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2日訊】統計局3月10日發佈的數據顯示，2月份中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CPI)比去年同期下降1.6%；1到2月累計下降0.3%。工業品出廠價格 (PPI)同比也下降了4.5%，這表明消費信心缺失，企業庫存增加，隨之而來就可能是裁員和通貨緊縮。

許多人將中國經濟問題歸罪於國際經濟危機，也有人將其歸罪於中共強制調整產業結構。這兩種看法都未指出問題的關鍵所在。

中共調整產業結構是迫不得已，並非甚麼高瞻遠矚之見。多年來，我們一直警告中共的經濟發展是不可持續的，因其建立在對不可再生的資源（能源、有色金屬、森林等）的巨大浪費，以及對生態環境肆意污染的基礎上。一旦資源瀕臨耗竭、生態幾近崩潰，經濟列車將一頭栽下懸崖，再無挽回餘地。

不幸的是，中共罔顧我們的勸告，而今惡果已現。新華社3月5日報導，國務院確定了第二批共32個城市為資源枯竭城市，加上去年確定的12個，一共已經有 44個城市耗竭了自然資源。譬如遼寧省阜新市在一九五四年開始興建的海州露天礦曾是亞洲最大的、也是第一座機械化、電氣化露天煤礦。這個因煤而興的人口近 200萬的地區，面臨著因資源開採枯竭而帶來的嚴重失業。根據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統計，有四個資源枯竭的城市失業率超過20%。而全國資源型城市的人口則有1.54億之多。

在美國，也有城市因失業而人口銳減的例子。譬如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機、八十年代的經濟衰退等讓底特律人口銳減，2005年底特律的人口已不及頂峰時人口的一半。底特律的犯罪率居高不下，城市治安聲名狼藉。但美國畢竟是一個自由社會，失業人口可向其它就業率高的地區流動。而以中國人口壓力之大，戶籍制度之嚴，難以想像資源枯竭的城市人將以何為生。無論是否爆發世界經濟危機，中國的經濟都已走入瓶頸。

中國經濟長期以來畸形發展，消費只佔GDP的36%，而世界平均水平則為77%。這意味著，中國生產的產品大部份是給美國、日本、歐盟等民眾消費。隨著經濟危機的爆發，占中國GDP比重超過三分之一的出口已經連續三個月發生衰退。據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博士的推算，美國經濟每下降一個百分點，中國GDP也相應下降一個百分點。

中共試圖通過「拉動內需」來保障增長，但關鍵問題是中國的貧富差距過於懸殊。由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和國家統計局等部門發佈的2006年《農村經濟綠皮書》指出：2005年中國城鄉人均收入比例是3.22：1，且這一趨勢在繼續擴大。即使在農村如此之窮的情況下，仍有三分之二的收入來自外出打工的農民工。隨著2000萬農民工失業，中國九億農民的消費能力進一步嚴重削弱。

城市人口的境遇也好不到哪兒去。在2008年的暴跌中，股市蒸發了20萬億財富，這些錢都被中共權貴階層捲走，而平均每個股民的帳面損失達20萬。山東社科院有人撰文說「中國股市：一年消滅了中產階級」。房市的高漲、股市的暴跌、生產萎縮、失業增加，城市人口的消費能力也面臨嚴重的衰退。

在民主國家，經濟困境不會挑戰政府的執政合法性，即使有人示威抗議，處置失當的政府也可以體面下台，並不存在清算的問題。民眾因為可以通過選票更換政府，也不會把暴力推翻政府作為第一選擇。

但在中國情形則截然不同，民眾一方面沒有示威遊行等宣洩渠道，更不可能通過大選來更換政府，嚴重的不滿在根本變革之路斷絕的情況下很可能激起民變。更為嚴重的是經濟危機是中共長期以來政治腐敗、鎮壓異己、鉗制信仰、道德、言論等抑制社會惡性發展的憲法權利的結果。民眾反思下去，把矛頭對準中共順理成章。

看到這一趨勢的絕非我一人。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陳冀平稱 「2009年將是各類社會矛盾碰頭疊加的一年。2009年將是社會治安壓力增大的一年」。今年2月, 中共突然決定緊急輪訓全國所有3080名縣級公安局長。國內各大媒體則以「全國三千縣公安局長大培訓重點應對群體性事件」為報導標題。這次培訓，除了公安部部長孟建柱親自上台當教員外，緊隨其後的第二個主講人為國家發改委秘書長韓永文，主要為學員分析目前國內與國際的經濟形勢。可見經濟危機演變為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的趨勢已非常明顯。

我們必須看到，中國的貧富懸殊造成的畸形消費結構已成為經濟良性和可持續發展的最大障礙，更為嚴重的是，這一障礙是中共憑藉不受制約的權力劫貧濟富、在征地、拆遷、股改、國企改革中大肆貪污和攫取財富所致。因這一過程充滿罪惡，故讓民眾極為痛恨。若真引發大規模抗議，流血鎮壓幾乎是中共唯一的選擇。

多年來，我們在海內外積極推動「傳《九評》、促三退」的活動，很多人都將其視為單純的政治訴求。事實上，這不僅是結束中國人權迫害的必經之路，也是中國經濟能良性發展的開端。這個過程拖得越長，民眾吃的苦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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