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2日訊】如果他們肯向暴政低頭，也許他們就能返回祖國，但他們就是不肯低頭。他們要回家，要有尊嚴地回家；否則寧可不回。

今年是”六四”二十周年。香港支聯會的朱耀明牧師和幾位新聞從業人員張炳玲、蔡淑芳、馮愛玲與陳木南等，去年赴歐洲北美，採訪了四十多位流亡海外的大陸民運人士，將文字整理編輯成書，不久前在香港出版，書名就叫《我要回家》。

二十年前，朱耀明牧師曾大力協助不少大陸民運人士和學生逃離中國，想不到二十年後，他又倒過來發起”我要回家運動”，努力喚起國際社會和中國政府的關注，讓流亡人士回到中國。這實在令人感慨萬端。

眾所周知，回國權乃基本人權。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寫得清清楚楚：”人人有權離開任何國家，包括其本國在內。並有權返回他的國家。”其實，用不著引用聯合國人權宣言，這事用常識一想就明白：一個人要進入別的國家需要別國的同意，要回到自己的國家難道還要誰批准不成？一個人回到自己的國家難道不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我要回家》這本書裡的幾十位民運人士都是被禁止回國的，不少人在自己的父親或母親去世時也不准回國見上最後一面。甚至還有像魏泉寶這樣，因為禁止回國，不得不從香港潛入境內，後來被抓住判處三年勞教，罪名居然是”偷越國境罪”：一個人回到自己的國家居然也叫”偷越國境”！真是荒謬絕倫。

毫無疑問，中共禁止流亡人士回國是違反基本人權的，是違反中國現行法律的，也是違反基本的倫理道德的。然而奇怪的是，中共這一明顯錯誤的做法，好像並沒有引起輿論──包括國際輿論──多麼強烈的譴責。說來其中的原因也很簡單，只因為中共還做過許許多多更惡劣的事，相比之下， 禁止回國這件壞事要算是輕的了。例如前些年，國際社會就人權問題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中國政府有時候就會把一些民運人士，以所謂”保外就醫”的名義或什麼名義送到國外來。既然和在國內被監禁或被軟禁被不斷騷擾相比，流亡國外至少不那麼殘暴。兩害相權取其輕，輿論甚至還要對中國政府的這種做法表示某種肯定。另外，這些年來，一直有國內的異議人士因不堪忍受政府的迫害，冒險逃出境外，在外國尋求政治庇護。換句話，由於有更惡劣的事作對照，禁止流亡者回國這件事就成了較小的惡。《我要回家》這本書的意義就在於，通過幾十位流亡者的採訪和文章，從不同的角度講述了流亡海外，有國不能歸，有家不能親的痛苦，從而凸現出中國政府禁止流亡者回國這件事的荒謬、非法，以及反人道，反人倫。

讀《我要回家》這本書，讀者首先感到的就是濃郁的鄉愁。然而，流亡的痛苦又絕不僅僅是鄉愁；或者說， 流亡者的鄉愁是一種特殊的鄉愁。因為流亡者之為流亡者，就在於他們總是執著地關心祖國的命運，並且熱切地希望在其中發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們曾經全力以赴地投入過祖國的自由民主事業，因此被專制當局放逐海外； 他們始終認為自己的事業在祖國，自己的生命的意義在祖國。固然，在資訊時代的地球村，身處海外也能為中國的自由民主事業做不少工作；海外民運確實為中國民運作出過很大貢獻。但是，海外畢竟是海外，在海外我們能做的事其實很有限。很多人找不到自己的用武之地。這就使得很多流亡者感到有些失落。他們知道，如果他們肯向暴政低頭，也許他們就能返回祖國，但是他們就是不肯低頭。他們要回家，他們要有尊嚴地回家；否則寧可不回。於是，他們選擇了堅守，選擇了等待。在這裡，等待並不等於消極，因為堅守本身就意味著尊嚴，從而也就意味著抗爭。而《我要回家》這本書，就是這種抗爭的見證。

感謝香港的朋友們，他們發起”我要回家運動”。這個運動的宗旨是：本著人道精神及藉法律途徑，全力協助流亡者行使公民權利，體現基本人權，爭取早日回家。《我要回家》是他們出的第一本書。按計劃，他們將在今年五月出版第二本。

──轉自《人與人權》09年3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