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7日訊】經濟危機責任論
2009年伊始,全球經濟依然哀鴻遍野,中國同樣面臨著危機的巨大考驗。
經濟頹勢舉世皆知,但溫家寶總理關於”本次金融危機是由華爾街引起”的定論卻讓人疑惑不解:如果單指”華爾街金融市場”似有一定的道理,但要將”華爾街”與”美國政府”等同的話,則屬不負責任的偏頗之辭–像是一個怨婦的哀歎,歎自己不幸卻無顧曾經的益處和可能的未來,想要權利分享卻不願責任共擔,似乎忘記了中美經濟是生產-消費、供求平衡的一幣兩面關係。
這緣於中國的習慣,在國內有了功勞歸領導,有了責任歸屬下;在國外,有了利益歸中國,有了損失推外國,本次”危機責任論”同樣概莫能外。
事實上包括中國在內的任何國家皆是世界經濟危機的肇始國和受傷國。中國的經濟危機在沒有金融風暴衝擊的 08年初就已經爆發,如南方企業倒閉潮,樓市低迷,股市暴跌,人民幣外升內貶,再有中國畸形的經濟模式數年前就已經出現了”拉美化”傾向,並正在向”奴隸經濟”的深淵加速滑行–美國金融危機無疑給了中國一個借坡下驢的台階和一塊故技重演的遮羞布,將多年來的決策失誤責任全推在美國身上。
經濟運行是有宏觀規律和週期性的,在本輪經濟發展達到頂峰並已處於泡沫級時,將其泡沫成份引爆然後重新進行整合是合理且必然的選擇。在此過程中有先見之明者,必然會提前進行升級和預防,以增加抗風險能力,而不是坐等風暴來臨時束手無策。
可本次危機之”突然”,別說中國、連美國的經濟學家們也因”身在廬山不識山”,也被貌似繁榮的經濟泡沫迷亂了眼睛,也沒有能夠及時地預測到危機的出現–既是人人有份的必然結果,則只有共同應對,而不是相互指責和推托。
中國經濟先天不足
就中國的經濟模式此前已有人提出其中的種種不合理性,經濟危機的惡果早已種下,如重商輕工,重外輕內,重投機輕投資,重數字輕整合,重投入輕產出,重能耗輕環保,重基建輕民生,重官營輕私營,等等,但政府對此一直熟視無睹得過且過自欺其人,並以”世界工廠”自娛其樂,到頭來成為”經濟奴隸”還執迷不悟,除了轉移國人視線藉故推托政府領導責任外,似仍無悔改之意,真可謂是”無可救藥”了。
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進出口、內需與投資,占”半壁江山”的進出口如今已喪失殆盡,內需根本沒有啟動,只剩下政府主導的”投資拉動”。脆弱的金融和社保體系,在面對危機衝擊時不具備任何防火牆功能,加之”後奧運經濟時代”的來臨所帶來的下滑頹勢, 數病歸一,為中國行將崩潰的經濟雪上加霜,必然使此前在短期經濟繁榮的外表下沒有顯現出來的諸多隱患暴露無遺。
為求亡羊補牢之效,政府強力推出規模宏大的救亡工程,從千億減稅到四萬億央投到地方十八萬億的宏觀設想等不一而足。但表面再怎樣口吐”蓮化”,本次危機要的卻是真金白銀並具體落實到位–可這筆資金從何而來呢?由投資而加大的資源浪費、環境破壞、貪腐橫行、社會分化、產業畸形佈局等,皆尚未能在顧及之列。
華爾街≠美國政府
有人說美國政府一直在操控華爾街的走向,其實這是獨裁經濟人的絕對思維意識。
美國是自由經濟的國家,政府的權力是有限的。華爾街的運作靠的是市場的自然調節和世人公認的遊戲法則,就算政府想來左右經濟人的市場行為,多數時候也是力不從心的。如果有,美國何必要等到現在,被金融危機”折騰”得體無完膚才”出手”救市?在美國的自私保護下,華爾街在世人面前長期以來建立的誠信度和公信力又從何而生呢?
此次金融危機由華爾街引起沒錯,但卻非華爾街存在本身之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華爾街是全世界的一個”金融集貿市場”,是全球資本聚集博弈的中心,是一個交易平台,全球經濟的高端整合全部要體現這裡,與政治上的那個”聯合國”並駕齊驅各有所重,佔據著人類生活的半壁江山,它已不僅僅是美國人的華爾街,而早就是世界的華爾街了,它已名符其實地成為人類的一個”經濟聯合國”。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只是其中的一個客戶,賠掙全在於自己的運作能力和運氣,與市場平台毫無權責關係。試想:有哪家上市公司因為在股市交易場所圈不到錢而將責任歸咎於股市本身,掙了錢卻自己偷著樂的?誰又能保證自己的屁股是乾淨的?
有了這個定義,如有人還在對華爾街之存在於美國而萌生不合情理的指責,則就要再想一想:是否因為”聯合國”在美國,就要將世界上所有經由”聯合國”產生的權、責、利都要歸於之它所在的美國本身?
中國危機的根源
中國人犧牲生活水平、資源、環境和道德,造就了外國人的幸福生活,也堆起了本國政府的驚人財富和超硬權勢,這就是改革的後果。但國人多認定財富讓外國人用”國際規則”搶走了,卻從不認為自己承受的是內外雙重盤剝,視而不見政府的掠財之道和非人之策。試想:外國人的搶掠得以實現,是否首先應追究我們自己”當家人”的放縱責任,他們是否還在奉行”寧贈友邦,不與家奴”的滿清政策呢?有甚者,竟欲再次閉門鎖國歸隱田園,則更屬無稽之談。
有此次危機出現,從中期說是中國三十年前不得不”改革開放”的必然一遇。在互惠互利願打願挨地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接軌了多年之後,沒必要將一時的不順和責任合盤推給合作者,要怪,也只能怪自己不成熟或是貪慾太重。若從遠期說,眾所周知,則只能怪”祖宗之制”了。
所以,中國最大的危機出在體制,”由於官僚特權階層的巧取豪奪,破壞了經濟的發展。2006年4月《全國地方黨政部門、國家機關公職人員薪酬和家庭財產調查報告》報告披露:黨政幹部已經形成社會特權有產階層,其中地廳級以上幹部已是官僚特權階層。官僚特權階層年收入是當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是當地農民年均收入的25~85倍。2006年世界銀行報告稱,中國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財富,美國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為世界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中國人要準備過苦日子 曹維錄 //www.tvsmo.com/b5/8/10/25/n2308801.htm
回觀此次經濟危機,要求中國人表現的不是小肚雞腸和自私自利,或是怨天憂人潑婦罵街,而是對外體現一種大國責任和領袖風範,對內善待其民反徹自省,拿出承擔和勇氣,智慧和決心,與世人共渡難關,方為善策。
習近平在澳門說:只要精神不滑坡,辦法總比困難多。希望這是真的。
警鐘於2009.2.2.
──原載《民主中國》(//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