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4日訊】【作者按︰我造了「戰術性憤怒」這個新詞，最初這只是我基於對美國政客的印象而做的猜測，剛才我看到了證據︰「分放獎金的事情，也並不是秘密的事情，更不是「 偷步」發放。「我們沒有試圖去欺騙或者隱任何事情。」李迪說。「美聯儲的官員參加了我們的所有會議，包括董事局會議和薪酬委員會的會議。」李迪說，起碼在三個月前，AIG就跟美聯儲官員討論過此事，他相信美聯儲的官員會跟財政部分享這些信息。」摘自21世紀經濟報道︰《AIG︰跳票的花紅》）】

AIG獎金事件在美國炸開了鍋，財政部長、總統、國會議員、紐約州檢察長、美聯儲官員，個個拍桌子瞪眼楮，爭先恐後的表達他們的憤怒，據說伯南克還為此摔了幾次電話。在拿了納稅人1700億救助資金、實際上已經被政府接管之後，繼續向中高層管理者支付總額1.65億、每人數百萬美元的巨額獎金，這一荒誕場景，確實難以向納稅人解釋；與這一事件扯上關係的政客們，自然不願承受由此帶來的道德代價，因而，搶先憤怒也就不失為明智而老練的做法了。

憤怒歸憤怒，政府和國會對此事實際上沒什麼可行的挽回措施，獎金是按協議發放的，而協議是在AIG接受救助之前簽訂的，撕毀協議不僅要遭起訴，對於 AIG這樣靠信用吃飯的金融企業也將觸犯大忌；政客們當然也知道這些困難，所以財政部現在聲稱的措施是在下一批救助資金中扣除獎金額，這顯然算不上挽回，被拿走的獎金還是沒收回來；議員們則更為激進，多位民主黨重量級議員正在籌劃對拿獎金的73位AIG僱員徵收90%以上的特別稅，相當於動用立法權直接沒收獎金。

AIG救助案連同整個金融業救助計劃，已經給美國政府帶來了巨大的道德風險，獎金問題只是其中較為惹眼但其實很次要的部分，救助計劃實際上還挽救了大批曾經瘋狂下注的對沖基金，只是其中奧妙不容易被公眾所看清，因而也沒有激起政客們的戰術性憤怒而已。如今，為了應對獎金帶來的道德風險而可能採取的措施，卻面臨著更大的道德風險公然毀約，甚至悍然徵收沒收性特別稅，將直接損害財產權和契約精神這兩塊市場經濟的基石。議員們或許指望特別稅提案會迫使僱員們自願放棄獎金，但如果他們不放棄，進而起訴，官司很可能打到最高法院，政府輸掉的可能性更大。我們很快將會看到，隨著救助計劃的逐漸展開、其規模的不斷膨脹，政府將在這個道德泥潭中越陷越深，難以自拔。

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歷來具有自動升級和自我膨脹的傾向，這不是因為政治家願意如此，而是市場的複雜性所決定的。市場作為一種自發秩序，是人類迄今所創造的最複雜的事物，沒人能完全理解它的運行機制，更遑論預測和控制了。一項干預措施，最初看來是局部和臨時的，但實施之後，就會發現許多未曾料到的效果，常常是按下葫蘆又起瓢，於是最初為按下葫蘆制訂的計劃不夠了，又要為按下瓢制訂新計劃、追加新預算。問題是，每一步干預都蘊藏著道德風險︰花的是納稅人的錢，弄不好就要打水漂或者喂賭徒；更嚴重的是，但凡干預措施都涉及權利和利益的再劃分，有人受益有人倒霉，當事人和公眾難免要問︰憑什麼？

因為干預措施帶來的道德風險而面臨公眾聲討的政客們，或許會感到很冤枉︰政府對於金融體系安全性的責任是早就存在的，如今的救助只是為了履行這一職責，因而相應的道德成本也是他們不得不付出的代價。事實也確實如此，具體的AIG案，AIG管理層之所以敢於冒險，也是因為他們知道出了大事政府會出手相救，他們當初敢於簽下慷慨的獎金協議，看來也與這一信心不無關係。今天政府為AIG們所付出的道德代價，實際上只是在兌現當初為整個金融安全所簽下的道德支票；這張支票的簽署日期，可以追溯到1913年美聯儲的建立，此後經過大蕭條、羅斯福新政、佈雷頓體系、直至廢除金本位，政府逐步接管了整個貨幣體系，支票金額也越簽越大。

今天，為不得不兌付這張道德支票而承受切膚之痛的人們所應該做的，不是去撕毀這種支票，而是應該為它劃出一條明確的界線和截止日期，並且從今天的痛苦中吸取教訓，記得今後不要再簽這樣的支票了。讓人們自己去做選擇並承擔由此帶來的責任與後果，如此方能獲得道德上的安寧。

－－原載︰《輝格Blog》，2009-03-20
//www.bullogger.com/blogs/whig/archives/28625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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