我才不願安度我的晚年，即使夕陽時光像青春時光一樣地被毀滅也是無所謂的。我今生一直都很尊崇譚嗣同。

作為1957年的小字輩和倖存者，我覺得我有責任把一代人的血性，淪於暴政之下也尚未喪失殆盡的血性，同新世紀的自由文化運動直接接上血脈關係。不過，具體說到我本人，很慚愧，在學識上與你們真是不在一個擋次上，況且也是長期從事水利水電專業的，與人文學科隔了一道山梁子。所以，會議主辦方在邀請函中叫我也談談「文學與苦難」這個題目時，就像在趕鴨子上架了。不過，想到自已苦難的一生也惟有藉助文學才能予以形象而真實地表達時，我對文學與苦難二者之間的依存關係還是有了一些領悟的，就像流血犧牲的歷代先輩為了免除子孫的苦難一樣，我也有這種悲憫情懷，還多了靈肉倖存的表達機會和衝動。

我決定用文學筆觸記敘苦難的動機具有多元性，首先當然是尋求第一人稱的主觀表達，以作者本人真實的經歷為主軸，用鮮活的個體生命為支點，著重折射暴政下的災難史和心靈史，力求使之不致蛻為素材堆砌，並儘量超越婦人般的涕淚控訴，使之具有不可複製的個性特色，和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價值。這既是我們這代人的優勢，也是筆者的主要動機。此外，我也很想為史家提供一些鮮活的民間史料，尤其是我的難友們各具特色的悲慘故事，以期對一個特定的空前絕後的悲慘世界構成三維立體，把曠世魔王毛澤東釘在恥辱柱上，把始自1911年的、被1949年砍斷的歷史鏈條，用血淚重新接上。

從個人的心願講，我絕不希望苦難是個沒完沒了的文學主題。真的！只要一想起「大躍進」製造的多米諾骨般的死亡情景，只要一想起自已從死人堆中爬出來的恐怖記憶，只要一想起被禁閉在古蜀王陵墓穴中的鬼魂悲情，尤其是向著一束天光的絕望呼號……我至今仍然會發抖。但，在遙遙無期的苦難中，令我獲得生存信心的人性美卻是更加令人刻骨銘心的，尤其是有的老紅軍或老八路也敢於在我的諾亞方舟上刻下拯救的徽章時，我對人性美的真諦還有了更深的理解。這樣的例子有很多。我的妻子曾是狂熱的紅衛兵，她是在我還戴著「極右」帽子並在絕境中掙扎時主動嫁給我的。但這並不是個例。她們，不少右派的妻子們，在苦難深淵中迸發出來的絕世悲情和人性美，我以為在人類文學史上乃是絕無僅有的。我是在跪著寫她們。我認為這是苦難主題的昇華，也是留給中華民族的一筆獨特而悲愴的精神財富，同時也是對曠世魔王毛澤東的強烈控訴。

在人間苦難聚成層層烏雲的當頭，不時穿破濃雲的一束束陽光才是天地之間的大美麗，她輻射著的大悲大善，乃是邪惡不可毀滅殆盡的，因為她植根在一個古老民族生生不息的華夏大地上。我以為這正是苦難文學的精蘊，而且很有力量。

我不止一次聽見曾經的鷹犬講：「他媽的，傷痕文學真厲害，把陰暗面一揭，好像拋出了一把大問號，硬是把毛大爺否定慘了。」

因此，我想，既然短暫的傷痕文學也能取得此般成效，如果把苦難文學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對仍然死守一黨專政的後毛時代，和製造樁樁人禍的官有制度，那就是更加厲害的投槍和匕首了。所以，我覺得我在這方面還能為我的祖國做一點事情，無論她距民主憲政究竟還有多麼遠。只要努力了，我就感到較之長眠地下的難友更幸運。何況我的身體還不錯。

努力，不懈地努力——這也是一個年長者的祝願。

女士們，先生們，這次無緣同你們當面相識，聆聽你們的高見，無疑是我生命終端上的一大憾事，心中也很堵。此刻，除了祝願會議取得圓滿成功，並能及時拜讀各項成果之外，還很想同你們交個朋友。我的E-mail特請紅線先生轉告，此文也請他代讀。
謹致
最誠摯的敬意
老 驥 頓首
2009-3-25 於成都寓所(//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