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9日訊】在前兩篇評論中，我對過去三十年來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兩個重要因素進行了簡單的分析。這兩個因素是：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和全球化帶來的機遇。除了這兩個因素以外，過去三十年來中國的國家的政治制度安排也對推動中國的高速增長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這一制度安排的特點也對當前中國在世界經濟危機面前的特殊困境難逃其咎。

中國的政治制度在過去三十年裏走過了從完全的個人集權到極少數人協商專權的歷程，有點類似於市場結構中有獨家壟斷到寡頭壟斷的轉變。在這個政治結構中，國家的政策更多地反映了主要精英集團之間的利益妥協，常常與普通大衆的利益並不相符。就像在寡頭壟斷的市場結構下，商品的價格常常是幾家寡頭集團根據他們的利益討價還價的結果，而並不反映真正的市場供求關係和消費者的利益。

但是，這樣一種制度安排在短期內卻完全可能促進經濟高速增長。就國內政策而言，這樣的制度安排能夠減少民主運作的社會和經濟成本；就國際經濟交往而言，它使得國家能夠利用舉國優勢，發揮規模經濟效應，在國際經濟競爭中獲取一定的利益。

從國內看，相當一個時期以來，爲了實現經濟增長，中國政府不惜一切手段幫助強勢集團人爲地壓低生産成本。這些手段包括：長期忽視工人、尤其是農民工的勞動條件；壓低他們的工資水準；忽略它們的醫療和養老保險；放任不法經營者通過破壞環境和資源的方式追逐高額利潤，等等。各級政府官員還利用手中的土地控制、銀行信貸、行政審批等資源，與企業界進行利益交換。

從國際經濟關係看，中國可以利用政府動員資源和控制社會的特殊能力來積極支持某些行業或者企業的發展。例如，國家可以利用特殊的土地、稅收和銀行信貸等優惠、利用放鬆對企業污染環境的限制，以及放任企業對工人勞動條件和勞動報酬的壓制等做法壓低出口産品的生産成本，從而提高其國際競爭力。這種做法實際上是將出口企業的生産成本轉嫁給社會和勞動者，但是擴大國際市場份額的好處則爲投資者們獨享。

應該說，所有上述做法在一定時期內都能對經濟增長起到推動作用。這個道理並不複雜：壓低生産成本和得到政府補貼都是提高企業利潤率和擴大市場規模的重要手段；而提高利潤率和獲取更大的市場份額則是促進投資最強大的吸引力；而投資本身就是經濟增長。

但是這種政府對經濟增長的超經濟干預的副作用也十分顯著，這些副作用包括經濟結構的扭曲和經濟效益的低下。例如，實際上我們今天看到的消費不足的經濟困境在相當大程度上來自於這樣的人爲壓低勞動成本的增長方式。它使得收入分配極度不公，從而損害了絕大多數民衆的消費能力。又如，國家對出口行業的超經濟的干預也使得中國經濟對出口行業的依賴過於嚴重，從而在國際經濟危機的衝擊下顯得十分脆弱。

此外，政府還利用各種國家機器對弱勢利益集團採取了高壓政策。這在一方面使得中國省卻了不同利益集團在經濟決策和執行過程中討價還價的時間和成本，使得國家促進增長的政策得以快速的貫徹執行；另一方面也使得國家失去了及時調整不合理政策的時機，各種矛盾也以此而得以長期積累。一旦普通民衆和獲利集團的利益衝突激化的時候，或者是當中國發展的國際環境發生不利變化的時候，尤其是當這內外兩種矛盾同時發生的時候，中國的危機將有可能比任何國家更加嚴重。我將在下一篇評論中討論當前危機對中國現有經濟發展模式的劇烈衝擊。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