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學生來美國留學的熱潮﹐是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八十年代末﹐留學美國進入高潮。而恰恰就在這時﹐北京發生了六四慘案。當時我們在美國校園為北京學生呼籲﹑到中領館抗議﹑為天安門學生籌款買帳篷﹑飲用水﹐好像都是昨天的事。當時在美國中西部的四十所大學裡﹐有近萬名中國留學生﹔在芝加哥舉行的抗議中共的集會﹐有五千名來自各州的中國學生參加。

逝者如斯﹐時間飛快﹐一晃兒的功夫﹐今年已是六四二十周年。但八九冤案尚未昭雪﹐紅朝於九九年又犯下更大的罪孽。中國人的苦難之烈﹑魔難之多﹐世所罕見。好在蒼天有眼﹐今天的人們﹐透過紛紜的社會亂象和人心嚮背驚人的轉變﹐終於可以看到自由的曙光了。

初期來美留學的中國學生﹐幾乎清一色的是學數理化﹑生物和工程的﹐學人文的極少﹐學法律﹑政治﹑及管理的更是稀罕。過多的理科博士擠滿了大學﹑研究所的博士後工作站﹐薪水也不太高。當時一個化學教授的位子﹐會引來600封求職信﹐人才浪費令人惋惜。所以﹐當聽到北大技術物理系的一個校友在拿到物理博士之後﹐居然去了華爾街﹑又被公司派駐香港﹐頓時覺得眼睛一亮。

一般人必須在商學院苦讀數年﹐惡補市場﹑會計﹑金融﹑和管理﹐才能轉行成功﹐但有人居然就憑著物理的學位元﹐就闖入了華爾街。遇到一個原來學理論物理的傢夥﹐問他怎麼找到了華爾街的工作﹐怎麼不需要惡補財經會計﹑公司財務﹑和定價理論。他得意的說﹐我們根本就不管那些﹐我們就從數學模式上去推﹐只要哪個模式套的差不離﹐能預測股市動向﹐就成了。當年﹐這傢夥頂著副總裁的頭銜﹐錢賺得很多。後來我們失去了聯絡﹐華爾街近來裁員風起﹐不知這仁兄近況如何。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從不涉入股市的人﹐今天依然心態平穩﹐被股市套牢了的﹐則開始找災難的元兇。最近﹐終於有人發現了「兇手」﹐是一位在金融公司風險管理部門任職的華人統計學博士。有人說﹐是這位李祥林博士的評估違約相關性的公式，導致了金融界的多米諾骨牌效應。

坦率的說﹐抱怨一個學者的數學模式﹐不管是中國學者或外國學者﹐都有失公允。這就好像因為彈道導彈攜帶的核彈頭能大規模殺人﹐就可以歸罪於流體力學的奠基者一樣。金融領域的模式﹐有些從正常的管理需要出發﹐還是很有用﹑能幫人們算錢﹑賺錢的。

比方說在管理中﹐如果你是公司的擁有者或大股東﹐公司規模很大﹐必須僱用職業經理人來幫助經營。如果你想要這經理人盡心盡力﹑盡職盡責﹐把公司真正經營好﹐你該怎麼辦呢﹖辦法之一﹐是讓經理們有部份股份﹐那他們就會與公司的命運系在一起﹐會同甘苦﹑共患難。至少﹐在理論上應該是這樣的。

但光有股份還不夠﹐如果經理人安於現狀﹑不思進取﹐公司整體的財富不能增長﹐那也不行。所以﹐為了更好的鞭策高管﹐就有了「期權」的概念。所謂的期權﹐是可以在未來以特定的價格購買公司股票的權力。通常﹐這個特定價格是今天的價格﹐而在未來﹐比如一年以後﹐如果公司股票上漲﹐經理人就可以按一年前的價錢購買﹐並立即轉手賣掉﹐而賺到股票上漲的那部份錢。這個辦法﹐可以刺激經理人積極進取﹐為股東創造更多的財富。

但這「期權」的權力本身﹐究竟值多少錢呢﹖如果把這個期權也投放市場﹐成為交易的對象﹐該怎樣定價呢﹖三十多年前﹐佈萊克(Black)和蕭爾(Scholes)提出了著名的佈萊克-蕭爾(Black-Scholes)公式﹐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們的理論奠定了期權交易市場的基礎。

但即使這樣一個廣泛應用﹑廣為接受的模式﹐日常運用之中﹐人們往往忘記了﹑或忽略了模式的局限性和它的嚴格假設。其局限性包括﹐在股市大幅度劇烈變化的時候﹐比方在今天股市崩落的時候﹐它是不適用的。還有許多風險﹐如社會風險﹑政治風險﹐都是模式不能涵蓋的。

在李祥林的違約相關性公式中﹐情況也很類似。一個計算風險可能性的簡易模型﹐被用來計算複雜的金融產品的風險相關性﹐成為新興衍生金融工具的價格基礎。當它被投資者、評級機構﹑監管者大量使用時﹐人們也忽略了模型的發明者早就提出的局限性警告﹐忽略了基本的假設條件﹐也不考慮變化了的市場條件。在市場瘋狂逐利的狀態下﹐人們對模型數據的信任成度﹐已經超越了理性和理智。

反省華爾街的災難時﹐我們應該問一個更根本性的問題﹕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真的能用數學模式來模擬嗎﹖模擬的本質﹐是假定人的社會活動遵從數學或統計的理論﹐我們可以用實證主義的規律來衡量。如果從無神論的角度看﹐人不過是一堆堆肉﹐沒有靈魂﹐腦死亡之後就什麼都沒了。如果真是這樣﹐遵從統計規律﹐也許說得過去。但是﹐如果實際情況不是這樣呢﹖

物質世界的實證主義規律能否在人類社會使用﹐值得深入的檢討。那些美妙的數學公式﹐也許可以暫時作為算錢﹑賺錢的工具﹐但如果忘記了它的局限﹐讓公式成為決定人們命運的力量時﹐可能就很危險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