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8日訊】在上篇評論中，我談到了過去三十年來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大因素：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全球化帶來的機遇、以及中國政府在資源配置上的特殊作用。在這三個因素中，有的因素 雖然並無多少負面的效應，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正在或者已經失去了推動經濟增長的功能；有的因素則在其正面功能逐漸減弱的同時，逐漸發酵其負面的功能，日益 成爲經濟持續增長的阻力。

市場化的改革無疑是一項具有正面意義的舉措。微觀層面的改革、尤其是所有制的變革，提高了投資者、經理人和勞動者的積極性，從而提高了企業的經營效益。這是 中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基礎。與此同時，宏觀層面的改革，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國家資源的配置效益，使得既定數量的資源能夠推動更高的經濟增長速度。

毋容置疑，中國的改革在開始的時候的確需要改革者的政治膽識。但是說到底，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所産生的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講，只是一種補償性的增長。它是一種對過去極端的荒謬的經濟制度安排的反彈。一旦經濟轉型接近完成，由此産生的增長動力也就枯竭了。

中國是幸運的。正當中國經濟轉型産生的動力接近枯竭的時候，迎來了經濟全球化的第三次浪潮。與第一次經濟全球化浪潮（一八七零至一九一四年）和第二次經濟全球化浪潮（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末期之八十年代中期）不同，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一個顯著特徵是發達國家的資本逐漸實現了在全球範圍內的自由配置。

衆所周知，發展中國家要想實現經濟起飛，資本和外匯的缺乏是兩個重要的制約因素。沒有這兩個重要的生産要素，縱使發展中國家有再多的便宜勞動力，甚至有非常自由的國際貿易環境，他們也無法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這是因爲，如果沒有資本，勞動力便無法得到利用，因而也就無法實現其經濟價值。

以發達國家開放資本市場、尤其是准許資本向外流動爲特徵的第三次經濟全球化的浪潮，與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正好相銜接。大量的外國投資，不僅吸收了大量的中國廉價勞動力，也給中國帶去了勞動密集型商品的國際市場份額。中國有數以億計的勞動力就這樣參與了國際分工，在國際經濟中充分了實現了李嘉圖所說的比較優勢。只要對比一下中國國民深産總值的增長和中國對外出口的增長速度，我們不難看到，自上個世界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後者常常是以兩倍甚至三倍於前者的速度增長。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參與經濟全球化是中國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作爲一個大國，尤其是作爲一個具有衆多的剩餘廉價勞 動力的大國，借助全球化來實現高速經濟增長並非一個錯誤戰略。問題是，這種依賴國際市場的發展戰略同時也可能帶來兩個方面的副作用。一是如此“容易”得到的增長，很容易使得政府和民衆從快速的增長中得到近期的利益，從而疏於解決、甚至掩蓋其他深層次的矛盾和結構性的問題。二是任何國際經濟的波動將迅速對國 際經濟産生巨大的影響。

有遠見的政府在依靠國際分工爭取國民利益的同時，也應該從戰略入手，不斷調整自身的經濟結構，解決制度性矛盾，防範來自國際市場的衝擊。遺憾地是，由於種種政治因素，中國政府沒有能在這方面下功夫。不僅如此，中國政府甚至利用非民主的國家體制，引領著中國經濟朝著相反的方向行進。這一點，我將在下篇評論中進一步分析。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