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常把一個公司或一個組織比喻為生長的有機體，要有良好的根基，要有正確的信念，要有可持續發展的導向，這個生命體才會強大和有活力。而中共靠馬列邪教維系，靠暴力打倒「舊世界」，靠邪惡手段攫取政權，靠欺騙拉人入黨，《九評》出世後，中國人要做中華子女，不做馬列子孫的呼聲振聾發聵，邪黨的組織在解體，其靠倒行逆施妄圖綁架全民的歷史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值此中共垂死掙扎的時刻，我們來看看歷史的車輪是如何轉動的：

一、近代史大清朝的土崩瓦解

從大清朝土崩瓦解的過程我們也可以得到一些啓示：1840年之前的中古時代，大清帝國以天朝上國自居，對當時的國際環境和國際慣例並不瞭解，當時的中國沒有國際外交，只有「剿夷與撫夷」，通商制度上西洋的商人只限於廣州一口。英國曾經兩次向中國的皇帝要求建立邦交，但中國只把他當作一個藩屬的貢使。中國閉關鎖國，西方世界日益強盛，英國用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的貿易大門。從此，列強再不給中國平等待遇。

從史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其實當時的中國，在內政上，道德已經衰微。雖然有一些士大夫堅守孔孟之道，但整個社會的腐敗是不可逆轉的。科舉求官，衙門加多，官吏貪污，人民所受的壓榨日益嚴重。權臣和珅「積有私產到九萬萬兩之多，當時官場的情形可想而知。」「歷嘉慶、道光兩朝，中國幾乎無日無內亂。」（《中國近代史大綱》）

清政府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的確進行了大力的改革。有史學家說「若使同治、光緒年間的改革移到道光、咸豐年間，我們的近代化要比日本早二十年」。但是史學家同時也分析了中國人的守舊性和舊文化的不可動搖性。從洋務運動到維新變法，從君主立憲到民主革命。但是一個舊的體制，怎麼會容納「這種優美的行政，必有文化和思想的背景和源泉。」（《中國近代史大綱》）

孫中山提出了民族復興的方案。他早年出國，最早接觸外國的政治與科學的思想方法。光緒十年（1884年）的中法之戰、光緒二十年（1894年）的中日之戰給了中山先生很大刺激，此後棄醫從政，組織興中會，宣揚革命救國。「庚子（1900年）義和團運動後，全體人民感覺清朝是我民族復興的一種障礙。」（《中國近代史大綱》）

迫於壓力清政府預備君主立憲，同時大搞皇族內閣和鎮壓國會請願。辛亥武昌起義後，立憲派也傾向革命。「一個月之內，湖南、陝西、江西、山西、雲南、安徽、江蘇、貴州、浙江、廣西、福建、廣東、山東十三省相繼宣佈獨立，並且沒有一個地方發生激烈的戰爭。清朝的滅亡，不是革命軍以軍力打倒的，是清朝自己瓦解的。各獨立省選派代表，制定臨時約法，並公舉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的臨時總統。我們這個古老的帝國，忽然變為民國了。」（《中國近代史大綱》）

貌似強大的、不可動搖的大清帝國壽終正寢了！清王朝是被列強打倒的，也是被民主共和的革命思潮打倒的。正是一次次的戰敗使中國人轉而學習西方的技術和政治。面對一次次的喪權辱國、割地賠款，中國如何才能避免亡國滅種的命運，重新振作起來，是當時每一個憂國憂民之士所思考和探索的。

早在清初，《四庫全書》將「西方學術」編入另冊—-「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這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濫觴。20世紀初，國粹派和國粹主義興起，「保存國粹可以強國」，宣傳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

大清國戰敗了，中國戰敗了。但那只是一時的。不應因此拋棄中國傳統精神和文化，直到今天，儒家文化依然為世人所珍惜，即使今人已不能理解和自律，但是「天人合一」的精神和對文化之根的追求是不滅的。相反，一味的西化，盲目的崇外，卻使中國的傳統文化受到了巨大的衝擊。1927年五月，國學大師王國維毅然自沈頤和園昆明湖，他是為傳統文化在抗爭與「死諫」。

二、二十年前蘇聯的瓦解

1917年，布爾什維克通過十月革命以暴力奪取了俄國政權，最終在日後成為蘇聯共產黨。列寧逝世後，繼任者斯大林為了鞏固個人地位，通過殘酷的手段打擊政治對手，以肅反的方式對黨、國家和軍隊的領導人展開了大清洗，是蘇聯歷史上最恐怖、最黑暗的時期。蘇共高度集中化的政治經濟體制，成功地把蘇聯改造成了一個重工業和軍事上的強國，但是人民生活水平並不高，缺乏民主，號稱代表人民利益的黨的幹部群體，逐漸蛻變為一個與人民利益對立的官僚特權階層，與人民利益的根本背道而馳。

