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6日訊】財產權，是指人們對財產佔有、轉讓、享用其收益的權利。既然是一種權利，那就意味著不容侵犯，意味著人們甚至可以用暴力來保衛它。換句話說，在財產權面臨威脅時，人們使用暴力是正當的。當然，在非緊急狀態下，暴力是由國家機器來代為實施的。

財產權應該享有這種地位嗎？應該允許人們使用暴力來保衛財產權嗎？財產權真的那麼重要嗎？對這些問題，一般有兩種回答。

一種回答是，財產權是不正當的。法國的普魯東說得最為典型，他的觀點概括為一句話就是：財產權就是盜竊。他們認為，用暴力維護財產權就等於用暴力去掠奪他人。財產權就是富人和權貴階層用來維護既得利益、並繼續剝削窮人的工具，是平等和正義的敵人。因此，必須設法遏制財產權，至少要削弱。

顯然，這種觀點就是左翼社會主義思想。從納粹到民主社會主義，左翼社會主義思想多種多樣、互不認同，但對私人財產權的否定是他們的共同特點。

另一種回答來自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以來的經濟學家都主張財產權，認為財產權是社會存續和經濟發展的基礎。到了二十世紀，經濟學的新發展進一步論證了財產權對於經濟發展的基礎意義。在這方面，科斯等人開創的新制度學派創見尤深。他們從交易費用的角度深刻論證了財產權對於社會和經濟發展的作用，以及否定削弱財產權以後社會將不可避免地遭到損失。

因此，主流經濟學家一般都主張建立以財產權為基礎的自由憲政社會。他們讚美資本主義制度，反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福利國家等等集體主義制度。

看起來這兩種意見一正一反，正好提供了對立雙方的觀點，但實際上其中有不均衡的地方。那就是，反對財產權的人把自己的反對建立在道德的基礎上。他們認為社會主義是為窮人謀利益的制度，是在實現正義。但贊成財產權的經濟學家則把自己的觀點建立在效率的基礎上。他們一般並不直接談論道德和正義。實際上，他們相信，更高的效率就意味著更好的道德。「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建立在貧困基礎上的同舟共濟看起來溫情脈脈，但由於物質的匱乏，必然有著太多由艱難取捨造成的悲劇。

但畢竟經濟學家放棄了對道德、正義的直接訴求。因此，從根本上說，他們對財產權的態度是功利主義的。他們把財產權作為其他目的的工具。他們經常採用的論證方法是，設定一個目標，然後從效率的角度，用經濟學的知識指出最優的途徑，比如：你要快速的經濟發展嗎？那就削減政府開支，減少稅收。你要人民更高的生活水平嗎？那就不要破壞財產權，讓他們自由經營。

問題在於，這些目標，比如經濟發展，看似天經地義，無人會公開反對，但人們內心真正的目標也許並非如此，只不過他們不會說出來而已。比如，在獨裁者看來，最重要的事情是父子天下代代傳。更有一種獨裁者，奉行「哪怕我死以後洪水滔天」。他們很願意犧牲社會來換取這些可恥的目標。任期有限的官員，更關心任內的情況，完全有動機以犧牲未來換取當下的短期繁榮。公眾也可能由於各種原因願意犧牲經濟發展，比如為了得到更多的平等，或至少讓那些他嫉妒不已的富人變窮。敬畏自然的環保主義者則可能主張貧窮才能「減少對地球母親的傷害」。

如果經濟學家設定的目標不為人們所接受，他們的所有知識自然也就歸於無用。更重要的是，由於經濟學家放棄了對道德正義的直接訴求，於是就不經抵抗地讓集體主義者佔據了道德高地。結果，人們對經濟學家設定的那些目標只能滿腹狐疑，不願意接受。公眾之所以不信任經濟學，這方面的因素相當重要。這種不信任其實表明了公眾對於道德正義的內在追求。這當然是好事。

那麼，除了效率，還能拿什麼來為財產權辯護呢？或者說，財產權有沒有道德上的基礎呢？堅持財產權有沒有道德意義呢？是否符合正義呢？

答案當然是肯定的。

所有問題的出發點都在於人的本質。人，作為一種有理性的動物，能夠運用自己的理性，發現人不同於動物或者無生命物體的本質。人只要運用理性，就會發現兩個無可改變的事實：一、人總要通過有目的的行為來謀求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二、相對於人類的慾望，資源總是不足的，或者說，資源永遠是稀缺的。

否定這種本質的人不應該參加辯論。他應該立刻去死。如果他試圖參加辯論，就已經表明了他對人類本質的承認。

康德在論述正義原則時指出，所有的正義原則都必須是普遍原則，必須能毫無例外地有效用於所有人。

這條正義的基本原則首先永遠地把奴隸制排除在正義的範圍之外。許多適用於奴隸主的原則都不能適用於奴隸。

正義原則也排除了集體所有制。因為在徹底的集體所有制下，一個人使用自己的身體都要徵求別人的同意。這樣的制度只能導致社會和人類自身的毀滅。這就違背了人的本質。

如果奴隸制和集體所有制都是非正義的話，那麼唯一的正義原則就是人們擁有自己的身體。這被稱為自有權。然後，當人們運用自己的身體在自然界活動的時候，面對稀缺的資源，唯一合乎正義的分配方式只能是先用先得原則。只要某物是無主的，第一個佔有並有效開發它的人就是它的所有者。這被稱為先用先得權。如果否定了這個權利，就只能接受某種人為分配原則。那時，就必然出現分配者和被分配者兩種人。適用於所有人的正義原則不再存在，社會走向了非正義。

只要承認了自有權和先用先得權，就不難推導出整個財產權體系。這種對財產權來源的揭示，從一開始就把財產權和道德正義緊密聯繫在一起，指出財產權完全符合道德和正義。實際上甚至可以說，財產權是道德和正義面對稀缺資源時的唯一實現方式。這就是財產權的道德意義。

經濟學和追求道德正義的政治哲學通過財產權這一點取得了內在的深刻一致。而僅僅追求效率的經濟學則和政治哲學互不相關。經濟學家一般既不熟悉也不關心政治哲學。經濟學也因此失去了道德和正義基礎，並從根本上失去了人們的信任。

人們對道德和正義的追求是由來已久和一以貫之的。這種追求建立在人們自然而然的社會心理中。相反，對效率的追求卻離不開刻意的計算、分析和統計。二十世紀，經濟學出現了重大的倒退，並導致了自由的大衰落，人類社會在許多方面再現了十九世紀以前的野蠻和專制。之所以會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們相信和接受了某種錯誤的經濟分析和計算。而要求人們在這方面永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可見，經濟學和自由社會如果建立在效率上，就無異於把基礎建立在公眾始終掌握正確的經濟學知識上——但即使是經濟學家，敢說自己的知識一定正確嗎？自由如果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等於是沙灘上的大廈。

真正持久的自由基礎，必定要建立在深刻的道德和正義基礎之上，並因此為人們提供堅實可靠的信仰。幾乎一個世紀以來經濟學家對道德正義直接訴求的放棄已經導致了嚴重的甚至是悲劇性的後果。在重振自由的今天，必須把經濟學的基礎建立在道德和正義的基礎上。對財產權道德意義的論述在重建經濟學基礎方面邁出了第一步。經濟學家要在這個道德意義的基礎上重新認識財產權和建立在財產權之上的整個自由社會。

【《自由的倫理》，羅斯巴德 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10月。】

【作者名字最後一字（「楊」左邊取日旁）不能正常轉碼，因此以同音字代替。抱歉。】

－－原載：《鉛筆經濟研究社》，2009-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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