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4日訊】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甫作出釋字第654號解釋，就〈羈押法〉第23條第3項規定，律師接見受羈押被告時，有同條第2項應監視之適用，不問是否為達成羈押目的或維持押所秩序之必要，亦予以監聽、錄音，認為有違反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之規定，不符憲法保障訴訟權之意旨。

又，〈羈押法〉第28條之規定，使依同法第23條第3項對受羈押被告與辯護人接見時監聽、錄音所獲得之資訊，得以作為偵查或審判上認定被告本案犯罪事實之證據，此舉亦有妨害被告防禦權之行使，牴觸憲法第16條保障訴訟權之規定。均因違憲而應失其效力。

我國憲法第16條規定人民有訴訟權，是以在刑事訴訟方面，自應給予被告充分之程序保障，始符合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本旨。有此程序保障，方可確保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依正當法律程序，充分有效行使其防禦權，避免國家刑罰權濫行施用於己身。

而刑事被告面對代表國家行使追訴權之檢察官，一方擁有國家機器作後盾，尚且掌控龐大無限資源，無論在組織、人力、物力，以及專業法律知識方面，兩者間均有相當懸殊之差距。為確保被告受公平審判，必須維持被告與檢察官雙方武器平等，故被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得選任與檢察官具有同樣專業知識的辯護人，於訴訟上協助其防禦權之有效行使，排除檢察官對其不利之控訴。

所以人民訴訟權之保障，其真正核心內涵，就是在防禦權之充分發揮。如果防禦權遭到侵害，即等同是訴訟權遭到侵害。現行羈押法第23條第3項及第28條規定，受羈押被告與其辯護人接見時，得予以監聽、錄音，而所獲得之資訊，並得以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如此，勢必影響被告與其辯護人之自由溝通，嚴重妨害被告防禦權之行使。

況且，羈押之目的，僅止於確保被告到場接受審判、執行，以及消極地避免串證之危險而已，並不包括蒐集本案犯罪證據在內，更不包括取得被告關於犯罪事實之陳述。故羈押不能傷及被告防禦權之行使。

尤其，遭受羈押之被告，因與外界隔離，搜集證據資料不易，唯有依賴其與辯護人間在不受干預下充分自由溝通，方能確保其防禦權之有效行使。而辯護人受被告之委任，也不能違背被告意願而提供協助，為充分瞭解被告意願，更有待其與被告之自由溝通。因此，有效之防禦策略，必須排除被告與其辯護人間之溝通障礙，才有可能達成其目的。

再者，現行〈羈押法〉之上述規定，亦顯然違反刑事訴訟程序中被告「不自證己罪」之人權保障原則。是以大法官會議釋字第654號解釋之作成，乃繼偵查中被告得選任辯護人、羈押及搜索扣押等強制處分權回歸法院、審判程序中交互詰問的採行、檢肅流氓條例之廢止後，又一進步之改革措施，使得台灣司法人權之保障更上層樓。(//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