1953年斯大林去逝後，蘇聯共產黨高層領導人之間進行了幾年的政治鬥爭，最後赫魯曉夫成為了最高領導人。此後，赫魯曉夫結束了警察恐怖，釋放了數百萬政治犯，為近2000萬人恢復了名譽。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最後一天做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全面批判了對斯大林個人崇拜，並對斯大林進行了全盤否定。在去斯大林化的過程中過去的斯大林派人物被撤職，斯大林時期的嚴密的監視和控制被放鬆，部分反對派人物被平反，蘇聯對其衛星國的經濟要求放寬。在文化上在這些國家出現了「解凍」，在波蘭和匈牙利原斯大林派領導人被推翻。

1964年，赫魯曉夫下台，勃列日涅夫獲得政權，蘇聯進入勃列日涅夫時期。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對外推行擴張政策，並與美國開展了大規模的軍備競賽，耗散了國力，加劇了蘇聯國民經濟遇到的困難。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被視為蘇聯向世界展示社會主義的櫥窗，但是由於入侵阿富汗，卻變成了有史以來抵制國家最多的一次奧運會。

1985年，共產黨改革派人物戈爾巴喬夫接掌政權。戈爾巴喬夫在蘇聯開啓了改革的歷程。改革, 要打破傳統體制的重重阻力,
首先要掃除各種思想上的疑慮和障礙, 使人們從僵化半僵化的狀態中解放出來。1986年11月,戈爾巴喬夫在一次講話中對社會科學的狀況進行了嚴厲的批評, 認為各類社會科學的教科書都存在公式主義、教條主義、形式主義和枯燥無味的毛病, 因此必須重寫。1987年初, 在另一次會議上, 戈爾巴喬夫承認, 在蘇聯歷史的研究中確實存在許多「禁區」, 他提出歷史中「不應該有被遺忘的任務和空白點」。 大批政治案件陸續平反, 一系列文藝作品解禁, 填補「歷史空白點」逐漸推開, 「歷史熱」不斷升溫。這個時期出版了種種關於歷史問題的著作、文章、回憶錄、言論。過去的「禁區」被打破, 歷史檔案不斷開放, 許多鮮為人知的史實撩開了面紗, 這不能不引起廣泛的反響和對歷史真相的關注。

從經濟體制改革，提出「加速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方針」，改變過去舊的、僵化的、高度集中的經濟模式。到政治體制改革，提倡公開性和民主化，「改革政治體制」，實行「社會主義多元化」和「輿論多元化」。如何改變蘇共為按民主作風組織起來的政黨，成了擺在蘇聯共產黨內每一個黨員面前必須回答的問題。1989年，共產主義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積累的錯誤發生了總爆發，從1990年到1991 年中，一年半的時間裡蘇共黨員人數減少了420萬，即將近1/4退黨。共產黨及其政治目標在東歐國家日益不得人心，東歐國家的共產黨政權紛紛倒台。蘇聯加盟共和國政府也紛紛效法東歐諸國，意圖脫離蘇聯而獨立。

歷史進程超出戈爾巴喬夫的想象，但是他自覺的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來阻止事態發展，既沒有運用軍事力量，也沒有支持一些掙扎中的政權。1989年6月訪問西德時和科爾簽署了聯合聲明：認為每個國家都有權自由選擇本國的政治制度。這一決定使他因柏林牆倒塌而贏得了榮譽。

在1991年年底，他同白俄羅斯及烏克蘭的總統在白俄羅斯的首府明斯克簽約，成立獨立國家聯合體（獨立國家國協），從建立一個類似英聯邦的架構來取代蘇聯。蘇聯其他加盟國紛紛響應，離開蘇聯，蘇聯在此時已經名存實亡。

1991年「8.19 事件」後，作為蘇聯政權核心力量的蘇共被迫停止活動。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等人開始籌劃用一種新的體制代替蘇聯。經過一番準備，葉利欽和烏克蘭總統克拉夫丘克決定與白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舒什凱維奇一起舉行三個東斯拉夫國家領導人會晤，來商討蘇聯的最終命運。

蘇聯在事實上走完了自己74年的生命里程，而策劃這一重大事件的只是3個蘇聯地方政權領導人，決策時間僅僅用了不到兩天。5個人7小時制定蘇聯解體文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作為一個國際法主體和地緣政治現實已不存在」。協議確定了合作的基本範圍，包括經濟、政治、軍事、運輸等問題。此時，全國仍在睡夢中，蘇聯的末日已經來臨。1991年12月25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宣佈辭職，將國家權力移交給俄羅斯總統。蘇聯作為一個主權國家正式停止存在而滅亡。

