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就出在這個費用上。他認為律師拿了他的錢卻沒有給他辦成居留，而且心存疑慮是不是這個律師和他的二奶一起欺騙他，所以他藉口沒有帶足夠的錢，有一筆幾千歐元的律師費一直拖欠著，而律師實際上在發現他的公司出現問題的時候進行了有效的挽救措施，使得公司不至於破產，等於幫了他大忙。

「黨官」的朋友們都看出律師本人是清白了，但是他自己並不容易信任別人。一次他和稅務師，律師一起商談，律師又提到費用問題，他堅持不給，律師一氣之下站起來走人了，而我作為律師請來的翻譯，不知道我的費用問題如何解決，就問他。他說：「你是律師請來的。」哈，那好吧，我還是識相一些吧，還等別人來轟嗎？那不就太難看了嗎？於是我也起身走了。剩下了他和德國稅務師兩個人大眼瞪小眼。

其實那次會談一進門，我就覺得有些彆扭了，當時律師先走進會談室坐下，我跟在律師後面，正要在律師的右手邊的座位坐下，在我後邊的「黨官」一指律師左手的座位，用上級對下級的及其冷漠傲慢、不可商量的語調說：「你坐那裏。」我沒說話，就坐到了旁邊。這種人我要生他的氣就說明我和他一般見識了，那不就是對我的侮辱了嗎？不過修行不夠，還是有些忿忿。

沒幾天他又透過他的朋友和律師聯繫，希望他繼續幫助他。這個結局一點都不出乎我的意料，因為那個律師確實盡全力挽救了他的公司，他要再找個律師，能保證會這麼盡心盡力地給他辦事嗎？所以我又有了一次和他見面的機會。在他住的酒店的大堂裏我們又見了面，他堅持讓我們去他的房間，可能覺得大堂不方便，但是我們這次堅決不去，因為他的房間裏總是煙霧繚繞，他每次都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煙，而我和律師都不吸煙。在那樣的房間裏呆上一兩個小時實在是折磨。

當他從電梯裏出來時，他就像沒有看見我一樣鐵青著臉從我身邊走過。在中國，不要說哪個翻譯敢撂他的挑子、說不幹就站起來走人，就是走在他前面都沒有一個翻譯敢。這次談話他又有三個當地的朋友在場，其間，他憤恨地對我說：「你當時不該走。」我從鼻子裏哼了一聲，什麼都沒說，律師看出了端倪，一定要知道他剛才說了什麼，我告訴了他，律師搖了搖頭，也什麼都沒說。那一次他還是沒有付款。

後來他的一個朋友幫他把我的翻譯費用付了，還說，他去賭場輸了幾千還是幾萬歐元，所以沒有錢了。我一聽，他有錢去賭場，沒有錢付給我幾百歐元的翻譯費。這種人無法合作，就打電話向律師表示，以後再也不給這個「黨官」做翻譯了。這樣我炒了他的魷魚。

我不是唯一炒他魷魚的翻譯，我之後的那個翻譯只給他翻譯了一次就不幹了。律師事後告訴我，那位翻譯也是位女士，因為這個案子及其複雜，在翻譯的過程中可能有不清楚的地方，結果這位「黨官」就聲色俱厲地罵她翻譯得不好。之後這位翻譯在給律師打電話說不幹了時，據說聲音都哽咽了。

順便說一句，在德國開一個有限公司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費用非常高，即使公司不運作，給稅務顧問的費用，租辦公室的費用，給勞工局的個人所得稅，給疾病保險公司的保險費加起來一年也要好幾萬歐元。當然「黨官」還有包二奶的費用，賭博的費用，來回機票的費用，請客吃飯的費用，公司出現緊急狀況請律師的費用，可能還有我不知道的費用，一個工商局長的工資才多少錢呀，他的錢怎麼就跟流水一樣嘩嘩地出來呢？說白了，就是用中國老百姓的錢為他自己買一個德國居留。只要有了德國長期居留，日後再有德國國籍，就沒有後顧之憂了，他的那些錢大概也能像流水一樣嘩嘩地流到德國的帳戶裏了。

我們這個城市的工商局長我沒有接觸過，但是從我給那麼多辦公司的中國人的經歷中看，德國的工商局長應該沒有什麼機會接受賄賂。在德國的中國人想通過辦公司留下來不是件簡單的事情，生殺大權就掌握在德國工商局的手裏，一些中國人身在德國這個法制社會，但是沒有改變中國的非法制社會的思維習慣，他們希望德國律師們通過某些特殊手段把德國工商局搞定，如果在中國肯定可行，而且工商局的人會因此大發一筆。但是我接觸過這麼多德國律師，沒有一個例外，都說，這條路不行。在一個法大於黨，法大於權的國家，人們對於法律是有一種普遍的敬畏的。所以不可能出現培養「黨官」的土壤，當然也不可能有如此「黨官」。@*(//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