回顧這一段歷史，不難看出，共產黨因其反人性、反宇宙、反自然而為禍人間，最終難逃解體的命運，被歷史所拋棄，被人民所唾棄。蘇聯兩年的大清洗開創了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的先例：一個政黨將自己一半的成員逮捕，一個政權將自己多數的上層成員處決，一支軍隊的軍官團在和平時期幾乎被全部消滅，一個國家的公民看到門外有汽車停下就懷疑自己將被逮捕。這一切只為了維護黨的獨裁統治。共產主義的歷史苦果，人們都早已品嘗，且遠未結束。人們對理性與和平的嚮往看清了共產主義的邪惡恐怖，東歐的人民為解體共產邪魔做了自己應該做的。

如棋世事局初殘，
共濟和衷卻大難。
豹死猶留皮一襲，
最佳秋色在長安。

共產國際邪惡的聯盟徹底解體，只剩下中國。

三、中共邪靈的解體

中共繼承了馬列的邪皮，大搞專制、鎮壓等恐怖統治，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次政治運動，「永恆的恐懼感是中共黨史的最大特徵」（《九評》）。通過深思細閱《九評》，我們能得出中共邪靈解體的必然性：

1. 中共建政後，與所有的開國之君大赦天下不同，而是大興殺戮。土地改革消滅地主，二千萬人帶上「地、富、反、壞」的帽子。工商改造消滅資產階級，取締會道門、三教齊滅，自此打破了傳統的社會倫理體系確立了中共的一黨天下。之後收拾知識分子，划成五十五萬右派；人民公社、大躍進中的大飢荒餓死四千萬老百姓。又從文藝界下手發動文化大革命，期間700多萬人死於非命。

俄羅斯總統普京針對蘇聯大清洗說過：「這樣的悲劇在人類歷史上曾反復上演，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於人類的基本價值觀—-珍視生命、人權和自由之上。」大清洗是一個民族的決定，只要它選擇了社會主義，或被社會主義選擇，就選擇了通向大飢荒和大清洗的命運。所有的國家都不曾例外。

當世界上的人們都在反省共產主義的時候，中共還有甚麼理由能立足？

2. 中華文化是神傳文化，而中共戰天鬥地，從來也沒有祭拜過黃帝，它不是中華民族的薪火傳承者，而是竊國奪權、危害眾生的邪靈。今天的中國傳統道德喪失殆盡，自然環境被強力破壞，貪污腐敗無可救藥，黑社會、吸毒、賣淫充斥中國大地，人民的言論自由被剝奪，這一切都是不信神佛、戰天鬥地的中共及其邪惡統治帶來的惡果。

神會把萬民大業交給一個這樣的邪靈嗎？《尚書》中記載了很多有道伐無道的言行，當暴君自絕於天，民眾也會詛咒他，上天聽到民眾的呼聲，就會拋棄他、降下災禍，上帝只會將天命給有德行的人。所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

中共不能治理好天下了，它已經成為人民利益的最大榨取者，只會歇斯底裡的迫害人民。

3. 中共的起家是非法的。「中國古代的改朝換代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禪讓；一種是中華民族內部的不同部落或國家的相互取代。天理不允許一個國家的臣子（官員或老百姓）以非禪讓的方式改朝換代（《由朝代更迭看天象變化的特徵》）。中共政權的取得本身也是非法的，在國難當頭之時，中共非但不抗日，反而搞破壞、鬧獨立，當局稱為「赤匪」。中共做為中華民國統治下的一個非法政黨，所幹的就是謀反奪權的構當。它既不是民選，也不是君權神授，一個亂世竊權的國賊，其命肯定長不了。

4．天災警世。在中國大陸，近年的天災特別頻繁、異常、暴烈。「薩斯」（SARS）、禽流感、H1N1瘟疫的流行；四川省汶川發生7.8級大地震；普遍乾旱，氣候異常，黃河斷流，冰雪災害等等。由於中共無神論的毒害，越來越多的國人不願意接受”天災譴告說”，反而崇尚「戰天鬥地」，「改造自然」，破壞生態，所以只能遭到大自然的報復。人們對天災的認識走入了歧途。

傳統儒家講究「天人合一」，「道行天下」、「天人相通」的理念，要追溯到三皇五帝時代。認為天災的出現是對國家失道行為的譴告，若對天之譴告不思反省，異象和天災就會來臨，以警示世人。倘若還不能改過，真正的災害就會來到。《春秋繁露》中董仲舒說：「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中共從未在天譴面前反省過，從來都是把天災擴大為人禍，每次都是叫喧與天鬥與地鬥甚至與疾病鬥。狂妄之極只能是禍國殃民。

5.中國人真的覺醒了。華夏兒女是有信神的底線的，「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換句話說，中華兒女是有深厚根基的，文化內涵骨子裡都是，血液裡都有。雖然中共倒轉乾坤血雨腥風，但是只有一息尚存，良知尚在，中國人就不會做馬列子孫。6400萬人退出了黨團隊組織，而且這些人一旦明白了，就現也不會助桀為虐，他們就會起正面作用，就是有未來的生命了。同時，普世的價值觀得到認可，人權與法制的觀念將給中共以實質的打擊。

四、誰是先進的中國人？

中共自稱「先進」，當然把共產邪靈引進中華的中國人也被稱為先進的知識分子。我看他們完全是異類，否則土生土長的中國人怎麼會接受無神論、暴力和階級鬥爭？怎麼會打破和諧的天地人關係和宗法倫理，搞甚麼痞子革命，窮人翻身？

20世紀交的中國，一大批學貫中西的有識有士，他們有思想、有骨氣。比如《新政真詮》的作者何啓和胡禮垣，提出「內修政治，君民相維」，提出國家公平的原則，論證了「行選舉」、「設議院」的合理性，提出「重商」、「愛民」，提出言論自由等。其關於「民智」與「民權」的論述尤為精彩—-「民之所知謂之智，民行其智謂之權。」反對者說「民智未開」，中國的民智早在堯舜三代時期即已開之，因為「未有民則無智，既有民則有智，國未立則智不顯，國既立則智必彰。」中國在堯舜三代時期既已立國，那時民智也就已經開啓。「中國民智之開，其先於泰西各國者蓋數千年」。所以說民智的問題不是開不開的問題，而是用不用的問題。

比如梁啓超，早期積極引進西方文明，後來親到歐洲考察，既看到了西方文化的發源地，思想自由、個性解放、科技發達、政治有序，具有法治傳統，共和觀念深入人心，又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社會危機，看到「科學萬能」走到了極端，將社會「物質」化了，「把一切內部生活，外部生活，都歸結到物質運動的必然法則之下，引發了精神飢荒。」（《飲冰室合集》）歐美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對西方社會文化發生了動搖，迫切地想從東方文化中尋求救助。梁啓超尊重中國傳統文化，尤其尊重儒家哲學。並在學術思想序中說：「余今日之根本觀念，與十八年前無大異同；惟局部的觀察，今視昔較為精密。」反對「青年腦筋中，充滿了一種反常的思想。如所謂『專打孔家店』、『線裝書應當拋在茅坑裡三千年』等等」（《儒家哲學》）認為「無論怎樣好的學說，經過若干時代以後，總會變質，參雜許多凝滯腐敗的成份在裡頭。」「因此，須有些大黃芒硝一類瞑眩之藥瀉他一瀉。」「但要知道，藥就是藥，不能拿來當飯吃。」「中國諾大國家，有幾千年歷史……我們這個社會，無論識字的人與不識字的人，都生長在儒家哲學空氣之中。」中國人是受過文化洗禮的。

再比如辜鴻銘，精通9種語言，獲13個博士學位，倒讀英文報紙嘲笑英國人，說美國人沒文化。20世紀初，當中國知識分子大力宣講西方文明的時候，他卻用西方人的語言倡揚古老的東方精神，他的思想和文筆在極短時間內轟動了整個歐洲。創造性的向西方譯介了「四書」中的三部，即《論語》、《中庸》、《大學》。英文著作有《中國人的精神》等。世界大戰中對文明的思考，「真正的中國人是無價的文明財富」，中國人過著心靈的生活，中國文明的特徵就是：精深、博大和淳樸。

或許，在那個邪靈出世的大變革期他們沒有實現自己的抱負，但是他們真正中國人的思想卻在歷史的長河中經受住了考驗。他們才是先進的中國人。

五、振興中華，回歸神傳

「振興中華」最早是孫中山提出來的，也是先進中國人的歷史使命。中共竊國六十年，中國沒有民主，沒有富強，沒有人權，沒有希望！只有早日解體中共邪靈，才能救中國。

近百年的歷史，波瀾壯闊。其間中國人經歷了戰爭、欺騙和凌辱。痛定思痛，無論是開明的接受西方的民主還是潛心的回歸中國傳統文化，還是創造性的發展改變。中國人都必須敬天知命，敬畏神佛，回歸天人合一的境界。 (//www.dajiyuan.com)